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一家人
张抗抗（汉族）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1966年在杭州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在农场劳动。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一级作家。历任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800多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五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三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曾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等。
一个内心有文学亮光的人，她是幸福的。
我觉得自己此生很幸运。我的父母都热爱文学，并且长寿，一直陪伴我们也步入了老年，父亲依然健在。我和妹妹在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妹妹张婴音比我小7岁，是教育刊物的一位编辑，业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她的儿子冬筱在大学期间，写了一部青春文学的长篇小说，颇得好评，获了当年度不少文学奖项。她的公公是“七月派”老诗人，一位抗战时期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我的丈夫是一个政治学教授，年过半百之后，也跨界写了一部文学作品。
所以，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之家。
这里记述的，是我的母亲、父亲、我妹妹婴音，还有外甥冬筱。
一、母亲的精神财富
一个人来到世上，无法选择自己的父亲母亲。但我要感谢命运，给了我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的母亲一生历尽坎坷磨难，但她有着一颗充满同情、健康快乐、丰富易感的心。
母亲生于1923年。在她出生的那个江南小镇，至今还会有人谈起她的逸事，说当年朱家的大小姐出去读书，每次假期总是两手空空回来，因为她把随身的衣物和被褥统统接济给了家庭困难的同学。到我记事以后，这类传说一日日变得真实可信——多年前的暑假里一个下着雷阵雨的下午，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收垃圾的妇女，妈妈邀她进来避雨，她执意不肯，妈妈竟然冒着大雨追出去老远，递给她一顶挡雨的草帽，回来时自己身上已经淋得稀湿。这一类小事充满了我少年的记忆，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尽其所有去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母亲使我懂得“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
妈妈年轻时
母亲早年追随革命，抗战时期入党又被捕保释的复杂经历，使她和我父亲在1949年后多次接受历史审查，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原是革命干部的爸爸接受政治审查工资被停发，家里的奶奶和叔叔、姑姑一家中断了生活来源。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妈妈挑起了家庭重担。她除了留下我们母女二人的最低生活费，把工资里余下的50元钱全部都交给奶奶。为了省下中午这一顿饭钱，她天天顶着烈日，走路回家吃饭。爸爸好友每月的少量资助，加上一些困难补贴，总算把奶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维持下来。妈妈每用一分钱，都要细细地计算，而把自己的开销减了又减，甚至多次饿着肚子走上讲台。她对我说真怕肚子里咕咕的叫声会让学生们听见。有一次窗外传来收旧货的叫卖声，妈妈实在是饿，也太馋了，她找出几本舅舅丢弃的旧课本，拿去卖了，换了几分钱，然后跑到路口的小铺上，为自己买了两块油炸臭豆腐吃，那是妈妈仅有的一次“享受”。我记得妈妈常用咸萝卜干和腐乳下饭，但每天我的面前都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橘子，还有一粒必须吃的鱼肝油丸和钙片。每次我剥开橘子，把一个橘瓣塞在妈妈嘴边，妈妈总是把牙咬得紧紧地说：“好孩子，妈妈不吃，妈妈怕酸呢。”她为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暖着手，然后不出声地一口一口喝着。对于我妈妈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从小到大很少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人来说，需要具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内心的力量，才能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肚子饿是能忍受的，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周围人的眼神，好像她是一个传染病患者，同她多讲一句话都会变成敌人。学校领导总是把最吵最乱的班级分给她，把别的老师不愿干的事情交给她做。在教研室里，她坐的桌椅是最破旧的，她用的教具常常残缺不全——她默默忍下。她没有资格是因为她的丈夫和父亲都是“历史反革命”。只有到了深夜，在难耐的寂寞和饥饿中，妈妈才能将人们那如刺如荆的白眼，一根一根从她心里拔出来，渗出滴滴血珠，再一口口吞咽下去。她要为女儿、为丈夫、为了全家人好好地活下去。支撑我妈妈度过艰难岁月的力量，来自书本和对家人的爱。
在政治歧视、饥寒交迫的长夜里，我妈妈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遥远的童话，作为她的精神夜宵。妈妈给我讲故事，慰藉我也慰藉她自己的心灵。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日日夜夜相伴的童话，成为她的精神避难所，也是她流亡的灵魂最后的寄存之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她心目中，也把我当成了一个童话。
多年以前妈妈曾在洛舍小镇的孤寂与苦恼中，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到我出生以后，文学又在她心里丝丝缕缕地复苏。像那个时代许多追随革命的人一样，她是一个不信奉宗教的人，但当神圣的宗教被更为神圣的政治“信仰”这个词汇所代替，当许多人的信仰正一天天演化成一种新的宗教时，她只能沉溺到她的书本里去，将她心灵深处那些美丽的童话，建筑成一座她所独享的理想主义宫殿，作为自己支撑苦难的另一种“信仰”。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被隔离审查长达4年之久，在那个黑暗的小屋，妈妈倚仗着她的“童话理想主义”这个秘密武器，度过了漫长的凄苦岁月。
记得我在北大荒农场连队孤独的日子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收到妈妈的来信。妈妈的信总是写得像诗一样美，她描绘杭州西湖春秋的情景，讲述生活中有趣的事物。若是我要想做什么事情，她总是鼓励我说：“你能行！你肯定能做好！”我至今还保存着妈妈当年的远方来信，那些温暖的话语，在冰雪的北方，像燃烧的炉火，为我抵御严寒。每年我回杭州探亲，妈妈从学校里积满灰尘的图书室，悄悄为我找来一本本法国、英国的翻译小说。我开始自学写作，妈妈是我坚定的支持者兼家庭教师。她曾带我坐了很远的汽车，去云栖那一带的树林里寻找一种刚从国外移植来的橄榄树……在妈妈的眼里，世界是美的、梦想是真的、人是善的。她以自己对真善美的期盼，教会我永远对生活怀有希望。几十年中，母亲坚韧独立的品格，是我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点点滴滴渗透在我灵魂中，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去面对人生的一切艰难。
张抗抗19岁去北大荒的证件照
假如我重新做一次女孩，我希望我的妈妈，还是现在这个妈妈。
2002年深秋，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过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这一年，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母亲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全家人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去。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而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大脑表层的瘀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的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的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而珍贵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突然一扇一扇地敞开。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我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几天后母亲苏醒过来了，她终于睁开了眼睛，但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停用后第二天夜晚。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妈妈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详细地复述了妈妈今晚在病床上一口气说的那些话。妈妈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插话说：“我是婴音。”妈妈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妈妈的那些话，结结巴巴、断断续续，似乎在一场长长的梦魇中挣扎。她一生里曾经历的所有屈辱和苦难，如同无数记忆的碎片，在脑海深处闪烁、浮游。她正在试图用嘴唇和牙齿与梦魇对抗，在语言中逃脱并复原自己。是的，不管怎样，我们的妈妈会说话了，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的噩梦中一点一点复苏。
