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送给我的财富

胥得意（蒙古族）

胥得意，原名胥德义，笔名付驰远、牛默耕等，1973年出生，曾在军队服役27年，上校军衔，蒙古族。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学会会员、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现为《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煤炭报》记者。出版有长篇小说《炮兵连爱情往事》、小说集《不逝的兵群》、报告文学《使命在心》等个人专著14本，小说《醇香》、报告文学《连队风景》、散文《落叶掩埋住的青春》等获全国全军奖项并入选文学年度最佳书选，先后有25篇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本，在两家杂志开有专栏。编导的微电影《大山深处特种兵》《努力过就好》《山里世界》等获全军全国20余项奖项。歌曲《我的高山我的林海》《家在奇乾》《森林之鹰》《绿色卫士永向前》等歌曲多次获奖并被传唱。

父亲在我心中就像是一座巍巍的高山，而母亲则像温柔的河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家乡在辽西朝阳的北票，这里与内蒙古的通辽市和赤峰市相连，历史上叫卓索图盟东土默特旗。直到今天，蒙古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占有着相当大的比例。蒙古人热情仗义的性情在我的家乡处处可见。

其实我家乡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语，只是汉族人越来越多，成为主体民族之后，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湮没得太多，缺少了本来的面目，但是在和那里的人们接触后，蒙古族人的为人处世还是能够与其他族人区分开来的。

有时和别人提起北票时，知道的人很少。那里是世界上第一只鸟飞的地方，也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另外，如果提起我家乡的两位在蒙古族文学史上耀眼的文豪，可能很多人都得对这片土地刮目相看。这两位大师一位是“蒙古族的曹雪芹”尹湛纳希，另一位就是当代文坛著名前辈玛拉沁夫。由此可见，我的家乡并不缺少文化，只是缺少宣传。其实“西有敦煌，东有朝阳”，这是历史上早有的说法。

正如我的一位懂些风水的朋友到过朝阳之后所讲，这里没有险山恶水，故这里的人一定会平和与淡然。我觉得他所言极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朝阳人的代表。到过我家里的朋友同学，只要见上一面，都会做出如此评价——你们家的老爷子是个实在人，老太太可是不一般。他们看得挺准，讲的却只是表面。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话用在我的身上一点儿不差。我的父亲在我心中就像是一座巍巍的高山，而母亲则像温柔的河流。如果自夸一下，我的身上可能会包含仗义、正直、善良、担当和包容等品质。其实，这些都来自于我父母的言传身教。

那么，就允许我来讲讲我的父亲和母亲吧。

我父亲出生地叫大板。汉语的意思是汉人居住的平房。他在那里生活到18岁后，决定出去闯世界，于是便选择了当兵。我见过他戴着“三块红”的照片，帅极了。一米八的个头，硬朗灵健，即便现在由于年迈“缩水”了一些，但仍不失高大和清瘦之感，给人特别阳光的感觉。我父亲退伍返乡当了煤矿上的铁路工人。他下班回家要走三四十里的路，他觉得太远，就扒火车代步，矫健的身姿在火车上飞上飞下。飞速的火车是他的专列，他像是从《铁道游击队》的电影里走出来的偶像。只要单位打篮球，他必参加，有他在，必进前三。他不上场，场上便缺少了一个威猛拼杀的虎将。他近60岁时，我第一次看到他打篮球，是和我年轻的战友。果然名不虚传，只是他不再如灵猿上步，变成了一个依旧敏捷的老猿，那时他已满头白发，场上已没人再去阻挡，他却不想孤独地表演。真是后悔错过了他青春里那些犹如传说一样的精彩。

