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世纪的终结
一
谈到使某段历史区别于另一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1453年不可不为我们所注意。就在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百年战争宣告终结，因此，这一年常常被人们视作欧洲历史进程中重要的转折年份之一。这很合理。东罗马帝国首都的陷落一事本身很重要，它让欧洲事务的重大转变并达到高潮的戏剧性愈发突出。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已经被东部的鞑靼人、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以及西部的摩尔人入侵的欧洲世界的边界进一步被压缩了。
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的政治继承者和希腊的智识继承者，曾是连接古代世界的纽带以及对抗外部侵略的堡垒。离边界更近的国家之人被吓坏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止是他们，甚至整个欧洲，都有可能为生存而被迫与新侵略者作战，就像他们曾经与匈人和萨拉森人作战一样。
土耳其人的入侵行动并没有因为欧洲对这种冲突的准备不足而减少。当时，几乎欧洲事务的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着从腐朽的中世纪主义向新的、未经尝试的思想和行动形式，甚至是语言形式的混乱过渡，这种混乱的过渡似乎给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险带来了些许希望。
基督教会自身处于内讧之中，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早期分裂早已不可调和，并让希腊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死敌。最近，西方教会的内部争斗进一步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团结，有两位甚至三位互相敌对的教皇要求信徒们效忠。除此之外，坚持不懈的宗教改革者们还在不断地谴责教会的种种弊端和教会成员的行为不端，这也为宗教局势增添了另外一种混乱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政治体制的混乱。在中世纪产生的两种主要制度，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者几乎完全压倒了前者。封建主义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程度不一的独立国家综合体，这些国家的大小和状况千差万别。这些国家被各种纽带捆绑在一起，让欧洲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软弱无力，还充满了无休止的争斗。
只要封建原则和封建习俗盛行，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王国，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欧洲帝国了。只要封建主义强加给社会的贵族和非贵族之分还在维持，只要欧洲还按照横向而不是纵向划分开来，只要各国骑士与其他国家的骑士拥有共同的利益，而非与自己的附庸拥有共同的利益，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二
然而，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在政治、宗教和社会上的混乱达到了高潮的话，那么，同样发生于1453年的卡斯蒂永之战和英国什鲁斯伯里伯爵及沃里克伯爵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则几乎同等重要地揭示了当时的状况。
卡斯蒂永之战结束了英国为维持其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而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年的漫长战争，什鲁斯伯里伯爵及沃里克伯爵的叛乱则开启了被称为“玫瑰战争”的痛苦内战。在英王室两个分支家族的激烈冲突中，这片土地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曾享受和平。事实上，即使在不列颠群岛，英王室也远未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格兰仍然是独立并充满敌意的；爱尔兰除了靠近海岸的一段狭长地带，只在名义上是英国的属地；而威尔士人，尽管在政治上与英格兰实现了统一，却远没有被英国化。
不列颠群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欧洲的状况。伊比利亚半岛仍然被摩尔人的国家和基督教国家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葡萄牙搞得四分五裂。而在一百多年来断断续续的战争中饱受摧残的法国，则正在将英国侵略者赶出除加来以外的所有领土；但是，西部的布列塔尼、安茹以及一些势力较小的封建领主，南部的普罗旺斯，东部的勃艮第，仍然保留着独立地位，这极大地限制了法兰西国王管辖的土地和权威，而被称为法兰西人的人群在语言和习俗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法兰西民族尚难以形成。
法国国王的主要竞争对手勃艮第公爵，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王国的宗主权以及作为王国领土的一部分，他正忙于获取独立地位和扩大领地。勃艮第公爵想要建立一个介于法兰西与德意志之间的王国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但是，在梦想持续的过程中，它挑起了无休止的争端；而且，它给东边神圣罗马帝国之和平制造的麻烦，一点也不比给西边卡佩王朝之野心制造的麻烦少。