第二天清晨，我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妈妈床边，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妈妈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奇怪地冒出了许多不连贯的文言文。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有人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那几天我们差点儿以为母亲从此要改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古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开始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中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医师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却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如今再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她有过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那天，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却十分艰难缓慢。她明明是醒过来了，但我时常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她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丝丝缕缕不见踪迹；有时她又好似深深潜入了水底，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
我的表弟、表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知何处传来的乐曲声，她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
医生带着护士们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微笑着夸赞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又说：“多么好听的声音。”还说：“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护士们都喜欢与她聊天，她们说朱老师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
有几天我感冒了，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她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妈妈认出我了，妈妈笑了。妈妈心疼地说：“你累病了吧，戴口罩很闷的，我没事，你回去休息吧……”
一日，胡医师陪母亲去做脑部CT，母亲躺在可移动的病床上，护工推着床下楼，经过医院的小花园。胡医师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妈妈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一如冷傲的秋菊，在凋谢前仪态万方的告别演出。
母亲一生待人和气宽容。对于生活的种种磨难，她从来没有抱怨，没有忌恨。即便遭受如此大难，她依旧坦然承受着病痛，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乐观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坚忍、仁慈的母亲而骄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人性中那种本真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从健康的青年时代直到病前的老年岁月，曾经给予我的教诲与爱，都在她意识蒙眬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在一个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自我意识尚不能受制于理性控制的时刻，她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思维和行为，应是她心中最坚实的内核与底蕴。
1951年，张抗抗1岁与外婆、父母在杭州。
2015年深秋，我又一次回杭州，去探望因肺部感染住入浙二医院的母亲，我陪坐在她的床头，和她说一些琐碎的家常话，她的左耳早已失聪，戴着助听器，与人对话还是比较吃力，但母亲仍然很有兴致地向我问这问那。说累了，昏沉小睡过去，但只要一醒来，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笑眯眯的眼神里充满慈爱。妈妈笑起来很好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去，风轻云淡，了无挂碍。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散发着天真气息，看不见岁月与疾病给她留下的一丝丝愁苦印痕。这是我熟读了六十多年的妈妈的笑容。
就在那天下午，妈妈神情专注地看了我好久，忽然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她说得认真，我微微一愣，随即笑着应她：“只要妈妈幸福，我们就都幸福了。”
妈妈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距她这年秋冬季反复住院、输血，直至最后多脏器衰竭而病危，还剩3个月时间。妈妈离世后，我脑子里常常跳出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这算不算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能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可知她的内心依然充满了感知幸福的能力，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对家人深沉的爱意。
1月17日上午，全家亲友依次进入重症监护室，向昏迷中的母亲道别，声声呼唤，她已毫无知觉。她曾托梦给唐学慧要放生小鱼，学慧专程从北京赶来，对她低声耳语说已经办到了……母亲好像松了口气。11点30分，血压骤降，我守在重症监护室她的床前，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体征直线下跌，直至消失。对于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医生亦已无力回天……
下午2点，我护送母亲的灵柩去龙驹坞殡仪馆。那辆宽敞的奔驰中巴灵车，轿厢里安放母亲围满鲜花的灵柩之后，只容我一人随车陪护。妹妹特别叮嘱我，请灵车绕道北山街，让妈妈和她心爱的西湖告别。司机善解人意，车开得平稳缓慢。路上，我一直在和妈妈低声细语：“妈妈，我们经过了昭庆寺广场，小时候您带我去少年宫参加活动……妈妈，到断桥了，我们多少次手拉手走白堤看西湖赏桃花……里湖对面就是孤山放鹤亭，我小时候，您给我讲过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故事……现在可以望见西泠桥了，您生前痛惜的苏小小，依然在为西湖守灵……过了岳庙，前面就是植物园，那儿碧绿的大草坪，是您最喜欢去的，我上中学时，您和爸爸常在星期天带着我们去看竹园梅园桂花园，教我们识别各种花草树木。婴音的儿子冬筱1岁那年春节，我们还在植物园拍了很多照片……可惜，今天我们没办法进去了，玉泉池里蓝莹莹的大鱼，正在朝着您甩尾巴说再见，您看见了吗……”
您在我身后静静地躺着，再也无法回答我了。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眼睛。正是杭州一年里最冷的季节，车里车外湿寒彻骨，但我依然能感受到您残存的体温。您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以直到最后的时刻，您的手都是温暖的。
