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井的映像

阿慧（回族）

阿慧，本名李智慧，回族，河南省沈丘县槐店回族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当代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民族文学》重点作家。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发表于《民族文学》《回族文学》《美文》《时代文学》《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莽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入选《中国散文年选》《中国最佳散文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选》《中国年度精短散文》等十多种选本。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冰心散文奖、《回族文学》奖、杜甫文学奖、孙犁文学奖、新月文学奖等四十多个奖项。入围第十一届少数民族“骏马奖”。出版文集《羊来羊去》《月光淋湿回家的路》《大地的云朵》。《羊来羊去》被译为阿拉伯文。散文《炸豆》入选《2015重庆中考试卷》《2016湖南语文记叙文阅读汇编》《2017绵阳中考记叙文阅读汇编》等；散文《羊来羊去》入选《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中学语文网》《阅读练习及答案》等。

钱财跟咱们生产的皮具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装饰，慈悯和善功才是人的根本。

水井幽闭的晨梦被一只摇摇下沉的木筲晃醒，当筲遇见水，啪的一声闷响，姥爷紧攥绳头的大手感受到一股酥动。站在青石板铺就的井台上，我缩紧小身子朝姥爷靠了靠，伸长脖颈，鼓起眼珠，紧张地朝井里望，竟望见了一片四四方方波动的黎明。没想到这井肚子也同井口一样方正，看上去比两米口径的井口还要宽阔。青砖砌成的井壁滑润如玉，墨绿的水面微波轻漾。我们那只土黄色木筲，看起来那么的小巧，它拴在麻绳的另一头，在井水上打转儿，似一只被人提着脖子的小黄鸭。

早听姥爷说过，这四沿井还真冒出来过一只小鸭子，它昂首翘尾，在井里从容地凫水，还巧妙地躲闪自上而下纷纷降落的水筲、水桶，毫不理会打水人慌乱的惊叫。沙河里的放鸭人闻讯赶来了，他俯井一望，认出是自家养的小鸭子。刚想下桶去捞，那鸭子扎个猛子，一撅尾巴不见了。放鸭人转头朝沙河跑，打水人扔下桶在后头跟。从四沿井到沙河有一道街长，一群人气喘吁吁来到沙河沿，正看见那只小鸭子从河里冒出来。它抖抖身上的水，晃晃悠悠去追鸭群。众人在岸上站成了一群“呆鸭”，想不通这井水还“犯”起了河水，还泉河相通，还根脉相连，近千年不变。

这原是一口古井，据说是元朝时，波斯人阿李率探马赤军营队驻屯豫东槐坊店，为饮水而掘。七百多年间，哺育了槐坊店历代回民，浸染出他们井水般清洁的气质。

一筲水被姥爷颤巍巍拉出井面，绳索上清凉的水汽悄然隐散。姥爷清癯的面孔沾了水色，下巴上的白胡须湿乎乎的。他眯缝着眼打量逐渐明亮的晨光，脸上浮现一种无法临摹的表情，仿佛在回忆一个无法收捡的过往。

姥爷姓海，官名海宝相，因排行老四，族人们都亲昵地叫他海老四。姥爷家祖宅西面是一座至元年间建造的清真古寺，沿一条小街向北就是四沿井，向南就到了大沙河。

舅舅曾这样对我说：“你姥爷小时候，日子苦得睁不开眼。他弟兄4个只有一条裤子，谁有事了谁穿着出去，其他人只好钻在一条千补百衲的破被子里。你姥爷年龄最小，一个冬季只能捂在床上。那时的冬天冷得透骨，沙河水都冻实了，能在冰面上驶大车，高头大马拉着货物，哧溜溜一趟，哧溜溜又一趟，快得很。”

姥爷成亲后不久就遇上了灾年。1931年，河南遭受水灾，庄稼颗粒无收，水退后瘟疫四起。姥姥劝姥爷说：“咱槐坊店的人能逃的都逃了。趁现在你还能走得动，快去上海逃命吧！”姥爷的二哥在上海卖大饼，还有一个堂哥在英租界当警察。但姥爷放不下我姥姥，姥姥说：“你一个人的路费还凑不齐哩，哪有能力带上我？我离娘家近，3个哥哥都会管。你快走吧，树挪死，人挪活。”