事实上，中欧已经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下，现在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被统一起来；在早些时候，皇帝的宗主权已经扩展到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恢复和巩固对意大利半岛的古老主张，埋下了长期血腥对抗的种子，这种对抗与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场景一样，将困扰欧洲数个世纪之久。
但是，皇帝的权威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紧急的事务，以及他本人的性格和实力的限制。他的权威只是名义上的，尽管他有时能把它变成事实，无论它对人们的思想有多少无形的影响，但在欧洲的事务中，它一直都是一个可变的参量。帝国的权力已经衰落，它的力量与其说建立在古罗马帝国模糊的传统上，不如说建立在拥有这一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上。
帝国发现勃艮第并不是它要面对的唯一问题，因为在15世纪中期，中欧的内部纷争并不比西欧国家少。由于皇帝的软弱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帝国的权力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终于获得了独立地位。而且匈牙利已经开始了扩张，不久就会占领奥地利首都。在这种普遍的混乱之中，即使较小的国家，也会狮子大开口，而这种要求在较为平静的时期是不可能得到姑息的。
然而，皇权尽管虚弱，但仍是德意志数以百计享有实质独立地位且常常小到不可思议的德意志邦国之间联合的唯一纽带。这些小邦国的权利和权威互相冲突，行政管理乱成一团，而大部分领主都虚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诸侯、贵族、城市和政区结成联盟，以保护或扩大它们的利益。
更大、更有野心的邦国，比如“选侯国”——统治者拥有选举皇帝资格的邦国——利用这种情况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影响力，代价则是牺牲较小的邻国甚至牺牲帝国本身的利益。一些尝到统一甜头的邦国，如勃兰登堡，采取了长子继承制和领地不可分割的政策，这将在未来给它带来巨大的回报；于是，所有邦国都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时代。
按照常理推断，南欧和东欧的情况只会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更糟。在意大利，北方的小国家、中部的教皇国和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之间的争斗，只是在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暂时得以平息。只有邻国内部的不和才能使意大利免遭外国的干涉，而意大利混乱的局势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不亚于对意大利人自身的威胁。
与此同时，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大片领地已被土耳其人夺走，这一战利品甚至比黑海和巴尔干诸省更具诱惑力，它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侵略者手中。
至于黑海以北的地区，则出现了另一个野心家。两个世纪前，蒙古人占领了这片大草原，并让更北边的斯拉夫公国向其朝贡。从那时起，由于内部纷争，鞑靼部落的实力逐渐衰落，而从附庸国中崛起的斯拉夫国家，现在正忙于以俄罗斯和波兰—立陶宛的名义巩固他们的领地。
然而当它们摆脱了鞑靼人之后，就不得不面对土耳其人了；它们与哈布斯堡家族在接下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将会展开竞争，并将赢得不同程度的胜利，从而成为对抗亚洲的堡垒，也就是类似于刚刚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在近一千年里所扮演的那种英雄角色。
三
这就是当时的欧洲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去除了他们完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最后一道障碍。但是，在这场使欧洲人逐渐主导世界的长期冲突中，欧洲大陆并非独自对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尽管欧洲疆域内的政治混乱和失序很严重，但土耳其人并不是欧洲唯一甚至不是最危险的敌人。
对于欧洲人的未来而言，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更为广泛和深入的问题是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状况、无知和愚昧、贫困和陋俗。当时的人们显然也没有能力取得较高水平的成就和智力成果。如果欧洲要崛起，这些是首先要消除的障碍。因此，有必要详细地描述一下欧洲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摆在欧洲面前的问题，了解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过程。