送别母亲那一路，往事与眼前迷蒙的湖水一起扑面而来，又渐渐远去。母亲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一句豁达自足的遗言，宽恕了那个冷酷的世界曾给予她的种种不公与不幸。从我刚刚开始记事的两岁左右，那个田埂被冻得硬邦邦的冬天，母亲带着我去乔司农场探望“劳改”中的父亲；父亲因蒙冤被开除党籍公职，母亲不离不弃，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和微薄的薪水，承担起我和外婆、奶奶一家的经济重担；最艰难的日子，母亲夜间备课饥饿难耐，只能喝水充饥；为了让我穿上新衣服，从小未曾拿过针线的母亲，剪开了自己结婚时的漂亮衣裙，在灯下笨拙地裁剪成型，一针一线地缝出我的小衣衫；“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我去北大荒下乡的前夜，母亲从“牛棚”里逃出来送我，第二天清晨偷偷返校，又一次遭到造反派的批判毒打……我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一年，就在我生日前几天，收到了一封杭州寄来的信，信封是牛皮纸的，比往常要鼓些，摸上去有些软软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白色的手帕，手帕的一角用红色的丝线绣上了我的名字，是“抗抗”两个字的拼音。我一看就猜到了，这块手帕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妈妈从小离家出去读书，不太会做针线活儿，但她却一针一线地亲手绣上了我的名字，这对于她是个艰难的事情。这块柔软的手帕像母亲温暖的手掌，替我揩去劳动的汗水和思乡的泪水。20世纪70年代，从杭州寄到北大荒的信件需要一个多星期，邮包更慢，所以母亲选择了寄一块轻巧的白手帕给我。我母亲不会织毛衣，就在白手帕上给我绣上了用拼音拼成的名字，这是我一生中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母亲的童年少年时代，曾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小姐”，但从她青年到中年这一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却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迫害。然而，母亲似乎天生有一种抵御苦难的免疫力，漫长的暗夜里，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都被她内心微弱而又持久的亮光，自然过滤、化解了。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留下的都是母亲温和的盈盈笑意，从没有哀怨叹息沮丧的模样；即便在她最艰难的日子，但凡乡人亲友同事有事相求，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至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的问题得以“改正”，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80年代，妈妈全心扑在她深爱的文学上，离休后曾应聘在浙江少儿社及《江南》杂志当了几年编辑。她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转化为对青年作者和作品的爱护，直到现在，还有好多当年的青年业余作者，心心念念“朱老师”曾给予他们的真诚帮助。
我常常会在心里感叹：母亲以她的血肉之躯、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家庭；护佑了我的父亲，培育了她的两个女儿，送她们走上文学之路。一个柔弱平凡的女人，体内竟然可以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由于母亲，那么多人的命运得到改变或改善。一个能够给别人带去幸福的人，才能从内心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幸福。
是的，一个内心强大到比苦难更强大的人，她是幸福的。
我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19岁之前在杭州的日子里，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经济最窘迫的时候，母亲仍然会千方百计节省下一点儿钱，用来为我买书，带我去看电影、话剧和芭蕾舞；60年代，母亲那所中学购置了一台新型的录音机，只要说话，机器上的小绿灯就会一闪一亮。每天放学后，母亲让我对着录音机一遍遍学习诗朗诵，还把我送去参加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业余广播剧团，希望我从小得到诗歌与戏剧的训练；在母亲的“发现”与指导下，我发表了第一篇“少年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我考入杭州一中后，母亲鼓励我参加鲁迅文学兴趣小组，还亲自指导我们班级表演她创作的小话剧、小歌剧。母亲一步步带领我走上文学之路，有一次我写作文太自以为是，一向和颜悦色的妈妈，对我发了脾气，撕掉了我的稿纸，直到我哭着答应她重写。我去北大荒下乡后，在那个冰雪覆盖的世界里，给爸爸妈妈写信并盼望收到他们的回信，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妈妈一封封充满了爱和温暖的信，是我孤寂的生命中唯一的安慰。每次回杭州探亲，母亲总会千方百计寻找那些转入地下的“封资修”经典文学来为我“补课”；在我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日子，妈妈带着我去了郊外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一种刚从南美移植到杭州的橄榄树，妈妈对生活的热情，时时刻刻都在感染我、改变我，若是没有妈妈的鼓励和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写作并取得后来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我终于发表了小说和散文、出版了长篇处女作，然后去哈尔滨上学，去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获奖、出国访问，后来的几十年中，陆续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没有我的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有一个爱我理解我的好母亲。
去年那个冬日，当我守在殡仪馆烈火熊熊的炉前，目送母亲的灵魂化为一缕青烟冉冉飞升的那一刻，泪眼模糊中，我似乎见到了传说中凄美壮丽的凤凰涅槃。亲爱的妈妈，我留不住您，这个世上谁也留不住谁。从此以后，我和妹妹再也没有母亲了，我们将成为孤独的人。我浑身战栗，失声恸哭，小叔叔在身旁安慰我，他说：“大嫂这样善良的人，一定是去了她希望的那个美好世界……”
我至今保存着这大半生里，妈妈写给我的几百封信。打开泛黄的纸页，妈妈就会轻轻走出来，对我喃喃低语，欣喜地说着天上的云彩、洛舍外婆家的桑田……每次我都会惊讶书信中的母亲，拥有那么优美的文笔、真挚丰富的情感、生动的叙事能力，不由慨叹历史虽然严酷与无情，埋没了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母亲却把自己的文学才情输入了女儿的血脉，终于，我和妹妹，成全了她的文学梦。
我亲爱的母亲，一个永远纯洁如婴的《幼小的灵魂》。
或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将会写一本关于您那些美丽的书信之书。
是的，一个内心有文学亮光的人，她是幸福的。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母亲得知我在北京有了男朋友的消息之后，一颗久悬的心终于落地。尽管她相信我的判断，但她还是想要亲自“鉴定”一下。不久后，她利用出差的机会，不辞辛苦地绕道来北京看望我们。短短几天，她和嘉民聊了很多。母亲对自然万物的好奇心，与嘉民对植物动物、文学与艺术的浓厚兴趣很是投缘。嘉民特别羡慕我有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善心诗心童心的好妈妈，称母亲是一位“童话理想主义者”。当我终于在北京定居下来，建起了自己的小家之后，母亲多次来北京小住，我们还一起去过哈尔滨和镜泊湖。后来妈妈和爸爸曾带着幼年的阳阳来北京过年。90年代中期，我们在北京郊外有了一栋带小小花园的小房子，母亲很是欢喜。那年初秋，嘉民开车带我和爸爸妈妈去京郊的凤凰岭爬山，风很大，满天的树叶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妈妈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在大风中登山看云，走走停停，竟然爬到了山顶的最高处。算起来，那年的母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体力和心态依然充满活力。有一年冬天，我们去北海公园看冰湖里的水鸟，去密云水库看冰上的野鸭，所到之处，尽管只是些平常风景，但母亲总是表现出极大的惊喜和满足。母亲一生中从未向我提出过任何“奢侈”的要求，饭食衣着总是尽量简单朴素。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起来之后，她和爸爸的年事已高，我和嘉民不敢让他们去国外旅行，便计划安排她和爸爸去香港游玩，她却婉言谢绝了；我想要给她买什么好东西，她总说不要；前些年我总算擅作主张给她买了一只上好的翡翠戒指，她却从来舍不得佩戴。我曾经问妈妈，最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她说像童话里的那种木房子。我知道妈妈生前喜欢九溪的玫瑰园，心里一直希望着妈妈有一天能够住上那样漂亮的花园别墅。然而，当我们终于有能力在北京买下一栋花园别墅的时候，年迈的母亲却已经无法离家远行了。我和妹妹商量多次，仍然不得不打消了让父母来北京居住的念头。这也成为我心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痛。
在我坎坷的成长之路上，曾给母亲带去很多烦恼与辛苦。我的任性与坏脾气，也曾给母亲留下种种伤害。但每一次母亲都默默地宽谅了我。在我人生最低谷、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母亲一次次帮我渡过了难关，让我振作起来重新上路。母亲为我儿子放放的成长，付出了最多最多的心血。如若没有她对放放从小到大的悉心爱护，我无法想象放放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母亲这一生，对人对己，除了付出，从不要求回报。她对任何人似乎都没有什么要求，对生活的艰辛也没有任何抱怨。正因为母亲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所以她是幸福的。
一个善待他人、宽谅他人的人，是幸福的。
