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性
江洋才让（藏族）
江洋才让，藏族，青海作协理事，著有《灰飞》《康巴方式》等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小说，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小说月报（原创版）》《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并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5短篇小说卷》《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6短篇小说卷》《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年度选本。长篇小说《康巴方式》（英文版）被译介于海外发行。曾荣获紫金·首届《钟山》文学奖，第十二届《作品》短篇小说奖，《十月》牦牛文化专刊短篇小说奖，《广西文学》年度小说奖，《红豆》年度优秀小说奖等多种奖项。由短篇小说《一个和四个》改编的电影已开拍。
我母亲讲善良为人就是你阿爸车开到哪儿从不收搭车人的一分钱，就是你舅舅说话温言软语从不带刺，就是……
记忆真是古怪，只要一念叨母亲，脑海中就有一句话飞迸出来：“什么也别说。”母亲一脸严肃，直到做错事的我战战兢兢地认错，看到她脸上有外婆的表情升起，一种宽容、慈善的目光终使我灵魂如沐河水。记得小时候能被母亲原谅就好像被外婆搭救一样。
我母亲确实和我外婆长得很像。用当时大人们的话来说，母亲是外婆在河水里的显影，而本尊我外婆却只是在尘世中略显疲态而已。当然，这只是我对于她们久远的印象，就似草原上的风有源，云有源，河水亦有源。
母亲在一个藏历春节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源，那时她风韵犹存，外婆却又老了些。我记得那年我刚找到工作，初中毕业后招干考试中榜，分配到远离家乡的荒凉地方——治多县治渠乡。当时，两位女性看我难过。妈妈说：“我陪你去。白天你上班，阿妈给你把炉火烧得旺旺的，给你做好热汤饭端上来。”她知道那个地方很冷，冷到好像要把手指冻掉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总之，我去哪里妈妈就会说跟着去哪里。
母亲其实根本走不开。我父亲是司机，经常要出车。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姐姐在西宁上学。我家还养了4头牛，加之母亲又是州民师的厨师。所以，她这样说只是安慰我而已。当然，家里人还是很高兴的。
孩子辈儿的终于有人当干部了。
拿工资了。
开了个好头呀。
母亲
我外婆就是最高兴的那个。她见我为即将离开而神伤，哈哈地笑起来。她手摇转经轮，嘴里念完一句经，然后说道：“不管怎么荒凉，只要有人住就会有炊烟，就会有热茶喝。你给我记住，到了那里不要太腼腆，见了牧民的牛毛帐篷就要大胆地钻进去，牧民就喜欢从外面来的人，他们喜欢听外面的传闻，你就给他们讲，他们会欢喜得又是倒茶又是上酸奶。”外婆如此对我讲，我一定会当真。因为，外婆本身就是个牧民。后来，她随我姨娘搬到了州上。我上小学时，星期天经常坐父亲的解放车去牧场。父亲把车停下来，看着不远处冒着炊烟的牛毛帐篷说：“快去吧，我装完牛粪就来接你。”我知道他一去就要好长时间。在外婆那里我可劲儿地玩。玩得忘了写作业。第二天老师问起，我哭丧着脸撒谎：作业让外婆家的山羊吃了。外婆边干活儿（诸如晒牛粪、鞣羊皮之类的活计）边对我唠叨，要好好学习，长大要像班智达一样渊博。要听话，要像一头踏实肯干的牦牛，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外婆还唠叨，不能顶嘴，要尊敬大人。我不断点头，看来她的唠叨还是有些用。不能说全部记住了，“就像河水总是会有一些流过你肠胃”，如此，小时候的我表现不会太过。如此，到了参加工作那会儿，外婆说的话我更是会在意。
草原上的白塔
带着两位女性和父亲的嘱托，带着我自个儿的忧伤，我前往单位报到。
坐车一天，天擦黑时到治多县，这是一座荒凉的小县城，荒凉得连石头都忘了自己是石头（我在日记里曾这么写过）。而后，又坐了一天的车到达治渠乡，这里的荒凉更是一望无际，与天相接（看来，那时我还是有些文学底子）。荒凉中的荒凉就是走在草原上，走好久才能见到一户人家。而走进这户人家，完全不是外婆所说的那样。牧民大侃草原上的事，我只有聆听的份儿。当然，他们会热情地端上酸奶、干肉、奶茶让我享用。当然喽，对于我的情况我是要写信汇报的。当晚，我在自己的宿舍里点上蜡烛。没电，柴油发电机总是坏。乡政府黑咕隆咚。秘书打着手电起草文件。书记、乡长点着汽灯打麻将。我写信。依稀还记得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的模样。