姥爷临走前，拼尽体力提回一桶四沿井水。姥爷一口气喝了两大瓢，清冽的井水填充他空虚的肠胃，把他的哀伤浸泡得支离破碎。姥爷喘着粗气支撑着自己，用流动的井水洗个完美的大净。洗大净就是按规定洗浴，我们回民都这么严肃地做。姥爷专注而细致地洗身洗心，默默地嘱咐自己：离开家乡后依然外清内洁，表里如一。

滔滔沙河水承载着姥爷乘坐的船只，涉过淮河，辗转到达上海，他的两位哥哥含泪接纳了他。在法租界当警察的堂哥说：“老四，我在中英皮货商行给你找了个扛包的活儿，你先干着吧。”姥爷说：“别管啥活儿，能挣碗饭吃就行。”

“谁知道扛包的活儿那么重！”舅舅后来对我说，“一个装有皮料的大麻包足有200斤，从货轮上卸下来，装上大卡车，再卸下来扛到仓库里。”他拧起眉头说：“真是想想都觉得累啊，你姥爷的腰痛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可他还是忍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早一天把你挨饿的姥姥接到上海去。”

3年后，我姥爷真真地做到了，他清水般的纯厚和执着，换得了老板的信任和客商们的赞誉。他凭实力在英租界租了房，把我姥姥接到了身边，并在很近的几年里，生下了我舅舅，还有我亲爱的妈妈。

舅舅告诉我：“你姥爷常对我们说，人在低处时心要往高处想，一切苦难都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

姥爷年轻时，在槐坊店皮行干过，熟悉各种皮质。有一天，他看中了皮货加工厂的下脚料，经过堂哥的说合，姥爷像收垃圾似的，把它们买回了家。姥爷和姥姥开始了细密而有序的劳作。那是一堆很糟糕的“洋垃圾”，被裁下的皮子边边角角，零零碎碎，里面有乱发般纠缠不清的洋线团，还有沾满机油的破手套；有断裂的剪刀和卷尺，还有一不小心就会刺破手指的缝纫机针头。脏乱繁杂得不可想象。

尽管姥爷、姥姥戴着口罩，包着脑袋，尘土依然把他们重重覆盖。随后就是一番耐心地挑拣，把有用的皮子清洗烫平。巧手的姥姥手工缝制出皮手套、皮手包，还有刚会走的小孩子穿的软底小皮鞋。舅舅欢喜地讲述着：“听你姥姥说，刚开始她把自己做的小物件，放在别人家柜台上配着卖，没想到成了抢手货。你姥爷看出了商机，招了几个妇女手工做。后来，托人在中英皮货加工厂，买了两台退役的手摇缝纫机。”

没几年，我姥爷家新换了一所大房子。据我妈妈讲：“印象中有楼有院，有花有草。”

父亲和母亲

细想起来，那时节是我姥爷人生的巅峰。皮子、皮具生意做到了法租界，甚至美租界的皮货商也来他家进货。仅靠中英皮货厂的那些下脚料，已满足不了需求。姥爷就从槐坊店选购一些优质“槐山羊”皮、小黄牛皮。舅舅说：“招了二十来个工人，办了个小型加工厂，临街门面上挂了个牌子，以你姥爷的名字命名：宝相皮货公司。”

公司不远处，有座外国人修建的清真寺，人们称它“外国寺”。姥爷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孤寡老太太。我妈回忆说：“那位老太太是寺里收留的一个难民，无名无姓，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死在了逃荒的路上。你姥爷每月都给老人生活费，还让你姥姥给她买衣裳。”

一个寒冷的雪夜，老太太不声不响地无常了。姥爷从码头回来，见寺里的乡老们正在犯难。姥爷说：“老人家的殡葬费我来负担。”妈妈回忆说：“你姥爷从柜上支了一些钱，背起褡裢就走了。我那时才5岁，追出门给他送了条毛围脖，风刮得呜呜叫，差一点儿没把我刮跑了。你姥爷天黑透了才回家，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冰花，一双棉靴硬邦邦的像块冰坨子。他疲惫而轻松地说：‘老太太的墓地买好了，在回民公墓。’”