2002年那年秋天，母亲曾不幸遭逢脑溢血，由于父亲及时发现抢救得法，奇迹般渡过灾难。但因大脑轻度受损，一条胳膊不很听话了。母亲出院后，便开始在家里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字。冬天的阳光下，她坐在窗前，像小学生一样认真专注，艰难地试图把字写在方格子内，然后摇头重写。有些字她不认得了，有些字写得歪歪扭扭，她显得有些难为情的样子，抱歉地对我笑笑：“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怎么连个字也写不好了呢？”我说妈妈教了那么多学生，现在终于退休了呀。她眼里闪过一丝欣喜，又埋头重新写下去。闲时我们一起吟诵唐诗，只要念了开头一句，妈妈能把下一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记得去年深秋我去杭州，在“浙二”的病房里给她唱抗日歌曲：“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没想到妈妈立即接着唱道：“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令大家惊诧不已。病中的母亲依然坚强乐观，一如她青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情。
母亲晚年其实一直深受病痛之累，常常因气管炎或食道反流引发肺部感染，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近年来她的一条腿已无法行走，仍然让我们轮流搀着她抱着她推着她，坚持在家中客厅里一圈圈转圈“锻炼”。幸而有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有妹妹打理里里外外各种繁杂事务、有家族亲友们的探望和陪伴、有保姆为她做可口的饭菜，母亲多病的晚年，过得还算舒心称心。即便是住院卧床，若是问她：“妈妈，您有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我没有不舒服。”再问：“妈妈，您难受不难受？”她总是干脆利落地回答：“我不难受。”母亲很少有愁苦的面容，带给我们的都是快乐和体谅。每逢春节期间保姆休假，我和妹妹忙着照顾她吃饭洗漱擦身如厕，她会忽然自言自语说：“你们太辛苦了，我真是拖累你们了呀……”
母亲的意识深处，依然时时挂念着她最亲最爱的人，处处顾及着他人的感受。
母亲步入晚年后，我再不敢远行，这些年来，多次婉拒了出国访问的邀请。但是只要杭州有文化活动邀请，我几乎有求必应，那份私藏的心思，是为了回杭州探望父母。虽然每次来去匆匆，如同蜻蜓点水，但母亲已很满足，她从不提出留我多住几天的要求。她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去又来”，欢喜地等我归来，又平静地目送我远去。她总是叮嘱我：“你不要太辛苦了，少写一点，多多休息……”
是的，当别人都在关注你飞得有多高的时候，唯有母亲，惦念你飞得累不累。
我和母亲一起走过的大半生，她给予我的太多太多，而我能为母亲做的太少太少。记得有一年，我在给父母的信中写过八个字：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母亲走后，我一直陷落在长久的愧疚里。我知道自己是愧对母亲的。在这个世上，我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母亲——亲爱的妈妈，您能原谅我吗？
我愿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偿还我亏欠您的一切。尽管我知道，我再生再世也还不起。
是的，一个永远在付出、一个心里充满爱的人，她是幸福的。
我的母亲把幸福给予了所有的人，所以我有幸分享母亲的幸福。我们全家人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幸福，足以补偿我们曾经所有的不幸。也因此，我是一个幸福的女儿。
如今，母亲的照片就放在我书房里的书架上，正对着我的书桌，一如从前那样慈爱地注视我、陪伴着我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早上起床，我喊一声：“妈妈早上好。”马上就会传来妈妈快乐的声音：“抗抗早上好。”我说：“妈妈你今天好吗？”妈妈总是回答：“我好的哦。”她的视线始终欣喜地凝视着窗外，楼下就是宽大的草坪与清清的小河。偶尔，我会恍然觉得，我和嘉民终于是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了，天天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所墙上镶满了天然木纹的大木屋，这座春天开满牡丹芍药蔷薇的花园，母亲应该会喜欢的。初夏时节，我们和妈妈一起坐在阳台上喝茶，吃着刚从树上采下来的新鲜樱桃和桑葚，听嘉民给她讲草原的故事。但凡有我的新书或新作出版，妈妈在书房里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母亲走后，我似乎一直拒绝以悲伤承认这个事实。如今，母亲的遗像供奉在我书房的书架上，如她生前那样微笑着注视着我。每天出出进进见到她的那一刻，既亲切也哀伤。这一年我过得很麻木，尽管知道人生终有一别，但这个从此再也没有母亲的世界，总归了无生趣。
如今，母亲离去已3年了，总是觉得她还健在。平日身在北京，依旧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该给妈妈打电话了，告诉她自家花园里又有哪一种花开了，哪一种鸟来过，世上又发生了哪些好玩好笑的事情……以前每次在电话里给妈妈絮絮叨叨说这些，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可如今，话筒里只传来爸爸的声音，电话那一头的杭州故乡，再也没有母亲在等待我了，不由怅然心慌。
想念母亲、思念母亲，日子那么长；然而，每天每天日日夜夜都和书架上的母亲相伴，日子却又那么短。母亲将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余下的人生，再也不分离。这样一想，就觉得，母亲和我和嘉民，以及我们全家，都是幸福的人。
二、父亲的生命承受力
我的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定、思维敏捷、性格顽强的人。他的脾气不够好，自负而急躁，不容易与人相处，我们姊妹从小没少领教他的严厉苛责。当他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之后，他不沮丧不消沉，依然摆出一副决不低头顺服、誓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姿态。“文化大革命”中，他去劳动改造当装卸工，竟然能够每天挑着沉重的煤炭担子，“轻松”地来回走过跳板。当他在1979年“平反改正”恢复党籍的时候，已是一名熟练的钣金工。到了晚年，他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性情也变得和善。母亲不善家务，父亲便担起了家里的大多数琐事，他一生都对我母亲心怀感激之情，并极其赞赏她的文学才华。20世纪70年代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常常能在一个信封里抽出他和我母亲分别写的两封信，公正地说，他的文采逊于母亲。我开始发表作品之后，总是第一时间把报刊寄给父母，希望得到他们的表扬，或是让他们高兴。每一次他都认真阅读我的作品，并写下自己的意见。几十年中，父亲充满期待的目光，成为我写作的推动力。
2010年，我父母共同的作品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父母耄耋暮年中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
年近米寿之年的父亲，在这几年日复一日悉心照顾母亲的空隙里，将所有边边角角可利用的零碎时间，搜集、整理、编辑这部书稿。他毫不吝惜地挥洒着最后的激情，几乎耗尽了体内积攒的全部力气。
父亲与母亲均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八十余年人生中的几个不同时段，陆续写下的文字（包括文学作品），大部分都辑录在这里了。两个人的一生，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丰富激扬的生活情感、饱受磨难屈辱仍然乐观刚毅的精神力量——这部几十万字的短文集腋，是他们生命的精华浓缩积聚而成。
然而，面对厚厚的书稿，我的心，却分明感到隐隐的疼痛。
1961年，爸爸妈妈和抗抗。
因为我知道，父母的人生坎坷曲折。高寿“八十余年”，其中的30多年，几乎是一片荒寂的空白。他们的人生，被切割成了一段一段难以正常接续的日子；该书辑录的那些篇章，不均匀地分布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各个转角，忽隐忽现、时断时续。犹如一条河流遭逢岩石拦阻，被迫一次次改道或是淤塞成湖泊水潭，无法顺畅地奔流入海。
激扬的文字起源于抗日战争、燃烧于解放战争——他们曾是如此才华横溢、文采飞扬。那是青春与理想最蓬勃、最辉煌的时代，艰险而颠沛的流亡岁月，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那些为民族存亡呼唤呐喊、为未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笔疾书的文字，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依然明朗鲜活，充满了犀利、锐敏、真诚的活力。
尔后，戛然而止。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末，那个漫长的30年，从青年进入中年最后走向老年，一生中最宝贵的30年，他们忽然变成了“黑夜里的人们”，再也未能写下一字一句。
他们重新浮出水面之时，已是雨过天晴的80年代，劫后余生的最后一段短暂的好时光。我的意志坚强的父亲与生性洒脱的母亲，从笔端和纸上渐渐复活。黄昏业已临近，分分秒秒都如此珍贵，在绚丽的晚霞即将匆匆沉落之前，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尽管，30年间丢失和遗落的那些文字，已经不可能再捡拾回来，但这位自远方归来的文学挚友，却是他们晚年可依傍可慰藉的忠实伴侣。在这个重新扬帆出发并急剧变化着的社会里，他们看见了金秋“重阳”之美，看见了“神奇的红树林”之奇，听见了“爱与命运的悄悄话”。在绵绵的思绪中，父亲记下了自己的“生命之痛”与“暮年之思”。试图从个人的“变形记”中探寻政治灾难的根源……
于是，我们读到了母亲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写下的抒情短章。那些童心未泯的语句和描述，依然如同当年一般散发出清纯的诗意。她究竟是怎样战胜了苦难，也战胜了自己呢？我们只能从父亲代替母亲收录于此书中的那些美文里，去窥觅她的心迹了。
