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船桅之路

许多年前，我和哥哥一起去法国境内的比利牛斯山徒步旅行。一路上非常艰苦，旅途后半段，我们蹒跚着穿过了一条堪称人类工程奇迹的险路，这条路可以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塑造了现代世界。我们从山顶向下走，前往埃特索的村庄，沿途经过了高山草原和阿斯佩谷的针叶林。走着走着，原本宽阔易行的道路突然变了。随着河谷地势渐渐陡峭，这条路只能通过凿入近乎垂直的岩壁来维持水平。不久后，我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岩脊，距离地面将近200米，下方是“地狱峡谷”的树林和激流，每走一步都好像摇摇欲坠。走了大概2000米之后，河谷地势开阔起来，我们终于安稳地踩在了坚实的地面上，再次找回了安全感。直到那时，靠着道旁一个标示牌的提醒，我们才知道刚刚走过的是“船桅之路”。为什么要在无人之境建造这样一条壮观的路？“船桅”又是什么意思？

答案就藏在18世纪西方世界的两个新兴超级大国——英国和法国——的较量之中，而它也正好为木材帮助塑造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证。当时，英法两国在加勒比海、北美的殖民地上争夺权力，随着它们各自海军的建立，一场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双方都力图造出体积更大、吨位更重的军舰，可以充当百门加农炮的发射台，击垮其他船只和海岸防御。但是两个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怎么得到足够的树来造船呢？问题不在于缺树。就法国来说，其境内就有大片森林，约占其国土面积的30%；问题在于缺乏足够高和直的树来制造高30米～36米的船桅。欧洲的大多数森林都由人工管理，长有参天大树的原始森林越来越难找到。法国人只能去比利牛斯山的荒野，那里还长着巨大的冷杉。工程师保罗-马利·勒罗伊想出了一个计划，他打算沿悬崖边开辟一条险路，用于前往难以到达的阿斯佩谷获取树木。这条路于1772年修完，被命名为“船桅之路”。很快，人们开始顺着这条路搬运木材，将其运往海边。法国的木材供应问题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

而在英国，船桅短缺问题更为严峻。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10%，很久之前它的森林就开始由人工管理。英国国内的针叶林很少，没有足够高且直的树可以用来做船桅。早在16世纪，英国就不得不从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获取船桅木。让英国头疼的是，它的北方竞争对手荷兰和瑞典的舰队总是威胁着要切断这条供给。高大的树木变得越发稀缺、昂贵。英国只好将目光投向美洲殖民地，那里的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古老的森林，里面生长着不计其数的东部白松，有的树最高能长到70米，直径达1.5米。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这些树便成了英国海军的不二之选。海军部秘书塞缪尔·佩皮斯在他那本著名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这一木材贸易。1666年12月3日，船队成功穿越荷兰的封锁，将船桅木运了出来，佩皮斯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

还有一个好消息，四艘英格兰船载着国王陛下的船桅木安全抵达法尔茅斯，这可真是上帝保佑的意外之喜，没有这些船桅木，明年战争必败。好在上帝庇佑，给我们送来了这些木材。

不幸的是，为了确保船桅木的供给，英国政府犯了一系列政策性的错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英国军方很难在公开市场买到所需的木材，因为殖民地居民喜欢把树锯断后再出售。毕竟，考虑到船桅木的巨大尺寸，比起拖着笨重的整棵树前往数千米外的通航河，锯断后再搬运是一种更轻松的处理方法。英国人本可以买下大片森林并自己管理，但在1691年，他们实施了所谓的“国王宽箭政策”：凡是直径达到24英寸的白松，只要上面有斧子刻出的三角朝上箭头标记，就被视为国王的财产，禁止私自砍伐。可惜的是，英方很快发现这个政策极不受欢迎，并且完全无法执行。殖民地居民继续砍伐巨大的树木，然后把它们锯成23英寸宽或者更短的木块，以销毁证据。事实上，作为独立精神的标志，宽板材变得特别受欢迎。对于居民的不配合，英方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们改写了保护法案，禁止砍伐直径超过12英寸的白松。然而因为根据法案规定，只有那些不在“任何乡镇及其边界线内”生长的树才受到保护，所以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居民立马重新调整边界，以至于这两个州几乎完全被划分成了乡镇区。还有许多殖民地居民直接无视法案，借口说对此全然不知；或者由于那些有标记的树更值钱，专门挑带标记的树砍。皇家木材测绘局局长和他手下的几个人需要管理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他们对居民的砍伐行为几乎束手无策，地方政府也不愿意推行不受欢迎的法律。1772年，“船桅之路”完工，一场危机随之爆发，史称“松树暴乱”。

暴乱的起因是，新罕布什尔州威尔镇锯木厂厂主埃比尼泽·穆吉特拒绝为砍伐白松支付罚款。希尔斯伯勒县治安官本杰明·怀廷和他的副手约翰·奎格利带着逮捕令前往威尔镇缉拿穆吉特。但在他们动手之前，穆吉特就带领三四十人突袭了他们住的松树客栈。这些暴民用煤灰把脸涂黑，拿树鞭狠狠地抽了这个治安官一顿。他们切掉了怀廷和奎格利的马的耳朵，还剪掉了马的鬃毛和尾巴，逼着这两个人在居民的嘲笑声中骑马离开小镇。后来，有8名暴乱者遭到处分，每人罚款20先令，这轻飘飘的惩罚标志着英国权力的式微。