很可能在公元9世纪到11世纪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欧洲人抵达了古典时代与现代世界之间之文明的最低点。他们在11世纪初所面临的处境很容易理解，那是日耳曼部落征服罗马帝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些日耳曼人在闯入古典世界的时候，虽然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和美德，所获得的不过是最基础的文明。他们是杰出的猎人和士兵，他们把造就自己的许多品质和制度带到了新的环境中。他们对基础的技术行业分工知之甚少，对高等艺术的了解比他们已经征服的大多数民族要少得多。他们自己作为统治阶级，并作为驻军掌握了被征服的土地数代人之久；他们与被征服地区缓慢地融合着。
因此，他们成为贵族、土地的主人、劳役或其他种类税收的征收者、司法的主持者和政府的控制者。他们的领袖变成了贵族，他们的追随者变成了自由人，被征服的人口变成了大量的农奴甚至是奴隶。
结果，随着日耳曼入侵者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到来，可能是欧洲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舒适和最豪华的上层阶级中所盛行的生活模式，即罗马帝国晚期的生活模式，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消失了。在半野蛮征服者的粗陋生活中，物质和智力的需要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如果日常生活水平是一种文明标准，那么，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就急剧衰落了。
尽管日耳曼诸民族对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例如政府、艺术、文学以及科学和宗教，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欧洲文明从他们入侵的第一次冲击中恢复过来的速度确实极为缓慢。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后所建立的社会基本上是军事和农业社会，以自我为中心，自给自足，非常倾向于被称为排他主义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地方利益凌驾于总体利益之上的组织形式。
有若干因素妨碍日耳曼诸民族模仿被其颠覆的那个组织化和文化程度都更高的生活和思想模式：首先是征服者对自身习俗的坚持以及对被征服者的蔑视，其次是征服者后来的宗教信仰切断了他们与自己异教历史的联系，最后是征服者用于塑造自己的环境。最后这一点，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社会重新组织化的前提条件。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迁徙浪潮席卷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继承了哥特人的事业，诺曼人紧随法兰克人进入了法国，丹麦人和诺曼人反过来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了英格兰。紧随着这些日耳曼人之后的还有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很多力量都在重塑着欧洲人民的生活。
四
渐渐地，罗马基督教会的影响取代了异教以及从东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会到西部凯尔特基督教会等对立的基督教派的地位。社会逐渐分裂成两个阶级：贵族和非贵族、所有者和佃户、领主和农民。政府逐渐倾向于将自己与土地的所有权联系起来；而且，随着中世纪的继续，封建制度逐渐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这是一种以占有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和政府组织形式。
在这种社会里，下层阶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向他们的领主寻求保护、公平和某种程度的秩序，这是他们耕种领主的土地和追随领主作战的回报。反过来，领主也要向上级大领主承担服兵役的义务，至少从理论上讲，这条封建链条最终通往国王本人。在实践当中，这种制度常常成为私人战争和掠夺的借口；而且，以骑士制度为中心的所有高尚特征一直都是对共同和平的威胁，也是在广大地区建立稳定政府的最大障碍。
此外，封建制度是遍布西欧的大量地产或庄园的产物。在这些庄园里居住的大多是小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拥有一座或多座城堡，这些城堡为了防御目的而建造，周围是佃户的小屋，形成了独立的、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和经济单位。
在有利于军事目的或便于贸易的地方出现了城镇，很多城镇甚至可以追溯到前罗马时代。这些城镇有城墙和护城河，就像城堡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宏伟的修道院遍布于整个欧洲大陆，修道院周围就是它们所代表阶级的领地。在修道院周围，就像在城堡周围那样，常常会发展起不少小村庄。
大地主、贵族和神职人员这样的上层阶级，不仅拥有土地，还拥有结构简单的农业社会所具备的那些重要公共设施，例如磨面的水磨、修理制造工具和盔甲的铁匠铺、烘烤面包的烤房。在领主的指挥下，佃户们维护道路，并通过让他们接触到外部世界的小商贩和集市来拉动贵族和修道院领地内的贸易，进而向这两个阶级缴纳税费。
渐渐地，城镇从这种封建领主统治中解放出来。那里的工商业主要通过市政委员会或行会来运作。实际上，这些市政委员会或行会是劳动力或资本或两者兼有的协会，是由从事同一行业的人，诸如纺织工、铁匠、皮革匠和金匠组成的紧密团体，他们因行业和利益的不同而被严格区分开来。
在许多情况下，较大的城镇在一开始就与入侵者达成了协议，或者从名义上的封建领主那里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从而通过自己的市政委员会进行管理，代价是向封建领主进贡。商人们从城镇前往城堡、修道院和村庄，参加大大小小的集市。在整个中世纪，集市是商品交易的主要通道，那里聚集了当时人们所能见到的资本、物资和技术。
