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五年前，我在写《印度文献史》第一卷的序言时，我所预期的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整个第二卷。可是一旦着手进行佛教文献的工作，我便遭遇了远比预想的要大得多的困难。因此，至今我还纠缠在第二卷的前半部分。尽管我现在期望能够在下一年写完第二卷的后一半。

其实我也深深地知道，按我目前的知识水平来说，描述佛教文献——它构成了第二卷的前半部分，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工作。

对于这部分文献的大部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碰过它们。绝大部分，尤其是佛教的绝大部分梵文文献，还有部分巴利文文献，都亟待翻译、校审甚至刊行。再者，由于从事汉学的学者寥寥无几，通过汉文佛经译本来揭示佛教文献状况的工作更是遥遥无期。这一方面我只有寄希望于法国和日本的学者助力，但愿目前的状况很快就能改观。由于中亚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知道那里有非常丰富的写本，斯坦因从和田就携回了不少，格伦威德尔和勒科克从吐鲁番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大大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并了解那里的佛教及其历史。只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真正为我们所使用之前，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现状既然如此，我的美国同行不久前还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容易理解，你打算进行的佛教文献史的写作是何等的艰苦。”——在当下哪怕只是怀有这样的企图。因为要写作《印度文献史》而跳过佛教文献史，就太说不过去了。对于世界历史而言，佛教作为印度心灵的创造物，是最重要的成果。如果我们连它的文献都不了解，如何去理解佛教呢？正如印度的宗教史，绝对离不开佛所创造的宗教；离开了佛教艺术，也就无从谈起印度艺术史；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佛教的文献库藏，那整个的印度文献也就成了空洞的名称。尽管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佛教文献库藏与其说在它的故乡印度，不如说是以锡兰、缅甸、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为其家园。但不管怎么说，佛教文献的发生与成长是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它始终带有印度心灵产物的特点。它影响印度民众的精神生活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最深层的本质上它同整个生存至今的印度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无论我们今天进行的佛教文献的描述工作是如何不完美，从认识进程的角度看，它总不会没有一点意义。我们得有犯错误的勇气。我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使我们的知识在将来会进一步地接近真实。

对我在本书中引用过的材料和引述过的学者，我表达诚挚的感谢。每一处引文的注释中我都会详尽地列出相关的完全信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漏掉这个机会向其他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是我的同事布鲁塞尔的路易斯·得·拉·瓦勒（Louis de La Vallée）教授，以及我亲爱的朋友、我以前的学生、东京的高楠顺次郎（Jyun Takakusu）教授，与他们的通信和邮件往来于我极有价值。

莫里斯·温特尼茨

1912年10月17日于布拉格·斯密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