孤寡老太殡葬那天，姥爷踩着冰碴儿，顶着塔布匣子（抬送亡人的用具）走在最前头，后面跟随着众乡老，还有我的姥姥、舅舅、大姨和妈妈。我妈说：“我听见路边有人说，这孤老婆婆真有福，临了拾了个孝顺儿。”

也许，连姥爷也没有想到，30年后，也就是我妈妈36岁那年，她不顾一切恩养了我小叔和大伯的7个孩子。连同她自己亲生的4个，共11个孩娃。小叔叔在他29岁那年意外身亡，撇下二男一女3个孩子；大伯父41岁时死于锅炉爆炸，舍下三男一女4个孩子。我妈妈把他们的7个儿女搂到怀里，搂进自己的家。11个孩娃一个妈，日子难得像爬塔。有人这样说我妈：“何必呢，自找苦吃。”但她却说：“苦啥苦啊，我自个不觉得呢。孩子们在身边我才心安，他们带给我相伴的福，是孩子们成全了我的母爱。”

转眼到了1942年。一个白雾弥漫的清晨，姥爷刚刚打开大门，门台上缓缓站起两个人。一老一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老者拉上我姥爷的手，喊了一声：“海老板。”姥爷认出是槐坊店的老乡，连忙说：“来来来！快进屋！”姥爷亲自给他们捧上热茶。老者说：“海老板，咱河南遭大灾了，先旱后涝又瘟疫，饿死很多人，有些家都绝户了。没办法了，清真寺社首才派俺俩来上海化捐，救咱槐坊店的灾民啊！”

“我看见你姥爷流泪了，”舅舅说，“他端茶碗的手止不住地颤抖，我明白，他是忆起了早年，因老家受灾逃往上海时的伤痛，还有对眼下老家乡亲们的心疼。”

姥爷对两位老乡说：“我是喝咱四沿井水长大的，老家有难我必定要管。你们在上海收多少捐了？”少年照着单子一一念过，说除了衣物粮油外，还有大洋300块。舅舅说：“你姥爷向我招招手，叫我去请账房先生。他对先生说，把柜上的钱都拿来，想法凑够大洋500。”

舅舅讲到这里叹了口气，他说：“两位老乡走后，柜上没钱进货了。伙计们背地里叫他‘大滩泥’，说他不把钱当钱，当泥一样让人随便挖去用。你姥爷说，钱财跟咱们生产的皮具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装饰，慈悯和善功才是人的根本。挣钱就是让人用的，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才是正道。”

我老舅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回民小学当工会主席30年，每年都要帮扶几位困难教职工。他曾为重病教师组织了几次募捐活动，并把自己当月的工资送到病人手中。他回家后对儿子说：“把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一个清冷的上午，姥爷公司的伙计们正在院子里忙碌，突然听见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听见咚的一声响，伙计们好奇地围过去看，是一个酱红色的小布包。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看，“嘟嘟”几声警哨响，冲进来一胖一瘦两个警察。“把东西交出来！”瘦警察一把抓过小布包，抖落一地日本钞票。他吼：“谁是老板？”

我妈说：“当时我和你姥爷、姥姥正在二楼喝茶，听见楼下有人嚷嚷，你姥爷叫我们别吭声，他自个儿下楼去了。我蹲在楼梯角朝下看，看见胖警察一把攥住你姥爷的衣领子。”

那胖子指着布包喊：“侬就是窝藏犯，说！你们一共偷了多少钱？”我姥爷一听这话火冒三丈，血往头上涌，脖子里青筋直冒。他一把打掉胖子的手说：“咋说话呢？谁是小偷？还偷日元？我老海一不偷，二不抢，行得端，坐得正。到哪儿说理我也不怕！”俩警察气势汹汹推搡着我姥爷朝外走。我妈说：“我吓得哭起来，和你姥姥追到大门口，人已经没影了。”

