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发现

以佩里叩关为契机而培育出的第二个共通视野，是“日本”的意识开始萌发，并显著地发展起来。“西洋”的发现也带来了“日本”的发现。

一般认为，“日本”的国号是在7世纪后半期以组合的形式与天皇的称呼一起被确立下来的（纲野善彦，《日本论的视点：列岛社会与国家》，小学馆，1990；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岩波书店，1997）。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并未普遍地形成今天我们所持有的那种“日本”意识、“日本人”意识。

就近世而言，可以从两点进行探讨（植守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第一，“天下”的概念反而通用于近世。尽管称作“天下”，但人们所想象的空间并非无限的，比起能明确区分本国与他国的“日本”这一称呼，“天下”是一种极为模糊的空间意识。第二，藩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单位，通常来讲，所谓的“国家”或“国”是指藩。一方面，对武士阶层而言，藩主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另一方面，民众被置于领民或村民的地位，由于身份制，他们参与政治的路径被切断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与物的移动逐渐盛行，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更快、范围更广，从制度的原则来看，很难从藩的对面看到“日本”的身影。

而从18世纪后半期起，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从思想层面来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是，当西洋列国的舰船开始出现在日本近海时，“西洋”逐渐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这点毋庸置疑。林子平的《海国兵谈》（1786）典型地展现了人们的反应，那就是海防意识的增强。我们从该书的自序中可以看到，在对照“外国”时，人们产生了清晰的“日本”认识。这也转换为锁国的意识。志筑忠雄翻译了坎贝尔（Engelbert Kaempfer）的一部分《日本志》，这部节译的《锁国论》（1801）因首次提出“锁国”一词而被熟知（原文直译为“锁闭的日本帝国”）（杉本孜，《日本翻译语史研究》，八坂书房，1983）。原作正文开头的提问被翻译成“现在的日本人锁闭全国，无论在国内抑或在海外，其国民皆不得与异域之人通商，此事究竟利害如何”，我们从这里可以窥探出，译者透过坎贝尔的目光，在提出开、锁国讨论的同时，也促进了以“日本”为单位的思考方式的形成。二是，近世以本居宣长为集大成者的国学也异军突起。正如本居宣长在其代表作《古事记传》（1764年开始着笔，1798年完成）中所揭示的，国学是为了去除覆盖于日本的“汉心”（“凡以汉为尊者之心”），从而探求日本的古语、古意、古道，树立与“唐国”相对的“皇国”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学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入19世纪后，水户学[2]的兴起，使海防意识和皇国意识二者联结在一起，会泽安（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新论·迪彝篇》）被视作水户学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会泽称日本为“神州”，并将尊王和攘夷结合起来，提出了“国体”的观念。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英国捕鲸船的船员登上大津口岸，会泽遵从藩主的命令与英国人进行笔谈。这些经历促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而1825年幕府发布的外国船只驱逐令更使他的危机意识再次高涨，并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原则上，会泽撰写该作是为了向藩主陈述自己的主张，不过该书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在日本人意识到西洋存在的同时，兰学[3]的有用性再次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头脑，并涌现出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先觉者。与此同时，幕府也设置了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部门——番书和解御用局（东京大学的最初起源）。日本的兰学在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方面留下了伟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逐渐从西洋情况转向地理学。在华山的《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皆写于1839年）、长英的《戊戌梦物语》（1838）等（收录于《华山·长英论集》）中，“日本”被视为世界诸国中的一个国家。

佩里叩关使这种开始高涨的“日本”意识达到顶点。正因为有这种危机感，“日本”意识才会一再超越其本质而逐渐膨胀，并进一步激发起“皇国”意识、“神州”意识，这些都是水户学提出的表述形式。开眼看世界即横看水平方向，唤起了人们对垂直方向即历史的关心，那是人们可依仗的主轴，它增强了日本人对光荣的“上古”时代以及被视作独特性体现者的“天皇”的景仰之心。如此一来，“天下”与“异国”的那种普通关系，转变为“皇国”与“夷狄”这种充满紧张感的关系。这种意识后来凝结为尊王攘夷思想，最终有力地促成了以天皇为象征的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制国家建立的力量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奠定了之后日本人被捆绑于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