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

人民公社化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分田包干责任制以前，农村的组织体系都是绝对的政社合一制，也就是在社会一体化的基础上，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相当于今天的镇。公社所在地设有中学、农机站、邮电所、粮库等。公社领导先是书记、副书记，后来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其他有武装部长、文书等，为全脱产。公社之下为大队，相当于村，领导包括书记（后来是革委会主任）、大队长、妇女主任、会计、民兵连长。这一级的干部基本为上级任命，应该是不脱产或半脱产，实际上是脱产的。大队之下为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组，领导为生产队长，还有妇女队长、民兵排长、贫协主任。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队长，其他的只是名义上的。这一级的干部主要为社员选举，也有大队里任命的。

生产队长是义务性的，不脱产，但有点权。他要合理安排生产，调配人力，需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我所在的生产队，有的人连干好多年的队长。有的时候，队长因为和社员发生矛盾，半路撂挑子不干了，这样就只好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新的队长。由于互相之间矛盾太大，有的人有本事，又不肯干这个，所以有时候连续开几个晚上的会也选不出来，就只好由大队指派。

各个生产队里的劳动力是男女老少都有，有六七十岁仍旧需要下地干活的老汉，也有不能或不肯上学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这也挺考验队长的智商的，因为他既要体现出公正无私，又要照顾太老和太小的人员。不过，人，都不可能无私，所以经常有给亲属或关系好的人安排轻快活儿却不少拿工分的现象，也有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却仍拿到整劳力工分的，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效率低下，其原因盖出于此。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少开会。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而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一个月都没有一次，大队有什么事情、布置什么工作，基本上是通过有线广播喊几嗓子；生产队里就更不必开会了，有什么事情，集体劳动时念叨一下就解决问题了。真正需要全体成年社员开会、耗时费力的，就是选生产队长了。

虽说按规定大队干部不脱产，但其实没几个大队干部真正执行，他们基本上是坐在大队部里办公的，所以在老实守规矩的农民眼里，大队干部就是官。他们衣着干净，说话也带着教训人的味道。我十几岁时，大队书记是一位姓许的人，戴着眼镜，很文静，但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往往一到晚上，就在广播喇叭里说起来没完，后来犯了“生活错误”，下台了。在农村，公社领导就是大干部，一般在村里是不大能见到的。我们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公社副书记，我们看那书记都得仰望着，那同学自己也感觉很好。下面生产队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公社书记或武装部长出面解决，那肯定就是出了不得了的事情了。公社所在地是全公社的人注目的中心，便有许多人想方设法，希望能进入那个地方，哪怕是当个学徒工、打杂送水，出到外面，那腰板都直了几分。

过去，县一级是基层的政权单位。民国的时候，县以下无官。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人民公社。公社的意义，主要在于把县级以上领导的指示贯彻到大队这一级之下，直到每一个农民。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农业学大寨”。大寨是继学雷锋、学大庆之后的又一个号召全国学习的典型。1964年，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了大寨的典型意义，大寨精神被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样几句话。

我家那里也学大寨。省里组织省市县乡四级干部去大寨学习考察，这里的乡，就是公社。公社领导去了一趟大寨，回来就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旱田改水田，坡地修梯田，洼地修台田。这方面都是公社提出工程项目，比如修水库、修河堤、围塘造田，之后由各生产大队出动劳动力，组成一支支队伍开上工地。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挑车推，开山挖土，大兴土木，很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样干下来，土地有增加，亩产有提高，但农民却仍是吃不饱，收入仍是无增加。学大寨一直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分田包干责任制后，才不再提起了。

图三 农业学大寨（栾春彦摄）

“农业学大寨”是伟大领袖的号召。当时凡是这样的场合，工地上都是红旗招展，旁边立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牌，以彰显其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