于是，我们读到了父亲以当年写“雪之谷”那般流畅通透的文笔，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陆续写下的回忆、评述、纪事等各类随笔。在度过漫长的沉默岁月之后，纸笔失而复得，父亲的文章依然严谨犀利，字里行间一派老报人的刚直风范。
需要怎样坚毅的生命承受力，才能承受这半生的厄运？需要怎样韧性的生命承受力，才能承担起作为一个人、一个大时代的小知识分子、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的责任？
你的灵魂要有足够的重量；你的骨骼，要比你承受的苦难更坚硬。
可惜，当“风浪之船”驶入平静的港湾，他们已步入晚年。
我的心因疼痛而沉重。
至2015年，父亲以92岁高龄，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真实地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
父亲的青年时代在战时迁址天目山的《民族日报》工作，曾作为特派记者往来于游击区实地采访，结识了一些抗日游击队的著名人物，如书中所写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黄八妹等，他当年就在报上连载了《水乡吟》《海北敌后来去》等长篇通讯，成为亲历浙西抗战的老报人。
天目山的云雾、杭嘉湖的硝烟与血腥，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光阴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我父亲仍然无法忘记当年亲闻亲见的一切。父母离休以后，20世纪90年代我曾陪同他们重访西天目。2010年，父亲以88岁高龄编选出版了他与我母亲几十年的作品合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之后，书写编著这部天目山抗战史，就成为最后一个未了的夙愿。
一位九旬老人心心念念想写的东西，一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一位九旬老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需要付出比常人艰难数倍的努力。
父亲常年腰椎疼痛无法直坐，只能把稿子铺在一块小木板上，木板置于膝盖，抵靠在沙发上写作。一日里断断续续写下几百字，一字一字每日不息，写满了一摞摞厚厚的稿纸。他在年轻时就注重史料搜集，如今，岁月清除了浮面的表象，从记忆深处凸显出珍藏的往事。
父亲将该书定名为《摇晃的天目山》，蕴有深意。
天目山位于浙江临安境内，浙、皖毗邻地区，古名浮玉。天目山地貌独特，地形复杂，峭壁突兀，怪石林立，峡谷众多，自然景观优美，堪称“江南奇山”，亦被称为“华东地区古冰川遗址之典型”。天目山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清泓，宛若双眸仰望苍穹，故而得名。天目亦如父亲年轻时那双黑亮的眼睛，穿透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烽烟迷雾，闪烁着清澈的光泽。
1937年抗战初期淞沪大血战80天后，日寇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等地登陆。国民党军队向天目山地区移动，但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一个旅团，竟尾随向天目山追击。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的名称，顶界线称为羊角岭。告岭南面下坡途中有百丈坑、一线天等险峻地段。如果告岭、羊角岭天险不守，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于潜、分水、桐庐，浙赣线将可能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重大。国民党军队当机立断回头强烈反击，迫使日军反追为退，受阻于天目山屏障。这是天目山在抗日烽烟与战火震荡中，第一次“摇晃”。
2006年，在杭州与父母合影。
第二次“摇晃”发生于1943年10月，日军以一个联队加山地装备特种部队，对天目山地区发起进攻，满以为天目山唾手可得，结果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击败溃逃。1944年秋，日军为防止美军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安全”，先后占领温州、福州等要地，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准备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新四军粟裕司令员率第一师渡江，在浙江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确定了向天目山敌后进军的部署。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新四军部队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战役，巩固并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奉命北撤。巍巍天目山，在战火硝烟中又一次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摇晃”一词，实际上隐喻多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天目山经历了第三次“摇晃”之后，国民党政权实际上也开始“摇晃”，终至四年后倾覆……所谓天目山的“第三次摇晃”，亦隐喻了国民党政权的“摇晃”，这是作者历经了大半个世纪浓缩、沉淀的特殊历史记忆。
《摇晃的天目山》一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客观真实而复杂的人物、事件，揭示出浙西地区八年抗战的真实历史。该书结构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不屈的杭嘉湖”，记述杭嘉湖地区民间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中部“东南前哨”，描述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天目山地区军民抗日武装的战斗历史；下部“摇晃的天目山”，重点讲述了国共斗争中浙西国民党政权溃败的结局。全书故事密集、史料翔实、人物生动，思想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的杭嘉湖游击区，地方势力割据、土匪地痞各霸一方，曾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世界。该书以民间抗日爱国志士为主线，写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勇于献身、不惜牺牲的精神气象。中共浙西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全面展开活动，这是贯穿全书的副线。特别是省、县“政工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聚拢各方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创下了克敌制胜的种种奇迹。书中细致描述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抗战的腥风血雨中，从浑噩到清醒，追求真理历练成长的心路历程。该书还用了相当篇幅，记述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天目山第一次、第二次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可以说，《摇晃的天目山》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读物中，唯一一部记录了东南抗日前哨国共两党从合作到斗争的珍贵文献。
父亲在1979年被“平反改正”之后，用了大量的精力帮助他周围的老朋友上访上诉，解决了许多历史冤案。他离休后一天也没闲着，除了读书看报，经常独自骑着自行车在杭州城里转悠，买菜、去邮局、看朋友，直到90岁以后才不再骑车出门。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种花养花，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恶劣的境遇之下，他还在窗外狭窄的空地上种含笑花、种丝瓜、养盆景。我对植物的喜爱源自于父亲，很多植物知识也是父亲亲授。他如今已是95岁的老人，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可以不戴老花镜看报纸，亲笔手写的钢笔小字书稿，密密麻麻、清清爽爽。我有时候暗暗惊讶，他内心究竟蕴藏着何等巨大的能量场呢，能够在那样恶劣的情境下保有对生活的热爱、在不公正的待遇下坚持内心的顽韧，也真可以算得一个奇人了吧。
三、西湖姊妹书
我和妹妹，终于要合出一本书了。
这么多年，我在北方，她在南方。我在北京，她在杭州。1969年我离开杭州去东北下乡时，妹妹才12岁。近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成长，都成了从事写作的人。
我的妹妹张婴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有30多年。除了写作，她经常在浙江各地举办儿童文学讲座，很受小朋友以及老师、家长的欢迎。