我当然要汇报治渠乡的基本情况，乡政府坐落在离长江约一公里的地方。有治加、同卡、江庆3个大队。乡干部都喜欢去同卡下乡，因为那儿离县城最近，条件好一些。大家都不喜欢去治加。而我总是被派到那儿下乡。是不是因为我年龄最小？刚报到时，书记看着花名册，一应手续，说我是那年参加招干人员里年龄最小的被录用者。看来，年龄小就要多受磨炼。我一去治加就好像是把那儿的下乡任务包下来了，当时，还没有包点干部之说。治加那个远，远到你不想说话，只想遐想。那远自然而然会在你的遐想中扩大。
治加不通公路，交通靠骑马。外婆，我在马上晃晃悠悠天就黑了。母亲，我上马时太阳从帐篷顶升起。我不是一个怕苦的人，我才发现。
我居然慢慢适应了这里。我甚至比那些号称成熟的家伙更坚强。有人假装摔下马，在乡卫生所缠了个绷带，请假回州治疗了。这一治就是3个月。撒谎。当然，信的抬头依次为外婆、父亲、母亲及姐姐、弟弟、妹妹，不管格式对不对，我当时就是这么写的。写完了，交给乡邮递员。而后，等回信。回信来了，信是弟弟起草的，有好几个错别字。我想象着母亲和外婆站在一旁。母亲说，孩子，好样的。记住，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做一个正直的人。外婆补充道：做一个有慈悲心的人。弟弟在信里写，阿爸又跑车去四川了，还是学校的事。我想起父亲讲过有盘山公路的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弟弟写信主要是传达外婆和母亲对我的嘱托，两位女性的心更柔软。孩子年龄小，招干考试结果公布的那天，他还带着一帮孩子玩。母亲经常对亲戚们这么讲。看看，他竟然工作了。他自己偷偷和同学一块报的名。考完试，我宣布参加了招干考试，母亲一惊。外婆听了，却满脸堆笑。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会把我分配到这样一个地方。母亲和外婆在信里总是给我打气，弟弟这个“书记员”有时会省略一些话，因为她俩一说就没个完。
后来，弟弟向我坦白，外婆和母亲啰啰唆唆一大堆，所以，该精简的他就得精简。
外婆看着信，问我弟：“我说了那么多，你就写了这么点儿？”
弟弟便说：“外婆，换成文字就变少了。”
外婆就想，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想不通就不想，她是一个开明的人。
我3岁时母亲就把我交给外婆带。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给我讲故事。
外婆确实是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她给我讲阿古登巴。她给我讲《格萨尔王传》……每年小学放暑假，我就住到外婆那儿（我外公去世早，我没见过他）。听着外婆唱《格萨尔王传》的唱词，曲调因着人物的更替而变换。那些故事，后来我看着报纸里总是提起的家风，心想其实这就是一种家风的传承。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长者将普世的价值观以故事的形式灌输到孩子心里。一种思想，看待世界最初的方式方法，对世界观的形成自然有帮助。外婆的所有言语对我来说最终化成了四个字：善良为人。但不能做没原则和是非观的“好人”。我母亲讲善良为人就是你阿爸车开到哪儿从不收搭车人的一分钱，就是你舅舅说话温言软语从不带刺，就是……好多好多。总之，不是那么容易能办到的。说得更复杂点，就是要跟自己人性中的“恶”作战。当然，这不是母亲说的，也不是外婆讲的，是我自己的觉悟。
我在治多县治渠乡一待就是5年。其间和我一起分配至此的同伴都走光了，就剩我一人了。我时常会坐着乡里的卡车到治多县城。在县城会给母亲打个长途。治渠乡当时不通电话，不长树。治多县号称全中国海拔最高的县。电话摇到我母亲所在的州民师后勤。我说，我找拉毛。电话里后勤办的办事员就问：“你找她有啥事？”我说：“我是她儿子。”办事员在电话里发出夸张的“啊”声：“你原来是阿达拉毛的儿子。你还好吧？”他在电话里指使人去找我母亲。后来，我记得母亲在电话里说要给我联系调动的事。她说：“跟你一批分上去的都调光了。”我说：“没关系，或许，我在这儿安家好了。”母亲最怕我在异地安家。而外婆却认为，在哪儿安家缘分说了算，谁也挡不了。
跟我母亲通过那次电话之后，她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调动计划。
不好办。
真的不好办。
可我当时却不怎么在乎什么调动。因为，我已经很适应那里了。夏天，我会让放马员把我的马牵来，我骑上马一个人去治加。7月，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我记得我骑上马从一个牧场走到另一个牧场。夜里，就在牧民家借宿，和男主人坐在塔卡（土灶）前灰坑中扒出的灶火旁，伴着烟，伴着牛粪燃烧时丝丝闪亮的火，听着那些草原的传闻。看看，我真的不想离开这儿了。我对这里的熟悉竟然影响着我。外婆，也许我真的会在这儿成家，你不会大吃一惊吧？母亲，如果调不了，就别求爷爷告奶奶了，何必！我在信中这么写。弟弟的回信很简单，是所有信中最简短的一封。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快了。耐心等候。我记得又一年的6月，父亲开着东风车带着调令来接我。东风车呜呜吼叫着进入乡政府的院子。父亲把调令交给了乡政府高秘书，很快，就办好了手续。
