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我“好读书、读好书”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作家、翻译家、阿凡提研究专家。倾心搜集、整理、翻译、再创作阿凡提故事三十余年。已出版《阿凡提经典故事系列》《世界阿凡提笑话大全》《阿凡提传奇》《阿凡提故事大全》（金卷、银卷）等有关阿凡提作品七十余部。另拍摄电视连续剧《阿凡提》、3D动画片《少年阿凡提》等。出版《被雨水冲走的爱》《生命的足迹》《唱不完的歌》《中国维吾尔族》等文学、翻译著作十余部。编著出版《岁月的风采》《走向辉煌的维吾尔文学》等大型画册。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冰心儿童图书奖、新疆“汗腾格里文学奖”等。104集3D动画片《少年阿凡提》获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奖、2012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作品奖、文化部2012年动画精品一等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族文学》杂志编委、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好读书、读好书”，渐渐地，这也成了我家无形的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那么，到底什么是家风？而我家的家风又是什么呢？每当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脑海里总会清楚地浮现出“好读书、读好书”几个字；同时闪现眼前的，还有爷爷俯身读写的形象。

新疆阿图什在历史上被称为新疆新型教育的摇篮，是著名的教育之乡，历史上曾出现过赛福鼎·艾则孜等历史文化名人。大约在1840～1921年，我的高祖父巴依霍加就生活在这里的一个主要从事经商和办学的大户人家。曾祖父艾山巴拉吉约在1890年前后，从阿图什出发沿丝绸之路到酒泉、兰州、西安、上海等地拉驼队进行商务活动，20世纪初在哈密定居成家立业。祖父，也就是我爷爷吾甫尔阿吉子承父业，新中国成立前后持续为繁荣和发展哈密地区经济、教育、文化作出过很大贡献。我和哥哥的童年就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可以说我爷爷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爷爷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因为他会说汉语、会写汉字。那时大多维吾尔人不懂汉语，不识汉字，所以像我爷爷一样，那个年代能说汉语、会写汉字的维吾尔族人是很了不起的。据说爷爷的汉语是特请汉族私塾先生教的。父亲的汉语，最初是在爷爷的亲自安排下，在私塾里学的；父亲后来到乌鲁木齐读高级中学，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此新疆刚一解放，父亲就被招到中共哈密县委工作，在工作中他的汉语水平更加巩固和提高。于是，他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翻译处女作《在狱中和自由的时候》，在爷爷的鼓励下，把这部译作寄给了刚成立不久的民族出版社，很快得到了民族出版社编辑们的认可和赏识，于1955年出版发行。而父亲就因这部译作于1956年被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开始了他近40年的漫长编辑和文学翻译之路。在此期间，父亲先后参加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多次参加了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全国性会议的翻译工作，还完成了200多期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翻译工作。另外，父亲还翻译出版了《高玉宝》《三国演义》《死魂灵》《绞刑架下的报告》等中外名著。父亲还翻译完成了长篇小说《苦菜花》，后因出版社将稿件遗失而未能出版。《水浒传》一书父亲只翻译了不到一半就与世长辞，留下诸多遗憾。父亲还编著出版了《维吾尔语方言词典》《维吾尔语古典文学词典》等工具书。另外，他责编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伊米德史》《哈密民歌集成》等著作也广为发行流传。

艾克拜尔·吾拉木一家

爷爷和父亲都是我的人生榜样。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爷爷的。讲述人是第一位赴延安参观并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维吾尔族统战人士艾合买提·瓦吉丁先生。艾合买提·瓦吉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主任，后调到北京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西苑他的家中采访时，他亲口对我说：“你爷爷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生意上的好伙伴。他是一个很开明、头脑十分清醒的人。1949年9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副司令甘泗淇将军，召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和兰州的一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宗教人士和商贸人士在兰州召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动员大会。我和你爷爷有幸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议。由于你爷爷的汉语很好，在现场带领我们大家大声喊口号‘热烈欢迎解放军进新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时，艾合买提·瓦吉丁先生还拿出当年拍下的两张珍贵的照片给我看。一张是彭将军和甘将军与我爷爷他们席地而坐的照片；一张是彭将军发表演讲的照片，我爷爷就坐在彭将军后边。看了照片后，一股敬畏与崇敬的心情涌上心头，我被爷爷那崇高的情怀与满腔的热情所感动。