但是，贸易乃至制造业都受到一些特定制度的阻碍，这些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和封建因素一样的阻碍。行会在促进生产的同时也限制了生产。贵族保护城镇，同时对经过他们领地的商人征收苛捐杂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大企业融资所需的资本积累，即使有积累，以现代的眼光看，也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城镇之间没有巨大的共同商业利益。中世纪欧洲的狭隘远超现代人的想象，除了一个小阶层，没有多少人能够远离罗马文明崩溃带来的经济混乱。
在封建制度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和思想环境，在改善人民总体状况上所起的作用，比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政治体系还要小。由于对自己狭窄疆界之外的世界了解不多，需求也少，因此，这些通过征服产生的封建庄园，对于它们的领主来说，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这种封建庄园助长了地方上的争斗，导致了几乎持续不断的私人战争，从而阻碍了和平艺术的传播——和平艺术的发展是进步的主要源泉；在一个由它们所构建的社会中，人们对思想的需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结果便是，人们对依靠用他们自己的原材料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渴望极小，对和平安定的渴望也同样如此，即使这种和平可以使人们能够专心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以满足或创造对生活品质的需求。
通过贸易和旅行等相互交流而产生的观念和欲望，其发展更加缓慢；而贵金属的稀缺、普遍交换体系的缺乏或任何具有长远经营目标企业的缺乏，则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五
实际上，更为古老的文明社会传统仍然在没有完全被侵略者淹没的地区或在神职人员中间徘徊着。通过训诫和榜样，这些神职人员鼓励现世的人们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同时为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
在中世纪，这种更为古老的生活传统以及希腊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后得以在拜占庭帝国和意大利（更少一些）保存下来。但在欧洲几乎任何地方，那些高级品位和习惯充斥的都是异国情调的东西。在中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地方的商业、手工制造业，甚至农业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在接连不断的入侵冲击后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人们在公元12世纪时的生活和处理事务的水平都要低于公元1世纪。
尽管同样人数的中世纪武士可能会在武器装备方面而不是在纪律方面优于罗马军团，但和平艺术却并未与战争艺术保持一致的步调，更不用说与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相比了。
此外，日常生活水准也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尽管这种倒退并不均衡。许多带来舒适和奢侈享受的古代设施不但没有被继续使用，反而变得“不为人所知”。大多数普通的手工艺也随着文明生活设施的废弃而被一道废弃。
在公元5世纪到11世纪之间的“黑暗时代”，欧洲人的确脱离了野蛮阶段，但他们缺乏很多手工技艺，而这种技艺正是晚期罗马世界的特色。
在纺织和金属加工等基础工业中，纺织业取得了一些进步。欧洲人已经比较了解用羊毛和亚麻来织布的知识，但用丝绸和棉花来织布仍然超出了欧洲的资源和技术范围。尽管欧洲人已经广泛使用盔甲和冷兵器，但炼钢技艺仍然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托莱多与大马士革共同保守了阿拉伯人的秘密，直到以米兰工匠为代表的意大利工匠打破这一垄断。
在建筑方面，城堡和大教堂显示了它们为战争和宗教服务的非凡能力，但穷人的茅屋见证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牛马无异；即使是富人的家具，也几乎没有超过纯粹的蛮族水准，只有东方标准或古典影响的残余才提供了一种代表更高级形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
在其他许多领域，情况也是如此。饲养绵羊的技术就像蔬菜种植技术一样，几乎消失。下水道随着烹饪和清洁水准的下降而消失；而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里，欧洲可能没有修过一条像样的道路。
六
应该有不少人了解希腊、罗马文明，因为它们的遗迹仍然装饰着半个欧洲大陆。然而，古典时代的文学、学术、艺术乃至手工艺，到12世纪时已经被埋葬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欧洲很少有人或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更不用说有能力复制它的任何成就。
在蛮族征服和日耳曼入侵者皈依基督教带来的诸多不幸后果中，与古典文化的背离可能是最严重的。因为欧洲被迫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在许多重要细节上得不到来自历史经验的帮助。
这种情况不完全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也不完全由于执行封建主义的人的无知。与过去的成就失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在许多领域仍然是中世纪推行文明开化的重要组织——罗马教会。