第二天，车子在草原上跑起来拉出一道长长的土尘。
土尘落下去，土尘升起来。
中午，到了江青大队，我让父亲停车。我走到不远处的草丘坐下来抽一根烟。
下午，太阳快落山前到了同卡，又是我要求停车，我走到牧民废弃的土灶前，又抽了一根烟，然后，把烟蒂扔到土灶里。在这两根烟之间，我像是完成了对这里的追忆。一些事情在我的脑子里像电影一样闪过。
关于回到州上后与以往的比较，母亲认为我总喜欢回顾在治渠发生的一些事。而外婆认为我的变化不是表面。在她眼里，我还是以前那个孩子，但内里是有了变化。孩子，不管你个头长得有多高，不管你嗓子变得有多粗，有些事表面看上去和灵魂的样子是不同的。我突然发现，外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说教了。真的，外婆就像对待同辈人一样和我说话。外婆又老了。她站在屋门前的身子开始越来越弯。她拄上拐杖了。她每走一步，都会用拐杖敲密码一样嗒嗒发声。而后，整个院子在拐杖的敲击中渐归宁静。
外婆带我去路上捡虫子。那一年，草原上遍布一种黑毛虫。这些黑毛虫甚至蠕动到了路面。外婆说：“我们把这些虫子捡起来，放到安全的地方，以免汽车轧死它们，好不好？”外婆用手捡，把一条条的虫子放到盆子里，而后，把它们放到离路很远的地方。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戴着手套，随她那样做。外婆用她的行动，带来一种震撼，为此，我沉思了许久。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这是外婆在不经意间给我传了次灯，将来我也会把灯传下去。可外婆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她的不爱说话来自她越来越老。她总是一个人坐着念经。一个人慢慢地转玛尼、转神山、转湖。她一定时不时会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
母亲告诉我：“总有一天你外婆会像一块铅化掉。”
我说：“那一天还早呢。”
母亲说：“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知道自己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天，只有越来越近，没有遥遥无期。”
我说：“可我不愿意这一天来临。”我甚至不愿去想这问题。
母亲听了，不说话。她又邀了几个亲戚做擦擦（小泥塔）。母亲越来越像外婆了。怎么说呢，我似乎觉得她俩的样貌最终会重合。母亲也说：“我一直想和你外婆一起拍照，看看到底有多像，可是你外婆不喜欢照相。这次，我终于和她在你舅舅家合了影。”母亲取出照片给我看。我把照片拿在手里盯了好久。母亲用泥乎乎的手从我手里拿走照片，她招呼我帮忙把那些擦擦装在纸箱里，放到草原中的大塔里。
白云下的格萨尔王塑像
这一年，我去了好多次大塔。
大塔，矗立在草原大山中被风描摹，被雨冲洗。
大塔在我们的目光之外静静地陷入岁月。我每次雇拖拉机把擦擦拉过去，就有一个看塔的老头来给我把大塔的侧门打开。而后，我们把上了色的擦擦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整齐排列。每次，那个老头都要问我：“你外婆还好吧？”上了年纪的人彼此关心的都是相互的健康。我说：“好着呢。”其实，外婆的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年老意味着器官的衰老。不只是面目的老去，还有心理和身体的。
我外婆生病那年，只要我蹲在她床前，外婆就会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她见到我时脸上总是露出笑，微笑。她的微笑像米粒挂在她嘴角，那么小，不易分辨，但适合牢记。外婆说如果哪天她走了，让我一定不能哭。我说，外婆你不会走。可是，那天说来就来，我哭得六神无主。
我点燃一盏盏酥油灯。我念着六字真言。我带着哭腔说，外婆化了，像铅一样化了。我说，什么时候她又会轮回到这世间，再做个好人。可即使将来，外婆轮回于此，我也认不出她了。事隔多年，如今我也有了白发。某天，我突然看到外婆坐在屋外，不，是我母亲，我惊讶地看到她的样貌已经和外婆彻底重合了。母亲向我招招手，像是外婆在向我招手。母亲在秋阳下用外婆的目光打量这世界。
写于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