父亲是一个极为热心之人，更不计较得失。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也在把这种品质灌输给我。在我8岁左右，一次他下班拿了一个印着鲜红“奖”字的铝锅，还有一张报纸。在他工作的火车站上，他在火车即将撞到一个横穿铁路的行人的千钧一发，把那人从火车头前推出了路轨，而他犹如一道白光冲出铁轨时，呼啸而来的火车头已经刮到了他的衣服。他只是淡定地站在路边掸一掸衣袖，坦然地数了数那火车一共有多少节车厢。他讲的犹如武林故事，布满悬念，却讲得风轻云淡，这个故事着实把母亲吓得不轻。而我再把这个故事重复给同学时，同学们都认为我在吹牛。他们不相信父亲会像一道闪电一样在那个人的生命最危险时刻犹如救世主一样及时出现。可是父亲真真实实上了报纸，也拿了奖品。几年前，偶然问起父亲，后来又见过那个人吗，父亲嘴一撇说，总见到，一句话也没有。我心中有些不平。父亲又笑，那个人智商有问题。我又问：“那你救一个傻子干吗？”“唉，那不也是一条命嘛。”父亲答得异常平静，说完又端起他的酒杯。

父母亲和两个儿子

关于父亲的故事太多，我一直也不知道如何讲起。因为他平凡的人生中没有太多精彩，只有无数独属于他的细节与性格。当年，我家住在一个叫作沙卜台的小山村。沙卜台是蒙古语，大体是“带有泥沙的沟”的意思。沙卜台交通闭塞，人们通常都不外出。所有人家吃的大酱都是父亲从他上班的城里给挑回来的。他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四十多里路，要乘坐火车回到镇上，从镇上到我家要翻两座山，有8里的山路。上小学时，老师讲到羊肠小路时，我眼前全是父亲上下班的那条山路。他挑着大酱下班时，有时赶上的是夜班。夜里8点多，他一个人黑灯瞎火地挑着两桶大酱走在那山路上。而到了上班时，他又挑着两只空桶上路了。可是，我却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辛苦。

当我家住进沙卜台时，全沙卜台的人家都从河边敞口井里打水吃。那口井井沿到水面差不多有2米，挑水的人用扁担钩把水桶挂住，放到井里，一晃一抖，水桶就沉入水中，然后再用力一提，一桶水就上来了。打水也是一个技术活儿，习惯了不觉得怎么样，可我母亲每次去打水时，都心惊肉跳的。黑洞洞的井像是张开的大嘴，好像随时能把人给吞进去。常年打水的人可能会控制水桶，想打一桶打一桶，想打半桶打半桶，而我母亲是一个柔弱的教师，到沙卜台之前她从来没有干过这类的活儿。尤其是到了冬天，水会洒到井台上，时间一长井台上总要结上厚厚的一层冰，人们要站在冰上面打水。冬天里，我母亲只好到河里不冻的泉眼挑水。

当然，村里的男人有时看到我母亲挑水费劲儿，还不等她说话，就挑了一担水送到了我家。这些我父亲都是记在心里的。父亲要在院子中给母亲打一眼井，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园子旱着，也不想再让我母亲一个人跑到河边挑水。我父亲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拿他的话讲，虽然他5岁时没了爸，但自小他就没让我奶和我叔为生活难过。确实是这样，他16岁时，看中了大西梁上一块荒地，硬是一个人把地给开了出来，让我奶多了一块地。他想做的事，几乎没有难倒他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也把这个品质遗传给了我。他一直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办法总比困难多。无论啥时候，人都不要被困难吓倒。

很多人劝我父亲，沙卜台祖祖辈辈都吃敞口井水过来了，你打不出井来。父亲不服，他说满河套都是水，沙卜台就不差水，只要一直向下挖，就能找到泉眼。沙卜台的土薄，挖下去不足一米就是石头。那一个来月，我家房子天天都是晃动的。一支接一支雷管引爆着沙卜台地下的石层。打井的那段时间，村里许多壮劳力都来帮忙了。他们也盼着我父亲做成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半个月后，有一天人们正从井下用撬棍撬着石头，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出水了！真的是出水了，辘轳摇上来了一筐碎石，碎石筐里正滴滴答答向外流着黄泥水。接着，井下的人们又装上来了半桶水。我家的井打成了，我父亲别出心裁把它弄成了洋井。沙卜台有了第一眼井，而且是洋井，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成了我父亲引以为荣的事情。