婴音是一个快乐的人，特别爱笑，只要遇上一点点好笑的事情，她就会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家人或朋友也都忍不住笑起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会敏锐地捕捉同学们种种有趣的语言和行为，然后进行“文学加工”，转述给大家。这种叙述和表达的才能，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充分了。记得每天晚上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她就会把学校里、邻居家的小孩，（后来是工厂里）发生的事情，那些有趣的细节，包括人物的不同口气和动作，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什么事情一经她讲述，就会变得特别生动，让人笑得喷饭。有时候原本并不那么好玩的事情，被她一讲，也变得好玩了。这种即兴随意的口头叙述，也许对她后来的写作，是一种类似“无心插柳”的基础训练。当这种口头讲述不能满足她的表达欲时，她便转向了文字的尝试。直到现在，周围的孩子们身上任何一点点鲜活和异常的表现，都会引起她浓烈的兴趣。而对于成人世界的那种钩心斗角一类的事情，她却通常是漠然、索然、淡然、茫然的。所以说，婴音选择写作，基于她对世界上一切单纯有趣的事物，充满本真的热爱；有时候我觉得她天生就应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因为她拥有童心。童心是一片未被污染的净土，儿童的视网膜，天生能够过滤许多杂质。很难想象一个未老先衰或是世故圆滑的人，能够真正理解并同情儿童的烦恼。婴音有时候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她所具备的这种心理特质，使她得以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生活，于是，她的视线能够到达对于成人来说往往被屏蔽的那些角落。
很多年里，我每年回家探亲，觉得她就像一棵弱小的桂花树苗，一年蹿高一截，一年年粗壮起来，不经意间，长成了一株丰茂的桂花树，到了秋天，忽然开满了一树吐着香气的小花。
平常日子，桂花树就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风来了雨来了，桂花树满树浓绿茂密的树叶，轻轻颔首摇曳击掌，从不大声喧哗。秋天的桂花树开花了，每一朵都是她的笑靥，笑得花枝颤动，撒下一地金色银色的细密花瓣……
2019年，和妹妹婴音在杭州。
我喜欢桂花树，更喜欢我的妹妹。
我们俩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总是一眼能够看出我们是姐妹俩。不同的是妹妹胖一些，我瘦一些。妹妹的身材有些像妈妈，五官像爸爸；而我的脸型像妈妈，身材像爸爸。有人说她是小一号的我，我是大一号的她，也许。
其实我多年前学习创作之初，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我和妹妹都是从儿童文学创作开始起步的，但后来妹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我的生活中没有儿童了，我的童心已老。但婴音童心未泯，她有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
2010年，浙江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为张婴音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有个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题目叫作《快乐的忧思》。就是说，婴音的儿童文学为小读者带去快乐的同时，她内心其实对教育充满了忧虑。我这样写道：
我是张婴音作品的读者；我也从事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张婴音的同行；而且，我必须承认，我是张婴音的姐姐。要是我父母知道我为了避嫌，不肯承认她是我妹妹，弄不好就会不承认我的。所以，我很幸运地具有了以上三种视角，来探讨张婴音的儿童文学作品。
作为婴音的读者，我很喜欢她小说中幽默俏皮的文字，生动有趣的故事、人物和细节；作为她的同行，我看到她身上的那种踏实、敏感、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爱心的品格；作为她的姐姐，我深知这么多年来，婴音在完成她的杂志社编辑工作之后，业余坚持儿童文学写作，是多么不容易。她的作品，都是利用节假日，在照顾父母、养育孩子的空隙中，一点一点挤出时间写成的。有一年她和丈夫、孩子全家来北京度假，我们计划去内蒙古旅行，临走前一天，她宣布说她打算放弃去草原，因为她竟然把未完成的稿子带到了北京，必须利用这个假期把它写完，这让我很是心疼，当然也心生敬意。一个人如果主动放弃别人觉得很有诱惑力的A，而选择别人看起来没有价值的B，那么B一定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我知道，她写作的动机和动力是如此单纯，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出名，却是因为纯粹的喜欢和热爱。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多数人追名逐利的社会里，真是非常难得。
婴音作品的艺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点，是语言（叙事与对话）中所充溢的童稚气息。她擅长在作品中营造儿童语言的氛围与语境，所以翻开书页后不久，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对着书本傻乐，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孩子。叙述者与被叙述者，通常不再需要身份的刻意转换，作者与书中人物之间，处于同一“语言体系”之中，没有年龄和心理的隔阂。我有兴趣来探讨作者究竟是怎样完成这种对接的。
婴音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写作历史了。到目前为止，她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快乐妈妈和快乐女儿》，并出版了一本小长篇《天天都有麻烦事》。她的作品获得了一些儿童文学奖项，这都是值得祝贺的。在她大部分作品中，故事内容和主题取向，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今天的儿童怎样才能快乐健康地成长。“快乐健康”应当是她的人生理想，也是她鲜明的教育理念。比如《留守父女》《后脑勺》这两部小说，曾入选《中国儿童文学分级阅读课本》。再如《我不是尖子生》《问题女孩》《罗老师的月亮》《少年孤独者的自白》等篇，对当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发出了温和的质疑。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会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忠实记录者，而应当在故事中体现出自己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渗透在每一部作品的构思里，通过儿童的笑声传递出来，就有了润物无声的阅读效果。我们看到，婴音笔下的儿童，大多淘气却有主见、善良而聪慧、具有上进心和集体荣誉感；婴音笔下的家长，多半善解人意、擅长和孩子沟通、平等对话、关心儿童心灵胜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婴音笔下的老师形象，不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粗暴、生硬，令孩子们望而生畏、恐惧和厌烦的老师，而是平易、活泼、感性、巧妙、富于同情心的“大朋友”。婴音擅长以一个个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从“正面”引导她的小读者。在充满童趣的故事中，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思考。但她的小说叙事方式又绝非娱乐化的，而是具有一种“快乐的忧思”风格，对当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发出了温和的质疑。在轻松、幽默的语言表象下，表达出她对当下社会现象和教育制度的担忧及委婉的批评……描述今天儿童的真实现状和心理，需要有扎实的儿童生活的功底，需要一份与孩子“同心同德”的理解力与亲和力，懂得并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婴音也做出了可喜的尝试和努力。婴音的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程度、对人类原初天性的探求深度上，都有了丰硕的收获。
2006年出版的《天天都有麻烦事》，是婴音的第一部描述儿童生活的长篇小说。出版至今，受到了很多小学生的欢迎。小读者的喜爱，是对作品最真实的认可与肯定。“每天都有麻烦事”，书名已充分显现了小说的内部结构，读者可期待书中一个接一个的悬念、惊奇和精彩。这部小说并没有复杂的情节——几个可爱的孩子，“每天”发生并“创造”出来的一个个出人意料的小故事。平常却不平淡，细致而不琐碎，语言、动作、细节、事件，像一条在风中飞扬的彩带，环环相扣，每一环都是孩子心理情感性格的不同侧面——自尊、诚实、友爱，如何被激发培养；莽撞、嫉妒、娇气……是怎样被克服战胜。“麻烦事”其实是成人对于孩子的看法，而孩子们，恰恰在大人们所认为的“麻烦事”中，得到无限乐趣；麻烦即“矛盾冲突”，与成人的冲突以及与自己的冲突。但孩子们正是在这些“麻烦”中辨认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然后悄悄迈出去一小步、再一小步……
《天天都有麻烦事》，是婴音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
然而，在婴音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年中，我没有给予她太多的关心和支持，作为她的姐姐，自然是很惭愧的。因为我太知道写作的艰难，就我本心来说，确实不希望她那么辛苦。我希望她的人生只有“快乐”没有“忧思”。当然，如今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我希望她能按照自己的小说理想中的人物那样，快乐健康地生活，和她笔下的人物一起成长，这就足够令人欣慰了。幸好婴音原本就有一颗平常心、童心和爱心，这是一个写作的人应当拥有的最珍贵的生命品质。
