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有歌谣性质的俗语、谚语

俗语是一种包含和反映特定社会知识及社会现象的“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15]。它是民众长期积累形成的生活知识，以特别简短、扼要的语言，表达民众的社会经验、生活感悟、文化认知和科学知识，具有鲜明的生活化和智慧化特征。俗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里就已出现，那时多叫作“野语”“民语”“鄙语”和“里语”。“谚语”[16]则是对中国古代俗语最常见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俗语中最重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古代学者常常以“谣谚”一词来总称歌谣和俗语两类内容。杜文澜在其《古谣谚》中即采用这种分类和概括方法。杜氏并从语用学的角度解释“谚”的训诂意义说：“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案即歌谣）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17]这种观点就认为谚语即俗语，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经验和社会人物而发出的简短的和直抒胸臆的评论和总结。这种概括可以说较为鲜明地把握住了俗语在形式和性质上的特点：俗语是口头的评议性语言，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和人事评议的简洁性，故而通常是由一两个简短的话语甚至是一两个字的词组构成，字数长短不一，形式较为自由，押韵与否皆可。

在我国古代，除去一部分对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性谚语具有历时性的特点以外，还有一部分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人物的评议性俗语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使用也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如唐代俚语中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18]，短短八字俗语，就形象地传递出汉唐时期，特别是唐朝世居长安城南之韦、杜两族诗书传家、世代簪缨的显赫地位，这要比《旧唐书》中一一列举韦氏家族的高官仕宦经历和学者所治群经简洁明了，有力得多[19]。

俗语和歌谣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童谣流传日久可以成为俗语，如《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所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20]，在《南齐书·文学传·丘巨源传》中即被丘巨源当作俗语引用：“（丘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以为余杭令。”[21]俗语中的某些里语、鄙语史籍中常见“某某语曰”“为某语曰”等字眼，这种情境下所说的话，也多属于歌谣的范畴。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22]这个例子中“学中之语”和“二郡之谣”形式相似，内容相类，其发挥月旦公卿、臧否人物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实质上也是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