第二件事是我的亲身经历。1956年父亲调至北京后，我就天天盼着能去北京找父亲。父亲也思念我们，特意从北京寄来了两套新衣服给我和哥哥。笔直的灰色背带西裤、花格衬衫，还有皮鞋和鸭舌帽，好看极了。那时我刚进小学二年级，收到衣服的第二天就穿在身上美滋滋地上学去了。没想到第一节课后，同学们在操场上围住了我，这个摸摸我的衣角，那个扯扯我的领子，把我推来搡去不说，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还把我的鸭舌帽抢过去抛向空中，几个人抢来抢去，最后帽子掉在地上，那个孩子还上前踩了几脚。我又害怕又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幸好我的大姑妈也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她看到后赶忙跑过来给我解了围，安慰我说：“别怕，他们是嫉妒你，更是羡慕你！”的确，那时国家正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谁家生活都不富裕，谁见过这样漂亮的衣服呀！

晚上放学回家，我向爷爷诉说了白天的遭遇。爷爷笑问：“知道同学们为什么欺负你吗？那是因为你穿的和别的同学不一样，这叫‘枪打出头鸟’，明天咱们不穿这身衣服上学了，收起来留着过年穿！”然后又哄我开心：“你想不想去北京找爸爸呀？”我说：“想！”他又问：“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怎么能去北京呀？”我急忙求他：“爷爷你教我说汉语、写汉字吧！”爷爷愉快地拿出一块早已备好的小黑板和一本书，开始教我汉语和汉字。首先爷爷照着一本书给我念了一堆话，可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只听懂了前边的一个“人”字。现在想起来爷爷当时给我念的可能是《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吧。然后他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他说这个是“人”字，接着他把双腿叉开，双手并拢说：“你看我像不像人字呀？”我说：“像！”就这样，爷爷耐心而认真地开始教我认汉字、说汉语。现在回想起来，爷爷的这些教诲和行为，就算是我们的家风了吧。

1961年5月，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了。我在哈密老家上的是维吾尔文的小学四年级，就凭爷爷教我的那一点点汉语基础，怎么能上汉语小学四年级呢？按理说我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学起，可父亲不同意，说道：“孩子，你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怎么能跟一年级的孩子一起上课呢？别担心，只要你自己努力，爸爸再帮你，一定会跟上的。”可以想象一个没上过汉语学校，基本不懂汉语的孩子直接学习汉语四年级的课程有多难吗？困难、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头一年基本是背着书包去，背着书包回来混过来的。到了第二年上五年级，在父亲每天耐心的辅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渐渐可以跟上其他同学了。

全家福：父母亲、兄弟三人及夫人，还有哥哥的两个孩子，后排右二是作者，右一是作者夫人。

到了1965年，我考上了北京市第54中学。初中一年级还没学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始，我也跟着同学们到处贴大字报，开批判会。父亲知道了，严厉地命令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然后，他拿出3本书给我，一本是《高玉宝》，一本是《红岩》，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父亲说：“待在家里好好读书，要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从那以后，我就服从父亲的管教，待在家里读书，“红卫兵”没参加，大串联也没去。

在这以前，我只读语文课本上的文学作品，没有完整地读过文学名著。看完父亲给我的那3本书，收获非常大。书中的英雄人物高玉宝、江姐、保尔·柯察金的崇高形象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并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3本书，对我后来的编辑职业和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

到了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毛主席的这一号召，在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反响，我们纷纷报名要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同学去了东北、延安、云南等地。我和几位同学准备去内蒙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父亲把我从去内蒙古的列车上拉下来，送上了去新疆的列车。他说：“孩子，你还是回老家哈密去接受再教育吧，那里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若去了内蒙古，首先在生活习惯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另外，我怕你会把母语忘掉；若回老家，你的汉语、维语都能发展，更适合你的长处，有了长处就好做事，就能更好地发展。”后来事实证明了父亲这一决断的英明。