暴乱的消息传遍了新英格兰，成了更著名的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导火索。松树旗甚至变成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成为革命者使用的旗帜之一（由乔治·华盛顿的秘书约瑟夫·里德上校设计），飘扬在殖民地军舰的船桅顶端。

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切断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船桅木供给。英军被迫采用产自波罗的海地区的较小的树，有时还得用铁圈把几根木头固定在一起用来当船桅。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也并不怎么令人满意，许多军舰因船桅损坏，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投入使用。雪上加霜的是，法国人趁机站在了殖民地反叛军的一边，当地居民开始将松树卖给法国人。法军在几场重要的海战中大胜英军，比如1779年的格林纳达之战，便是英军自1690年比奇角海战以来输得最惨的一次。在镇压殖民地暴乱方面，英国表现得优柔寡断。没有了英国海军的压制，美国逐渐占领上风，1783年英美达成停战协议，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未来的超级强国自此诞生。如果英国当时改从加拿大、新西兰等领地获取船桅木，或许很快能恢复海军的元气，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这样，这条在比利牛斯山悬崖上开凿出的小路，让我们得以窥见地缘政治的风起云涌。

令人惊讶的是，“船桅危机”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却并不为众人所知。就连英国小学生都会在课堂上学到“波士顿倾茶事件”，而“松树暴乱”却很少被提及。无论是史前还是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关于人类进化的描述总是忽略木材起到的重要作用，松树并非个例。每当谈起石器的发展，人类学家便滔滔不绝，盛赞人类打磨石器的智力和技能，而对真正帮助早期人类获得食物的木棍、长矛和弓箭，他们却置之不理；用木柴生火让现代人类得以烹饪、冶炼，考古学家对此却不以为意；新的金属工具优化了木材加工，进而推动了轮胎和木板船的突破性发展，技术专家对此却置若罔闻；中世纪教堂使用木材搭建屋顶、乡村房屋用木材隔热、城市基建更是处处有木材的身影，建筑史学家对此却熟视无睹。

5年前艰难地走在“船桅之路”上时，我同样没意识到木材是多么重要。我了解木材的解剖构造和力学性能，也懂一些木材的结构用途。然而直到我转去研究植物根系的锚固机制，并在研究院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位后，我才开始进一步了解木材。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大好处（或者说曾经的好处）就是你能在研究、教学、与同事在茶室交流时找到丰富的话题（但现在因为疫情都见不到面了）。我在指导各种各样的学生项目时，对生物力学有了更多的认识。我鼓励年轻聪明的学生去钻研人体力学设计、木材与树木的力学，以及城市森林带来的益处等题目。我写了一本关于树的书，我开始更深入地了解木材的应用，研究人类与树的关系。教学工作不仅让我进一步思考我们的“近亲”猿类与树之间的联系，还让我接触到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猿类是如何制作并使用各种木制工具的。我也很幸运地参与了一个研究猿类如何在树冠间穿行建巢的项目。我开始思考，早期人类是怎样制作有效的木材加工工具、怎样打磨长矛和斧柄的。

学术上的探索动力源自孩提时代的快乐回忆。小时候，我参观过各种与木材相关的景点。在地方考古博物馆，我看过一排排码好的斧头和早期人类生活的复原景观；我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生态博物馆，那里全是木制的农舍、水磨、风车和教堂；我还去看过维京长船、哥特式教堂的房顶、中世纪的谷仓和城堡，以及帕拉第奥式的乡村民居。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木材在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让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绵延不绝。从穿梭林间的猿类到投掷长矛的狩猎采集者，从挥舞利斧的农民到铺盖屋顶的木匠，最后再到伏案翻书的学者，木材的身影无处不在。了解了木材的特性和树木的生长后，我开始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类与木材关系的基础就蕴藏在木材的非凡特性中。作为全能型的结构材料，木材简直无与伦比。它的重量虽然比水轻，却像钢铁一样坚硬、牢固，能经受拉伸和压缩。顺着纹路可以轻易把木头塑造成各种形状，刚砍下来的木头足够柔软，非常适合雕刻。经过切割的木材，大的可以做房屋承重柱，小的可以做牙签之类的小物件。在稳定的湿度下，木头可以留存数千年不坏。人类靠燃烧木柴取暖、做饭、推动工业发展。拥有众多优点的木材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难以用语言描述，简直无可替代。

所以，是时候重新评估木材的地位了。基于人类与“万能”木材的关系，本书重新诠释了人类的进化和历史。我希望证明的是，用这种以木材为中心的全新角度去看待世界（在学术上，这被称为“木质中心”），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想明白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将前往何方。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鼓励读者不再受固有观念的束缚，换一种方式看世界。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与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关系定义的，木材不过是遥远过去留下的遗物。本书反驳了这种说法。我希望让大家知道，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由“万能”木材主宰的时代，即使到今天，木材也仍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人类。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人类需要回归木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