井打成了，接下来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几乎村子里的所有人家开始全来我家挑水，我家的院子热闹起来，从天亮开始一直到天黑，窗前始终没有断了人的走动。由于我家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门，我家开始成为村子里由东到西的又一条通道。对这个事我曾抱怨过，可是父亲立即制止了我，他说，是这个村收留了咱们家，以前别人都替咱家挑过水。只要受过别人的惠，到啥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帮助了无数的人。帮过就帮过了，转身就忘了，从来没有指望谁来偿还什么。其实，这都是父亲教导我的，只要愿意帮人家，就不要指望回报。

他退休后，这个农民的儿子当了几十年工人之后又完全回归了土地。家里几口人的薄地拴住了他的腿和脚。他当工人时，我很愿意看他划拳，细长的手指飞旋着变换出各种手型，灵巧而生动，输少赢多。他所追求的倒不是让别人多喝，只是助兴，也有不服输的成分。如今由于和土地过分地亲热，他的手变得粗糙，且裂着无数的口子。看着他的手，我很心疼，说过好多回让他干活儿时要戴手套，可是他坦然地把手一摊——这才叫劳动人民的手。每年父亲会捎一些地瓜给我。他还以为我像当兵走之前那样喜爱吃这种东西。但每一次看到那地瓜，我都会想象到他在地里劳作的情形。这能够走到我家餐桌上的每一个地瓜，父亲从地里刨出来，到装筐挑回家，再挑出来装袋送到我这里，我计算过，他至少要用手接触6次以上。每当看见这些食物时，我都会想起他在土地上辛勤劳动的身影。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告诉我，人一定要热爱劳动，要自食其力。只有对得起土地，土地才会对得起人。

我在外喝酒，回家却不怎么陪父亲喝，而且总是限制他。后来还是哥哥一句话，让我顿时豁然开朗。哥哥说：“如果他愿意喝，不是你管得住的，有一天他端不起来杯子了，让他喝也不喝了。现在能喝就是福。”想想也是。反正他能控制住量，也不贪杯，喝便喝吧。

父亲乐于帮人是出了名的。不论谁家干活儿，喊一声即到，比给自己家干活儿还认真仔细。又见不得别人糊弄，便直直地讲出来，于是又得罪了不少人，或是受累不讨好。我们都劝过他，无效，只好由着他去。他也讲，人自有人的活法。我们老百姓就是和土地打交道，以实对实。其实，更是以实换“食”。

父亲是一个计较也不计较的人。他和自己计较，计较自己在土地上劳动的态度。他拔草的时候，总是跪在地上前进。他说，我们和土地打交道，就要尊重土地。身上沾了土不是丑事，地里长了草才丢人。我给老天跪着干活儿，老天得感动着多给点儿收成。说父亲不计较，是他对人的态度。一年，村里的一个年轻人下雨天开着拖拉机从父亲刚种过的地里开了过去。父亲批评了他一句，说这样会把种子压住长不出苗。结果，第二天那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跑到父亲的地里轧了七八圈，一边轧还一边大声叫嚣，就轧了能咋地。父亲忍气吞声没作声，也没有向在外打工的哥哥说起这事。一年后，那个年轻人的儿子摔坏了脑袋，很多医院都不收治，他半夜敲开了父亲的门，进屋就跪在了地上，他非让父亲给我打电话在城市给他找医院不可。父亲拉起那个人说：“孩子病了说病了的事，你跪着干啥，快起来。”那个人不起来，向父亲赔礼。父亲嘴一撇：“都啥时候的破事你咋还记着呢。”平时都是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急事不要给我打电话。当那天晚上11点，看到是家里打来的电话，我的心几乎跳出了嗓子眼儿，第一预感是出大事了。当电话中传来父亲的声音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出事了，因为她要比父亲大5岁，身体没有父亲好。我带着哭腔问我母亲咋地了。父亲说没事。我顿时没了好气，我问那这么晚给我打什么电话呀。他告诉我：“村里有孩子生病了。你要给找医院。”我说：“那明天白天打不行吗？”父亲又说：“你不知道人家有多急。”后来，那个孩子的病在我找的医院治好了。父亲才告诉我，当年他还受过那样的欺负。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告诉你我被欺负了，只能影响你的工作。他轧了咱们的地，我松松土就好了。要是伤了和气，这个疙瘩就结下了。”我又问他：“那他们家来求你时，你为啥还帮？”父亲说：“人家都跪地上了，你还让人怎么求人。”继而他又笑了：“现在每年过年，人家都给我拿两瓶酒过来。这不就是爸活赢了嘛。”看着他坦然地笑，我知道，他早已经放下了应该放下的一切。我的脾气在这一点上，和父亲十分相像。我能够把很多不愉快在最短的时间忘掉。