童年时的全家福

舅舅说：“我下学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事了。几天里，当警察的堂叔，清真寺的乡老，还有上海商会的朋友，都为营救你姥爷东奔西跑。终于被担保出来了，我和堂叔去货轮上接他，见许多被抓的人在码头扛包。一个日本兵押着你姥爷沿着翘板走过来，第一眼我差点儿没有认出来。只见他衣衫不整，瘦弱不堪，左脸上粘着一大块白布，衣衫的前胸血迹斑斑。我叫了一声伯（爸），朝他扑过去……”

舅舅掩面抽泣，他说：“后来你姥爷告诉我，他被送上货轮做苦工，他不怕苦，也不怕死，就是不肯白白受辱。他看见货轮旁混浊的黄浦江水，就想起了老家清澈无污的四沿井水。他高喊：‘我没偷！我海老四宁死不做贼！’一个日本看守冲过来，用刺刀挑破了你姥爷的脸，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四沿井旁的姥爷被朝阳染红了面颊，我看见他左脸颧骨上方，一条暗灰色的刀疤，似一条被斩断的蚯蚓。

7岁的我和70多岁的姥爷，一老一小抬着盛满井水的水筲，小心翼翼地抬回家，倒进灶屋门口的大水缸。舅舅下班回来了，他抄起扁担去挑水，一股劲儿把水缸加得满满的。

将近中午时，一辆太平车，装满一车粪，被七八个青壮劳力拉着，吱吱扭扭滚过来，稳稳地停靠在姥爷家屋后。姥爷说：“来啦？”他们说：“来了大伯，又来麻烦你们了。”这是县城附近崔营生产队的社员，十天半月来城里拉一次粪。农村有句谚语：“种地不上粪，一年白费劲。”那时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靠上粪肥。生产队里社员多，而拉车的牲口不多，因此，太平车要用人力拉。社员们从车上卸下柴火和面粉，我姥姥已经把大铁锅刷洗干净了。她招呼说：“赶紧烧火做饭吧，劳累了一上午。”

他们每次进城都是在我姥爷家做饭吃。3年前的一天，崔营的几个社员抱着烧饭用的柴火，在街边转来转去。我姥爷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在找锅灶做饭。他们说，转了几条街，被人拒绝了一上午。

姥爷说：“来我家吧，把大地锅让给你们做饭吃。”

从此，社员们每一次进城都在我姥爷家做饭吃。姥爷算好日子，事先打好新鲜的井水，姥姥端出洁净的锅碗瓢盆，免费提供油盐酱醋，还帮他们擀面条、烙馍饼。

社员说：“比俺在家里吃得还舒坦哩。没想到，海大伯不计较俺们是汉民。”

姥爷说：“分啥回民汉民的？咱们都是一家人。”

舅舅对我说：“你姥爷说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些事。”

1945年，我姥爷带着全家回到了河南。那时，日本鬼子攻占上海，连租界也不放过，一天到晚地往里边扔炸弹，轰隆隆巨响，房倒屋塌，死伤一片。舅舅说：“那天夜里轰的一声，楼下的仓库被炸飞了一半。你姥爷姥姥拉起我们小孩子往外跑。炮火过后，你姥爷决定回老家避难。从此再没有回上海。”

姥爷一家4口人回到了槐坊店，仍旧住在破旧的老房里。那年初春，姥爷见一个中年男人蜷曲在大门外的草棚下，担心他被冻病了，上前轻轻拍醒他。那人两手比画着致谢，我姥爷这才认出，他是戗刀磨剪子的哑巴。姥爷立马转回屋，让我妈妈给哑巴送了两根油条、一壶热茶。

我妈说：“当年那个哑巴叔叔我还记得。他喝过茶，从破棉衣里摸出一个李子，笑眯眯地递给我。那李子红溜溜的像心脏，闻闻还有一股烟草味。”

第二天下雪了，姥爷硬把哑巴拽进了屋，他挣着身子不肯住。姥爷说：“咋不住？哪儿没有落难的人？就当这是你的家。”妈妈说：“天一亮哑巴叔叔就走了，好些日子没在街头看见他。”