1969年春天，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哈密，第一件事是去看望爷爷。那是1969年5月的一天，我到了哈密市城郊公社一大队二小队的一片田野里，爷爷就住在这里的一间用树枝和泥巴搭建的草棚中。草棚的门敞开着，近10年没见到的爷爷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弯着腰往放在膝头的一个本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那时爷爷已经70出头了，两鬓已经花白。见有人进来，习惯性地将手中的本子和笔急忙收起来，盯着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我，站起来紧紧搂住我，嘴里念叨着：“我的北京娃回来了！北京娃回来了！”心情平静之后，我好奇地拿过他手中的本子翻着看了看，才知道爷爷是在练习写维吾尔文新文字字母。那时，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老维吾尔文刚改成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维吾尔文，报纸、书刊都开始用新文字出版了。年轻人学得快，可年龄大一点儿的人却因此变成了“文盲”。爷爷为了不使自己也变成文盲，就开始刻苦努力地学习新文字。爷爷的字写得非常工整，就像印出来的一样。我被爷爷勤奋好学、不甘落伍的精神深深感动，赞叹爷爷是“活到老学到老”。爷爷听了非常高兴，对我说：“我可不想当文盲。一个不识字的人，就像活在黑暗的世界中。人不学习就没精神，没精神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爷爷的这些触动灵魂的话，铭刻在我心中，至今难以忘怀。后来，我在他盛放什物的小木箱中，还发现了几张维吾尔文新文字版的《新疆日报》，一本很旧很破的1951年苏联塔什干出版的老维吾尔文版的《一千零一夜》和一本老文字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就这一本《阿凡提的故事》为我后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阿凡提故事起到了引领性作用。这两本书和爷爷抄写新文字的三本练习簿，都被我珍藏至今，还将被当作我们的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后来，市里的“知青办”把我分配到爷爷所在的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因为我有特长，很快就担任了公社的翻译和宣传干部。到1970年年底，新疆雅满苏铁矿在哈密招工人，我被招到矿上当工人。又因为我有懂两种语言的优势，矿上把我从一线工人岗调到办公室当翻译。

在矿上干了一年多，到了1972年5月，社会上传出高校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我听了很兴奋，可又想到自己才是小学毕业，初中一年级还没读完，怎么能考得上呢？这么一想，心就凉了半截。我把自己的想法第一时间告诉了爷爷，爷爷鼓励我说：“孩子，大学好几年没有招生了，这个可是很好的机遇，你一定要报名参加考试。不要犹豫，不要担心，考不上明年再接着考！”爷爷的坚定支持，给我增添了希望和信心。可是，我的姨妈、舅舅、叔叔等亲戚却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你现在有让别人羡慕的工作，一个月能拿50多元的工资，又不下矿采矿，坐办公室，赶紧想娶媳妇成家的事吧！”远在湖北沙洋镇中央“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听说后，立刻拍来电报，明确站在爷爷一边，力排众议让我报考大学。父亲的决定总是很英明的，于是我不再犹豫，全心全意投入了应考准备。因为在学校时没上过化学课，还专门找了一位化学老师作单独辅导，结果考试成绩竟是化学分数最高，阴差阳错地被新疆大学化学系录取。后来与校方协调，才调整到了中文系。就这样，在我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是爷爷和父亲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也就是我们的家规、家风使得我坚定地走向了继续求学之路，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回想起来，从1969年爷爷拿出一本《阿凡提的故事》叫我读，到1988年父亲叫我翻译第一篇《阿凡提》，后又亲自动手修改我的翻译文字，爷爷和父亲那种好学习、好读书、读好书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使我最终在这方面弄出了点儿名堂。这些年，在全国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近六十本有关阿凡提的书。2009年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单位为我举行了“艾克拜尔·吾拉木《阿凡提》系列作品研讨会”，百余名有关领导、作家、学者、翻译家出席会议，多位著名评论家高度评价了我的“阿凡提”系列作品，并提出殷切希望。当时《文艺报》还发了一个整版的研讨会纪要。

父亲的职业、敬业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的下一代儿女的成长。特别是女儿伊丽欣娜，她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她的爷爷：“爷爷只陪我走过生命中最懵懂的6年时间，却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教导我要‘好读书、读好书’，渐渐地，这也成了我家无形的家风。见过爷爷的人，都会被他深邃的目光和鹰钩鼻所吸引。而在我记忆里，他还有一副大大的眼镜。每天晚上，爷爷都会给我读故事书。那个时候我还小，甚至还没有爷爷的书桌高，他就一把抱起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再戴上他那副大大的眼镜，给我读各种故事书。爷爷因病去世后，他的藏书陪我走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搬过一次家，东西打包好后我数了数，光书就有25箱。有人劝我父亲扔掉一些，父亲却说‘扔什么都不能扔书，这才是我们家的财富’。韩愈说‘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爷爷和父亲惜书如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我女儿的确没有辜负她爷爷和她父亲的期望。研究生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国家民委录取，成为一名民族工作者。在短短的2年多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和荣誉。2016年，国家民委举办第五届青年读书演讲比赛，女儿在活动中获得了优胜奖；同年，在中央国家机关“家风建设在行动·家庭助廉”活动中，又获得由中央国家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好家规家训”奖。

我认为，我们家的“好读书”这一家风，对我和孩子们的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能够成长在拥有良好家风的家庭中，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它就像是一种信仰，无形地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写于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