关于父亲种地的故事、和邻里的故事、喝酒的故事，等等，太多。如果谁有机会认识他，便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头了。越老越像年轻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有见他服输过，做什么都要做得更好。其实他是在和岁月做一种抗争。父亲是一个可以边劳动边聊天的人，也是一个边喝边聊的人，只是不喜欢在电话里聊。一接我电话，就说“好，让你妈接电话”，或者说了两句之后便问“还有事吗”，放下电话之前就是“好好工作”“不能犯错误”这两句。其实，我知道他是惦念我的，比我更想他，只是他不讲。从我这一路走来，我的生命之中深深地烙着他的痕迹。例如我的乐观与对生活的不服输，全部来自他的影响。

我被保送进入军校那年，他到遥远的牡丹江军营去看望我。事先也没有通知一声。一个战友骑着自行车跑到了我们连，告诉我父亲来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营区大门走进来一个人，一看一准是你父亲。当时我还以为是那个战友在开玩笑。哪知，不一会儿，父亲就出现在了通往我们连队的路上，像是从地上收工回来一样，又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亲切、慈祥。他拎了一筐我爱吃的杏，全连的战友都说从没吃过那样味美的杏。父亲讲，这是胥得意入伍前栽的树上结的。那是我第一次听他那么正式地叫我大名。而他拎了那杏到部队，我觉得不仅仅是家中再无其他可带之物，而是我母亲比较擅长的一种“意味深长”。

多少年后，一次父亲对别人评价我时，我在旁听。他对别人讲，这个小子要强劲儿随我，对人不藏心眼儿这事也像我。我抬眼望他，想象我年老时，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模样。因为他没有刻意就活成了我的偶像。他把他的勤劳、大度、上进的品质都遗传给了我，靠着这些，我也一步步走在成功的路上。

在我的性格中，很多人说不清我更像父亲还是母亲。但我自己能够清晰地分辨出，我的品格中哪些来自父亲，哪些来自母亲。

父亲和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蒙古族女人。她风里来雨里去教了20年书，在我们那个乡赢得了属于她的尊严。她在岗位上的时候曾经是地区的先进老师，但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了。尽管风光过，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个子小，而不愿抛头露面。其实那只是她自己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感觉她的身高有什么问题。在周围的女人当中，她不比别人矮，也没比别人高。后来我才发现，她的为人与处世方法总会把她与别人区分出来，她可能觉得别人都在关注着她。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有天分的人，只是命运没有给她更多展示的机会。她15岁才走进小学课堂，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她从来不像农村有的女人，对孩子声嘶力竭地吼骂，也不会举手就打，她就是讲道理，循循善诱地讲，不厌其烦地讲，环环入扣地讲，让人心服口服地讲。她的这些做法，在那些能打擅骂的女人那里，变成了“不会教育孩子”。但是母亲依然以她特有的方式教育我们要正直、善良、孝顺，尤其是要有做人的尊严。正是秉承了她的教育与性格，我才对自己的尊严有着极度的呵护。母亲告诉我，爱护名誉要像小鸟爱护自己的羽毛。在生活的具体体验中，我和母亲一样，在物质上可以吃亏，但是尊严不能有一点儿受损。为此，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没少干。但是为了尊严的存在而注定要付出更多。

