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的转换

“西洋”的发现也与中国观的转换相关联。这个转折点便是1840—1842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吕万和在其著作《明治维新与中国》（六兴出版，1988）中，巧妙地概述了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有关战争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不仅有手抄本散布信息，还有几本相关书籍刊行出版，当时的日本社会受到了“中华败北”的文化冲击。其中影响极大的是魏源的世界地理志《海国图志》全50卷（1842；后增补为60卷本，1852年又扩充为100卷本）。魏源是中国清代学者，也是一名地方官，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他基于海防思想编撰了这部巨著，该书对日本造成的震撼甚至超越了其在中国的影响。［田中彰、宫地正人校注的《历史认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岩波书店，1991）中有关于该书及诸种翻刻本的解说。］吉田松阴曾恳请来狱中探监的兄长抄写该书。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危机感，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清国之“前车已覆，后车当戒”（吉田松阴，《写于琼杵田津话之后》，1848，收录于《未焚稿》）。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然也引起日本社会极大的关注。

实地见闻也促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转换。松泽弘阳在《近代日本的形成与西洋经验》（岩波书店，1993）一书中指出：“‘探索’西洋之旅及最初和西洋的邂逅，同时也是访问中国、探访本土和海外中国人社会的旅程，是初次邂逅中国之旅。”在探索西洋之旅中，日本人从西洋人视中国人为牛马的观察，到发现租界内的清洁和租界外的脏乱形成对比，这种西洋与中国之间的强烈落差，鲜明地映照在每个人的眼中。正如曾访问过上海的涩泽荣一所记载的，当时的中国以中华自居的态度，不过被视作“妄自尊大”罢了（《涩泽荣一滞法日记》）。松泽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考察，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时期是日本中国观发生“巨大翻转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