如果说封建主义的主要影响是造成政治混乱，罗马教会对西欧转型施加的主要影响就是宗教组织上的统一。这一组织将其起源归功于拿撒勒的木匠耶稣之教诲，将其开端归功于加利利的渔夫彼得之才干，但到了15世纪，罗马教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使徒建立的那个微不足道的组织，已经将使徒的信仰和著作传遍了地中海世界。
基督教在早期分为两大教会：东方正教会（希腊教会）和西方正教会（罗马教会），其中心一个位于君士坦丁堡，另一个位于西罗马帝国的旧都。尤其是西方正教会，在一批精明强干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者的率领下，已经发展成一个不比旧帝国差多少的组织，旧帝国统治世界的传统已扩展到宗教领域。
罗马教会使维斯瓦河以西的欧洲诸民族都皈依了它的信条；它把领土和行政管理网络扩展到了教会的“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封建主义用领主权和庄园覆盖了欧洲大陆，从而造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罗马教会就用大主教、主教、神父以及大教区和小教区构成的制度，将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人都直接绑定到了这个新的统一体上，该统一体堪比它所继承的那个政治有机体。
除此之外，罗马教会还增加了修道院制度，这一制度让它的世俗或地方神职人员充实起来；而且，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漫游的传教士或托钵修士的团体又使这一制度得到了强化，这些人补充了正规修士和教区神职人员的工作。
所有这些人在纪律和教义上都服从于教皇，梵蒂冈声称，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主要裁判者，地位要高于欧洲大陆的世俗君主们。罗马再次成为西欧的“首都”，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信仰，其集权程度之高、效率之快，并不亚于一千年以前它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即使是那种更世俗的权力，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在教会的统治下，罗马成为世界之都再次变成了现实，就像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一样。意大利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文明的地区，欧洲所获得的知识、艺术和精神资源都来自于意大利，因此，教会的奇妙组织把这些资源从罗马传播到教皇治下的各个地区。这一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其臣民的精神控制。
罗马的政治权力在蛮族的军队面前崩溃了，但教会却征服了蛮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基督教信仰在蛮族入侵后的欧洲各民族之间维持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标准和思想标准。它在帝国制度和部落制度之间、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理想和实践之间起到了连接作用，使欧洲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这两者，形成了一种新的政体和社会形式。
尽管教会反对古典和蛮族世界的异教，但它保护了古代文化里的一些与基督教信仰和实践没有冲突的内容。它延续着拉丁语作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通用语言的地位。它以基督教教会法规这样的改进形式保留了罗马的法律传统。它通过书写艺术保持了知识传播的活力；它是音乐和建筑的赞助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文学的赞助者。
在神学上反对异教思想之前，人们对希腊语的研究衰落已久，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作为欧洲智识缓慢前进的主导性力量仍然继续存在着。在维吉尔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遗弃很久之后，他写作所用的语言成了欧洲大陆各民族交流的工具，这样便维持了一种统一性；如果没有拉丁语，这种统一性便不复存在。
在其他许多方面，教会为文明的延续和进步发挥了作用。修道院清理和改良了大片土地，并实行罗马的管理制度。修道院和大教堂一样继续主持并鼓励学校和它们所能承受得起的教育；它们还为艺术家、建筑师和抄写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为那些追求知识和宗教生活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修道院为旅行者提供招待，为穷人和病人提供救助。教会还保存了古代的手稿，即使它并不在意这些手稿。
它努力遏制封建纷争和私人冲突，对中世纪统治者直接和间接施加压力，千方百计地改善了由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残暴和未开化的统治。如果没有教会的软化和它对蛮族开化所做的努力，黑暗时代将仅仅是野蛮的，或许欧洲永远也不会从古代世界的崩溃中恢复过来。
七
尽管有这么多的贡献以及物质、思想和精神上的影响，教会开始成为进步之阻碍的时代还是到来了。信仰压过了理性，曾经保存和增进思想成就的力量（如果不是唯一的力量的话）变成了欧洲思想和精神前进的障碍。
随着教会统治范围越来越大，它却变得越来越狭隘了。神学成了它在思想上的主要关心对象，逻辑成了它主要的智力武器，未来的生活即使不是它关心的唯一问题，也是它的主要问题。
