阅史有感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扼要概述《魏征列传》中所叙述的太宗与魏征的君臣关系，并由此生发阅读史传的感想。

从正面落笔，文章写道：“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新唐书·魏征列传》不厌其详地记载诸多魏征进谏与李世民纳谏的故事，并称道：“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议者谓贲、育不能过。”有一次设宴丹霄楼，李世民“酒后吐真言”，对妻舅兼宰相长孙无忌（594—659）抱怨道：“我对魏征，能做到弃怨用才，无羞古人。但是每次魏征进谏而我不接纳时，我跟他说话，他偏不立即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听到后，回答说：“臣因为事情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进谏。如果您不接纳，我还答应，恐怕您就那么做了。”李世民说：“你就暂且答应，等有机会再次申说，难道这也不行吗？”魏征回答说：“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只有当面听从进谏，才可以再加申说的。怎么可以当面答应您，事后又加以纠正呢？”李世民大笑道：“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魏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资治通鉴》，3870—3871页）也许正是读到君臣二人这种掏心掏肺、坦诚相见的对话，曾巩才深有感触地说：“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

从反面立说，《书魏郑公传》写道：“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新唐书·魏征列传》记载，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李世民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交付负责编写起居注的史官褚遂良做参考。李世民听说此事后听信谗言，怀疑魏征借此博取清正的名声，心中很不高兴。所以魏征去世不久，他就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愤怒地下令毁掉魏征的墓碑（3881页）。曾巩批评这种做法是“失终始之义”，用的是《尚书》的语典。《尚书·太甲下》说：“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伪孔安国传曰：“明慎其所与治乱之机，则为明王明君。”古人认为，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明君是应该慎始慎终的。读史至此，曾巩又不禁深致感慨，说：“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当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记叙与议论，曾巩这篇文章想要着重说明的，并不仅仅是李世民与魏征的“君臣相得”与“君臣相失”，而是“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正是有赖于史书的明文记载，才能使后人见其得失，有所启发。换句话说，这篇文章要表达的真正主旨，是史书必须如实地记载朝廷中君臣的谏诤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