距2010年的研讨会，又8年过去了，由于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北方，后来这些年父母年迈，直到母亲去世，照顾家庭的责任都落在妹妹的肩上。很多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我和妹妹都不在一起。但是由于写作，我们彼此关注，又好像天天都在一起。每次她只要看到我的作品，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她的读后感。我每隔几天就要给妹妹打电话，和她交谈我的作品进度、文学信息、家庭琐事，几乎无话不谈。2007～2017年，那十年我一直在写一部很长的长篇，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太漫长、太辛苦，耗尽了我的时间和心力，但妹妹始终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我无数次对朋友感叹：有个好妹妹真幸福啊。如今女人喜欢说闺密，我想来想去，我的第一“闺密”只能是我的妹妹张婴音了。况且，我的妹妹一向好人缘，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和张婴音虽然都已出版了很多作品，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合出一本书。《姊妹》的创意来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已经酝酿了好几年，编辑对书的篇目做了很用心的编排。在这本书中，我和妹妹的作品，一篇篇穿插排列，虽然收录的都是精选的旧作，但是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三个小辑的分类，各有一个大致的主题，是同类题材的比照。姐姐写这些，妹妹写那些；姐姐这样写，妹妹那样写；姐姐这样想，妹妹那样想……我的成人世界与妹妹的儿童世界，各有各的欢乐与烦恼。然而，无论我和妹妹各自的“活动半径”有怎样的南北区分，我们关注的人和事有怎样的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是一致的，我们所拥有的真善美价值观是一致的。我和妹妹是同胞、同行，更是心灵的同道。
我和妹妹还有一个共同的小小心愿，希望以这部《西湖姊妹书》，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感谢我们的父亲，是母亲和父亲引导我们姊妹走上了文学道路。这本书里有我母亲年轻时写的一些作品，还有我父母的照片。我们亲亲爱爱一家人，躲在书里聚会，说一些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话题，不时被婴音的笑声逗得哈哈大笑，伴随我们的是“快乐的忧思”。
四、外甥的七月
我的外甥阳阳，大名陈冬筱。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我曾有一篇短文《两个钩子的大吊车》，记述阳阳和他的汽车的故事。
那时候，阳阳是一个神气活现的“汽车大王”。
在他刚满4周岁生日时，已经拥有了几百辆“汽车”。除了奔驰、蓝鸟、标致、雪佛兰、奥迪、桑塔纳、夏利……各种牌子的轿车，还有救护车、翻斗车、大卡车、洒水车、水泥搅拌车、集装箱运输车、冷藏车……最小的那一辆，小得就像大人的指甲盖那么一点点；最大的那一辆，差不多有柜子上的烤箱那么大了。
可惜那都是些玩具，只能在房间的地板上开来开去，弄得我们家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布满了“地雷”，几乎没有缝隙可以落脚。从早到晚，桌子下沙发上到处行驶着各种牌号的汽车，床上架有双层的高速公路，一辆辆小轿车排着长队等待通过，处处塞车，交通状况一片混乱。
虽然是玩具，但每一辆都是名牌汽车的仿真微缩模型，于是我们家简直就成了某个汽车推销商的销售网点，免费展览全世界的名牌汽车。
假如带阳阳上街，偶尔地坐上一回出租汽车，阳阳就神气得有些忘乎所以。一路上用翘翘的手指点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一辆一辆地叫出它们各自的牌子，绝对不会有错。每次都把司机逗得“肃然起敬”，心悦诚服地将他视为同行。有一回还差点免收“汽车迷”的车费。
阳阳是我妹妹的儿子，他管我叫大姨妈。
他的妈妈给住在北京的大姨妈打电话时，他经常抢过电话插嘴。有一次，阳阳忽然在电话里对大姨妈说：“你不要再给我买汽车了啊。”
大姨妈觉得很奇怪，就问那是为什么？
阳阳说：“我已经有很多汽车了，我不喜欢一样的汽车。”
“那买什么呢？”大姨妈说，“难道买一头玩具熊吗？”
阳阳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你给我买一辆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好不好？”
原来他是拐着弯儿让我给他买新车子呢。可是，在那以前，大姨妈从未听说过两个钩子的大吊车。我对于吊车这类东西是很陌生的，哪怕是一个钩子的吊车，我也没见过。大姨妈疑惑地问：“什么是两个钩子的大吊车？”
阳阳说：“两个钩子就是两个钩子，不是3个钩子，也不是1个钩子。那两个钩子是生在汽车背脊那个地方的，摇一摇，就吊起东西来了，能吊很重的东西呢，只有大吊车才有钩子的啊……”
大姨妈警惕地问道：“你在哪儿看过这种大吊车啊？”
阳阳回答说：“在上海！”
大姨妈想起，阳阳最近确实同他的妈妈到上海去了一趟，刚刚回来。大姨妈就对着话筒说：“让你妈妈来同我讲话。”我问阳阳的妈妈：“既然在上海有这种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卖，当时给他买下来不就好了吗？”
阳阳的妈妈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她说：“上海？可我根本没看见这种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呀。”
阳阳在一边大声嚷嚷说：“我看见了！在上海，上海有，北京就有！”
于是寻找这种背脊上有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变成了我上街购物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与其说我希望满足阳阳对于一种新的玩具汽车的欲望，莫不如说，是我自己对这种两个钩子的大吊车产生了好奇。
“请问，有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吗？”——在一个又一个玩具柜台面前，我总是兴奋而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那段时间我对汽车已经有了“过敏”反应，一见玩具就条件反射。
摇头、白眼、漠视。偶尔有热心的售货员，倒反过来向我请教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新型玩具，是不是新进口的外国新产品等。白费口舌，只得自己低头贴着玩具柜台一家家耐心寻访，然而，不仅根本没有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就连一个钩子的大吊车也没有踪影。
就好像世界上的玩具商，根本还没有制造出这种两个钩子的大吊车。
我在失望和沮丧中，恍然顿悟，这种所谓的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必定是阳阳这个小坏蛋自己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了。
我给阳阳的妈妈打电话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两个钩子的大吊车是什么样子的，让你儿子把它给我画出来。”
大吊车的图样很快就寄来了。一辆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堂皇地立于白纸中央，形状像一只蓝白相间的风筝，只是顶部竖立的那两根金黄色的辫子，朝天翘立，怒发冲冠。除了他自己以外，大概没人能看明白那是个什么东西。
若是按图索骥，我即便找到月亮上去，恐怕也是徒劳。
我对于购买这种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已不抱希望。谁能知道那个4岁的“汽车迷”“汽车大王”，是否在同我们开一个关于发明新型汽车的玩笑呢？
就在我几乎快要把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彻底忘记的时候，忽然有一日，就在我住处不远的一家新开的小商店里，有什么东西从我面前匆匆掠过。一辆壮硕的汽车，从柜台凌乱的货架上，猛地开足马力，朝我冲了过来。
我定了定神，用眼睛慌慌地将它接住。没错，真的啊，真的是一辆两个钩子的大吊车——白色的车头，蓝色的货斗，背脊上向上翘着两根并列的金黄色起落杆，杆的顶尖部坠着两根精巧的黑色弯钩，用线绳系着，晃悠晃悠的好可爱。在起重臂的两端，有两只小小的把手，轻轻一摇，那钩子便悠悠上升，再摇，又缓缓下落。
正是我寻遍无着、踏破铁鞋的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啊！
“是新来的货吗？”我急忙问。店员回答：“是，店里就试着进了两辆，刚开包。”
顾不得问价，付了钱，抱着车就跑，唯恐它会自己开走。回到家便打电话。这回轮到妹妹吃惊，说：“你还真当一回事呀，他怕是已经忘干净了呢。”旁边有声音大叫：“没忘记呀，我说上海有北京也一定有吧。大姨妈你要快点把它带到杭州给我……”
放下电话，对着这辆让我牵念数月的玩具吊车久久出神。它曾经活跃于我们的想象与疑问之中，我寻找它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它是否真的存在，当它终于出现时，一个孩子的戏言突然变得如此庄重和诚实。我知道自己内心的欢欣，更多的不是来自买到了两个钩子的大吊车这件事本身，而是由于实现阳阳那一个小小的愿望，却给予了我许多的真诚和信任。
两个钩子的大吊车体积太大，把它“运”回杭州，还真是件麻烦的事。一直没找到朋友托带，它便静静地藏在我的衣柜里，权当车库。
阳阳已等得不耐烦了，每次打电话都急急地催问。被逼无奈，大姨妈只好告诉他说：“大吊车已经自己开到杭州去啦，但是公路上有许多汽车，它太小了，只好慢慢开，开到杭州要几个月呢。”
阳阳在电话里笑起来，对这样的解释很满意。他很高兴两个钩子的大吊车是自己开回杭州去的。他的等待变得十分耐心。下一个星期他问我，大吊车现在开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大概是天津吧。后来他就开始自己来安排大吊车的行车路线（他非常喜欢看天气预报，因此对城市的排列十分熟悉）。他不断地向全家报告，大吊车现在已开到了济南——青岛（顺便旅游一下），再就是武汉——南京，途中居然还拐到西安去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在上海停留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大吊车要回去看朋友，他一直认为大吊车是在上海出生的），我猜他是为了给我留出足够的时间到达，否则从上海一出发，终点站杭州就在眼前了。
