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幕藩体制的视野

与此同时，从幕末时期来看，开眼看“日本”在两个方面使幕藩秩序走向解体。

一方面是产生了能够超越藩的意识。对武士而言，这意味着效忠对象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也伴随着内心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一种意识，就如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在寄给土佐藩的武市瑞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尊藩也好，破藩也罢，即便灭亡，大义存则不忧”（1862年正月21日信件）。他们以身为志士的自我认识为支撑，超越了藩的框架。伊藤博文在偷渡英国之际所作的短歌“正是为了皇国”，就是这种意识的归结。武士脱藩、跨越藩而形成联合，在这种日常化的另一边，“日本”统一的问题也纳入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说这是走在打破割据制方向上的话，那么，打破身份制的意识也开始在人们脑海中形成。通过邂逅西洋，人们迅速意识到身份制所具有的弊端。从门阀之家的立场来看，情势已变得难以应付，不仅如此，如同“一藩之中有人种之差异”［这是福泽谕吉在其作品《旧藩情》（1877）中所使用的表达，福泽在该书中以其故乡中津藩为例，描述了近世身份制的实际状况］般，身份制将人们分裂开来，在如此形势之下，涌现出一种无法对抗欧美的危机感。

偶然间耳闻目睹了西洋的社会百态，更加强了人们想要打破身份制的意识。在幕府最早派遣的访美使节团中，有一位叫玉虫左太夫的仙台藩士，他是正使的一名随从。他所写的《航美日录》可谓是使节团见闻记录的翘楚（收录于《西洋见闻集》），其中，他也谈到了同船美国人的行动方式和人际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曾被视作社会关系前提的身份制秩序已经在他的心中产生动摇。玉虫在震惊中发现，美国提督和水兵之间“上下相混”“如同辈般”，这种关系产生出一种“万一有事则各尽其力相救”的亲密感。于是，他意识到，不应再蔑视美国为不懂礼仪之邦，相反像日本那样，仅严守礼仪，居上位者却“蔑视居下位者”，如此一来，“一旦有危机，谁能尽力乎”，这种体会加深了他的危机感。为此，玉虫按照时间顺序，从其所著的七卷中摘录出需要远虑深思之处，另设为第八卷。其中更是数次记载了此类感受。他这样说道：“彼素来疏于礼让，然其患难相扶、祸福与共，再则彼此上下无别……故亦有其国昌盛哉。”

于是，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身份制的废除会带来国家的兴隆。首先出现了一种讨论，那就是打造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人民，即“国民”。据说在戊辰战争中攻打会津藩时，作为参谋的板垣退助“目睹殉国者不过五千士族而已，农工商之庶民皆予以支援而无逃避之状”，痛感到上下阻隔的弊端，于是产生了伸张自由民权的初心（《自由党史》，1910）。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举桶狭间合战的例子，论述了织田信长之所以能击毙今川义元而获胜，那不过是因为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将自己视作“客人身份”罢了。

还有一种讨论所讲的是能力重于身份。从当时志士的书信和献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看到“广招宇内贤才”“破格举用贤才”“不拘前格用人才”等话语。这些论说最初是为了捍卫身份制，但最后却打破了身份制的原则，成为一种悖论。然而，封印一旦被解除，绝不会再次闭合。打破身份制原是一种手段，后来却成为必然的趋势，转换为人们意图实现的目的。被认为是坂本龙马所著的《藩论》（1868）中有这样的主张：“人固以智愚分贵贱，以贤不肖分尊卑。”这些志士展开这样的讨论，虽然是批判门阀士族的无能，但也促进了身份制的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