大约过了两个月，一天夜里下起了雨，哗哗啦啦到天明。我姥爷早起开门一看，惊得他差点儿坐地上。大门口躺满了大兵，他们抱着枪杆子湿漉漉地睡在雨水里，一直延伸到大街口。姥爷这时才明白，解放军大部队进城了，他们悄悄地睡在雨水里，没有惊动老百姓。我妈说：“你姥爷逢人就说，要不是他亲眼看见，根本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兵。”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领兵的首长竟然是那个“哑巴”兄弟。

姥爷家只有三间西屋，人口多，又狭窄。解放军谢绝了姥爷的诚意，住进了北边的大院。我妈说：“我一放学都往北院跑，看解放军挑水扫地，写字唱歌。有一次他们说，小姑娘唱一个。我就站在那摇头晃脑地唱，他们说唱得好，还啪啪地鼓掌。”

妈妈回家后告诉我姥爷，有一个小哥哥没有鼓掌，他捂着肚子半躺着，看上去很痛苦。姥爷赶紧叫上我姥姥，带上十滴水、艾叶子，去看生病的小战士。小战士果然小，只有12岁，南方人。姥姥喂他十滴水，用艾叶熏肚子。果然很见效，第二天小战士又生龙活虎了。

舅舅说：“没想到一场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家。”

雨水一场接一场地下，大沙河和四沿井的水不断上涨。舅舅说：“那晚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睡觉前，外面的雨还在哗啦啦地下。沉睡中轰隆一声响，我们惊叫着挣扎，黑暗中感觉世界坍塌了。不大一会儿，我听见很多人的脚步声，还看见火把的光亮，解放军战士的身影。那一刻，埋在瓦砾下的我，刻骨地体味到什么是救星。”

舅舅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我们一家4口，被解放军用双手扒了出来。好在，除了轻微的皮外伤，都没有什么大碍。”

我姥爷带着孩子、姥姥一起感谢解放军，“哑巴”首长说：“谢什么呀海大哥！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吗？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

姥爷的画像

我10岁那年姥爷出事了，他被一辆自行车撞成重伤，送进了医院。我和妈妈失魂落魄地赶过去，见老人脸色焦黄，满头大汗。见到我们，他艰难地睁开眼睛说：“记住啊！别为难人家，他不是故意撞我的，也是一个苦孩子。”

舅舅对我妈说：“今儿早上，咱伯（爸）端着碗去马路对面买豆沫，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卖麻绳。他是安徽界首人，在自留地里种了些红麻，一家人纺成线，打成麻绳。听人说槐坊店麻绳价钱高出两毛钱，他天不明就朝这里赶。下坡时，自行车后头驮着麻捆子，头重脚轻，歪歪扭扭，一下子就把咱伯撞出几米远。”

闻讯赶来的舅舅和街坊，把那年轻人抓小鸡似的拎起来。姥爷趴在地上连连摆手说：“谁也别动他！这事儿都怨我。”又对那孩子说：“别害怕，你不是故意撞我的，咱俩无冤无仇的……快走吧！别叫家里人等急了。”

第二天，年轻人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二十多个村民。他们来医院给我姥爷500块钱，说是全村人连夜拼凑的。我姥爷虚弱地摇摇手，说啥也不要。他急促地喘着气，说：“别怪他！我今年78岁了，该走了。这孩子的路还长着哩。”年轻人抱紧我姥爷的胳膊呜呜大哭。

村民流着泪说：“这娃撞上好人了！”

又流泪：“这好人咋就被撞了哩？”

18天后，我姥爷归真（去世）了。阿訇用清洁的井水给他清洁了埋体（尸体）。那天，寒气冷凝在街头，缓缓蔓延到河岸。送姥爷的人很多，3公里长路，打头的已到墓地，排尾的还在家里。

有路人停下脚步，问：“谁呀？多大的官儿啊？”

回说：“无官无职，是个老百姓。海宝相，海老四。”

那人瞪大眼珠“哦”了一声，站进送殡的队伍。

写于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