我的母亲不会骂人，不会吵架，但论起理来，几乎没有人不怕她。不是她会论理，而是理就在她这一面。被人欺负了，还不奋起维权，那理也不存在了。正义永远是正义。正义是不偏离方向的道义。母亲当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生产队长怕生产队的羊浇湿，便私自打开了教室的门，把羊赶了进去待了一宿。第二天，我母亲上班发现了这件事后，带着学生直接找到了生产队长。我母亲说，教室就是孩子上课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孩子的极大不尊重。生产队长的理是连房子都是生产队的，他想往哪里圈就往哪里圈。他没有想到这个平时文文弱弱的女人竟然会突然厉害起来。这一场理论，我母亲在沙卜台名声也出来了。人们知道了这个身材弱小、性格温和的付老师是绵里藏针，是不好惹的。

这件事着实让我父亲很佩服母亲。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他好几次拿母亲这件事教育我。有时人的性情是低贱的。你要是软弱了，他便觉得你好欺负，如果你强势了，他反而来高看你。我当兵后遇到过无数这样的事，领导或是机关的办事人员，不讲道理或是无缘无故地刁难我时，我向来都是不留余地地直接撕破脸皮奋起反击，我不惧怕权力也不怕非议，不惧怕后果也不怕报复，因为我妈所有的奋争已经告诉了我正义就是正义，正义是压不倒的力量。所以，每一次抗争过后，都是风平浪静，没人报复我，打击也只是悄悄的，不敢明目张胆。

我母亲遇到别人有灾有难时，总会动情地掉眼泪。她的那种表现是比较蒙古式的。我和一个好朋友讲过，哭和流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流泪可能因为悲伤，可能因为感动。但哭却是表达或者表现。

从我刚刚懂事起，母亲用故事加道理的形式对我进行了无比良好的教育。我的为人、处世、上进、负责、好强、尊老、善良等能够呈现优点的地方，都折射着母亲的影子。我能够独立带兵之后，我给战士的教育都是一生受用的。这也就是我的战友为什么如此多，而且天各一方还在联系的道理。我从母亲的教育中早早地知道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什么。

在农村，以我母亲的年纪来讲，她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太太。这不仅仅体现在她能认字，能帮助别人写信上，而是她能够把很多道理通过故事讲出来，而且能够把许多故事写出来。在她60岁的时候，她对于一件事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看法，写成稿投给了省里一家报纸，没想到从那之后，她接连几年收到编辑的约稿，隔三岔五地就要在报上发表文章。村里的人是不信的，但是他们能又羡慕又嫉妒地看着付老太太到邮局去领取稿费。

我相信她的文字能力。我的文学启蒙最早来自她。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她开始教我背诵毛泽东诗词。长大后，我发现我们那里的女人中，再没有其他人能够背诵毛主席的大部分诗词。我以为她找到了写作的乐趣，曾鼓励她，没事就写一写。她却讲了一句让人笑得不着边际的话：“写那点儿破东西，人家报社还要给钱，怪不好意思的。总写稿好像冲人家要钱要习惯了。”后来，母亲的眼睛不太济事，便也挂了笔。我做过编辑工作，也看过她写的文章，说句公道话，她的文章读起来有新鲜感，发出来是不会给刊物丢份儿的。现在，母亲不再写了，但是故事在她的口里活着，无比新鲜，无比生动。她和别人不同的是她总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看得更远。她更有文化体现在她的谈吐上，她的语言中从来没有脏话。她也要求我们不许讲脏话。我现在的小说创作主要以军营和乡土题材为主，乡土的故事大多是来自母亲的讲述。每一次见面，她都能讲述出很多小说的创作素材，她认为她讲述的就是故事，而在我这里，却变成了丰厚的创作财富。尤其是发生在我们家中的故事，总是像在以小说的方式呈现与进行着。