2008年，与外甥冬筱在黑龙江汤旺河漂流。
眼看他的大吊车已驶向上海，我终于物色到一位坐飞机的朋友，从空中起吊，超过阳阳那辆尚在公路上慢慢行驶的大吊车，先期抵达杭州。
当那辆“两个钩子的大吊车”终于开进了他的房间时，他很有幽默感地发表意见说：“开了这么远的路，一点儿都没坏啊。”
我始终不明白，阳阳那鬼精灵，难道真的相信大吊车是从公路上开回杭州的吗？还是他故意在配合和成全我的小小幽默？
后来的故事，如同我们预料的那样，他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对其余那百十辆玩具汽车视而不见，整天就同那两个钩子待在一起。他尝试用那两个钩子，不厌其烦地吊起他的小板凳和所有能够挂在那钩子上的重物——当然，两个钩子的大吊车命运可想而知，等到大姨妈春节回杭州探亲时，那辆大吊车上，已经连一个钩子都没有了。
面对残缺不全的大吊车，大姨妈仍然固执地去询问阳阳：
“那次你去上海，是在哪儿发现两个钩子的大吊车的呢？”
“在商场的橱窗里呀，”他仰着头回答，“妈妈买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看见的。”
我恍然。因为他只有那么一点儿高，所以他看见了柜台底下的东西，而大人太高了，所以看不见。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儿童阳阳变成了青年陈冬筱。2013年，冬筱23岁那年，写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放七月》。
当我读到这部书稿的时候，以我的阅读经验，我自信遇到了一部“青春文学”难得的好作品。我向所有拒绝遗忘、选择思考的读者，推荐这部《流放七月》。
难得小说独一无二的取材与叙事策略，难得作品中浓郁的时代氛围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叙述语言，难得故事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以四条线索交叉融汇而成的精妙构思和文体创新；更难得，是作者如此年轻：一位“90后”的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竟然能够自觉地“选择回顾”——选择对历史人物的怀念与质疑。这部小说带给我的震惊如此巨大、如此猛烈，以至于我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这一代新作者的成长。《流放七月》显然超越了“90后”读者的文学审美趣味，也超越并纠正了我们以往对“90后”写作的常规认知。
如今，在我这个年龄，恐怕已经很难被一部作品轻易打动。然而，《流放七月》的阅读是一次例外。我被小说中那种忧伤沉郁的气质深深感动，为作者内心的伤痛扼腕慨叹。我在当代年轻人困惑迷茫的青春及遥远沉重的历史往事中来回穿行，一次次经历着短暂的白昼与漫长的暗夜；与作者一起感受春阳暖日并承受突袭的风暴。我的心滴血，我的眼酸涩，我与他和他们一起欢乐悲戚。这部有关理想与灾难、有关责任和希望的小说，触动了我——我们“老一代人”依然敏感与紧绷的神经。书中的那些人物，无论是青葱少年莱易和文森，还是老迈衰弱的里欧与佩蒙，他们的遭遇和最终的宽谅，向作者的同代人发出了一声无法回避的警示：在这个“娱乐至死”的物质社会，那些正在被迅速遗忘，甚至从来就没有被输入过年轻人记忆库的历史往事，真的与我们（你们）当下的生活无关吗？
我从哪里来？——这个深奥玄妙的哲学命题，或可在世俗生活中化繁为简：你从你的父母那里来，你的父辈从你的祖父母那里来。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从时间深处一代一代走过来，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下一个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观念与思维方式，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我们的全部欣悦与悲伤，都与风云骤变的大时代密切相关。我们自出生之日起，身体就被刻上了“时间戳”的印痕。尽管，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已显得如此陌生与隔阂。
作者冬筱在“后记”中写道：“也许终究会有一天，我们将不知历史为何物，因为我们不再关心了。然而，我又是如此相信怀恋的价值……七月诗人已经所剩无几了，谢幕之日必将到来。等到他们全都逝世的那一天，又有谁可以和往昔对质？谁来证明中国二十世纪沉痛历史的存在？我们将要失去他们了。这或许就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用小说的方式去谈论一群本该和文学关系更大的人。”
为什么，“一群本该和文学关系更大的人”，却成为文学的祭品？
为什么，等到“谢幕之日到来”，便再无人可与往昔对质？
我们必须了解那些被遮蔽的过往，因为它关系到——我将去往哪里？
书中的主人公，那个具有忧伤气质的男孩莱易说：“我要去面对的不是荒谷，也不是荒谷案，而是那个时代在50年后依旧清晰可见的对人的创伤——我们这代人理应了解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何意义，并且反思这个国家的过去，用我们自己的视角回望长辈的人生，担起一点点失落的责任。当年轻人尝试着去弥补历史的裂隙，成为缝合者时，一些希望也就依稀而至了。”
读到这样真诚的文字，我何等欣悦、何等欣慰。正因作者心存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因而才有了质疑谎言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历史中，不再为别人的历史而活。
对于21世纪9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者冬筱来说，这是一次特立独行而冒险的溯水跋涉。既无同龄的经验可借鉴，亦无时尚的潮流可模仿。他热切、孤独、无助，却又执着。我无法想象，那个刚刚20岁出头便开始了这次旅程的冬筱，是怎样以超常的耐力，独自面对浩瀚繁复的史料，在灯下陪伴那些命运多舛的“七月派”诗人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3年过去，当他越过一座座重峦叠嶂的山峰之后，他终于到达了“问题的上游”——上游是昨天的昨天。然而，对于冬筱来说，重要的不是探寻昨天的真相，而是找到昨天与今天的断裂之因；找到昨天与明天、后天的延续与关联之点。
于是，莱易和文森出现了。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既是小说现实意义的承担者，也是小说人物关系的“链接者”。从莱易和文森这两个都市男孩的精神追求、反叛与逃离中，我们看到了“残酷青春”平淡而酷烈的美丽，看到了少年的迷惘以及他们坦诚纯净的友情，看到了他们共同“担当”命运的勇气和重量。正是由于莱易和文森这两个人物偏离常规的经历与挫折，故事才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并将继续延伸下去。
若是把里欧和佩蒙这两位即将逝去的老人，看成故事的地基，那么这两位少年就是小说的梁柱。情节发展中陆续出现的各色女性人物，则成为门窗廊檐天井阳台草木，使整座建筑物得以完美呈现。在作者沉稳从容的讲述中，两个“少年”和两位老人，四条人物线，从一开始各自平行延伸，然后在命运驱使下逐渐交汇，就像四根细绳，被作者的手指灵巧地搓揉交叉，最后拧合为一个整体。作者以人物的线绳，勾连起跨度达大半个世纪的胡风事件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将那些被人们忽略的碎片沉屑，进行有机有序的穿插重组，佐以“书中书”和“书中诗”，讲述与倾听等多种文学表现形式，精心建构成一座历史与现实的“小径交叉”的花园。这是小说文体的有益实践，也是《流放七月》独特的叙事魅力。
还有种种奇妙的城市意象：童年的深井、城外的铁轨、吉他、钢琴、民谣、邮票、照片、异乡、噩梦……如同一个个蕴含深远的寓言和愿景。而作者的故乡——那个见证了城市历史的西湖、那个“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西湖、那个被拘禁被蹂躏的西湖，作为整部小说凄美的背景，赋予作品更为绮丽丰满的审美价值。
《流放七月》出版后，多位文学评论家给予冬筱这位文学新人赞赏与鼓励。2013年，《流放七月》获得第一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提名奖，2013年9月，冬筱作为“90后”代表赴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同年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5年4月获浙江省“新荷计划·实力作家”奖。对于这一枝早熟的嫩芽，我格外珍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七月”，不仅仅是为了辨明主义和是非，而是为了上一代人的“精神奴役创伤”，不再在这新一代人身上复现。我们有理由相信，“青春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新的“聚变”或“裂变”之中，将会有更值得期待的前景。
我的“娘家”，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之家。由于外甥陈冬筱的“介入”，使得我们的文学之家，发展成为文学三代人。冬筱无师自通与显而易见的文学才能，给我们这个文学家庭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写作虽然辛苦，但有其无法抗拒的魅力。我们常常谈论那些优秀的老书或是新书，我们习惯了互相倾听作品的意见，我们努力成为对方的好读者。文学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灵魂，是文学教会我们独立思考，文学让我们懂得爱，文学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充实、人生变得更丰富。文学是我们全家人的精神寄托。
写于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