母亲实实在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她用她善良的心包容着别人的缺点，从而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她娘家的亲戚和父亲这面的亲戚没有人讲出她的缺点，被她紧紧地团结起来。在我小的时候，每年都有亲戚的孩子住在我家里读书，后来我探亲回家，发现又有几个与母亲隔着辈的孩子在我家里，她负责饮食起居。她这样的做法自有她的道理，她一直讲能帮人时且帮人，并把这种认知在我的思想中种植得根深蒂固。

有一年，我当宣传股长，地方电台在除夕夜里到部队采访，让我找一个军人的母亲接受采访，并且直播那位母亲除夕夜的心声。做了那么多年的宣传工作，我知道记者需要的是什么。可是这样的母亲让我去哪儿找呀，我也不能一句一句教人家，没办法只好让我的母亲抛头露面了。因为我太了解她，她一直引以为荣的是“我曾经是一个军人的家属，现在是一个军人的母亲”。我先打电话给她，告诉她电台记者要采访“军人母亲除夕夜的心声”，让她好好准备准备。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这还用准备吗？”于是，那个记者目瞪口呆地听到了一个老太太说出了媒体在那个时候最需要讲出的话。母亲讲得动情且朴素，有诗意，有道理。我知道她不是在唱高调给别人听，她这个老共产党员就是那样想的，也是那样做的。我的父亲还在上班时，除夕夜从来都换成在单位值班，我在军校上学时，每个假期都留校护校。母亲对这事最看得开，她说人人都想回家过年，但总得有人留下来。你们留下来是自愿的，心情就会高兴，而且我这个老共产党员能理解你们，也希望你们做出党员的样子。陪我过不过这个年无所谓，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多着呢。工作就要珍惜。我的母亲就是这境界，让人听得心生感动，但是一点儿也不矫情。我从内心里一百个佩服。

母亲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夸赞我。那年我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她正因伤住进了医院。有人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我的“影子一闪”告诉了她。她嘴一撇：“他能有多大出息，赶上点儿了呗。”她觉得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得到什么样的名气，也还是她村子里当初的那个孩子，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可是我知道她内心满足着呢。

母亲每次打来电话，都叮嘱我别累着身体，更不能犯错误。一次，家里一个亲戚应聘保安，急用一个中专文凭。我便在北京找做假证的办了一个。哪知母亲一个电话打来，警告我这样弄虚作假得犯多大错误，要是让警察把我抓走她可就丢人了，以后再不可这样。还有一次，她又打电话问我：“乡里搞普查，听说你是个军官，你是什么职务？”原来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我是什么职务。他们只是在告诫我要努力上进，实际上他们和我一样没有一个具体目标。母亲和父亲一直对我讲，只有做成了一个好人，才能做成一个好官。

母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这一点与我无关。从闯出老付这个名声开始，她已经把受人尊敬当成了习惯。可这里又得付出多少啊。不是节日的日子，我喜欢回家。我回家的日子，会成为她心中的节日。真正的节日里，她把笑脸和忙碌都给了客人。

我的宝贝14个月了

现在，我的父母都已年迈，白发苍苍，父亲虽然不能再到地里劳作，却主动把楼道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而当我带着孩子在除夕去敬老院慰问那些孤寡老人时，母亲的脸上却布满慈祥。她告诉我的孩子：“跟你爸去吧。差不了。”

父母用一生告诉了我，人只要有目标，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我对于一切的物质都不感兴趣，我只想让自己的内心更丰满地活着，这样我才是一个幸福的人、快乐的人。我上学之前，父亲给我起了名字叫得意，他说希望我一辈子遂心得意。我一直按着他的期望活着，活给自己的理想，活给自己的内心，没有悲伤，没有忧愁，没有恐慌，没有绝望，没有痛苦，没有计较，没有卑鄙，没有对富贵的渴求，只有对未来的渴望。

我的父母正步履蹒跚地走向生命深处，我知道，即便哪一天，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我认为我们只是分开，而不是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了我。这种财富便是良好的家风。而这种家风，正被我的孩子们欣赏与接纳着。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曾说过，家风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也需要一代代传下去。

他们讲的道理我懂。只有一个家庭好了，一个家族才会好。每个家族都好了，整个社会就好了。

写于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