在所有未被神学思想触及的领域，它是一种善的力量；但随着其教义发展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随着其世俗力量和财富的增加，其思想开放程度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自然之谜变成了上帝的秘密，成为不可解的问题。权威成了调查研究的敌人；真正的信仰不仅成为异端邪说，而且也成为与它所征服的异教一样的不共戴天之敌。
结果，古典时期的著作首先被忽视，然后声名狼藉，最后被禁。因为对科学方法和成果所知甚少，人们也遵循同样的路线，不得不将全部知识的来源和重点都放在《圣经》及其注释上面，并将其作为唯一的灵感源泉，而教会成为思想和信仰问题的唯一仲裁者，它的决议成为指导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原则。
此外，无论它的起源多么神圣，它的信仰多么正确，教会也很容易产生那些对任何不受有效批评制约的人类组织都不可避免的弊病。通过忠实信徒们的馈赠，教会得到了所统治土地上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作为一个从不会破产的公司，它的永久性产业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移出了流通和公共服务领域，从而限制了世俗统治者的力量和手工业的发展。
最后，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会要求人们以同意它的原则和惯例作为成为社会一员的资格，从而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滋生出一种墨守成规的惯性，不仅阻碍了精神活动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智力活动甚至物质活动的发展。
因此，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不仅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而且还受到极端教会主义的阻碍。一个注重灵魂和服从而不是思想和研究的组织，永远不会产生人类进步所依赖的智力成就。在这一进步成为可能之前，有必要用多样性的原则取代一致性的观念；在这种替代中，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而这场革命将重塑世界。
然而，在15世纪初，在欧洲事务或欧洲文化层面，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确保社会或政治革命的发生，能够预示伟大的精神或教会变革的事物就更少了。事实上，除了像伊比利亚半岛南部1/3的地区或黑海北部广袤大草原这样的偏远地区，欧洲大陆在名义上仍然是基督教的世界。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它比现在更执着于基督信仰。
但是，除了教会对人们思想控制的逐渐弱化，不管它对欧洲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有多大的贡献，影响有多么深远，早期教会为促进物质文明所做的艰苦工作即将结束。在这一领域，教会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教会给那些颠覆了古代文明的野蛮人带来了残留的文化和艺术之光，而这些早已成为欧洲经验的一部分。
八
教会不仅停止了对欧洲大陆的知识进步继续做出重要贡献，也不再是欧洲繁荣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它曾经是——那时，它不仅是改良农业、排干沼泽和饲养牛羊的使徒，也是推进知识和文学、教授和推行道德律令以及宣传新的纯洁信仰的使徒。
当教会将其影响扩展到几乎每一个社会领域的时候，它也给自己所保存下来的文化打上了独特的印记，给做出颇多贡献的文明附上了它的品质所固有的缺陷和德行。随着15世纪中叶的迫近，面对欧洲逐渐改变的品位和习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教会的缺点比优点显得更突出。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教会仍然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它对传统的僵化和死板的坚持，使它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背离。就像封建主义一样，它已经过时了；除非像当时的政治制度一样开始适应新思想和新环境，进而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精神，否则，它会发现自己与当时的大潮流（如果不是普世趋势的话）发生抵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种情况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得很明显。在建筑方面，中世纪那种向往天堂的哥特式尖端拱门的辉煌和格纹式石头的奇迹，确实超越了古典时期的三角形楣饰和半圆形拱门。但是，雕刻艺术的最大成就、更高层次的哥特式雕刻显示出的令人赞叹的美感和技巧，以及中世纪艺术家们所特有的怪诞表达方式，尽管都有着古怪和可怕的奇幻魅力，却绝不能与菲狄亚斯(1)和普拉克西特利斯(2)的成就相媲美。
事实上，中世纪的工匠在两个方面更胜一筹：一是他们对自然的热爱，这种热爱体现在他们所有的石头和金属作品的装饰上。二是他们不仅精于建筑的雕刻，而且精于制作金银器和锻铁。在这两个方面，他们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但绘画艺术却不是这样。不管材料是否合适，也不管材料是否主要掌握在那些受宗教影响的人手中，石匠和铁匠的成功与画家稚嫩的努力之间已形成了一条鸿沟。大教堂和手稿的精美构图甚至无法与罗马别墅装饰师的壁画相比，更不用说与阿佩莱斯(3)及其继任者的失传杰作相比了。
在每一个领域，形式化的教会主义都变成了最高原则，用墨守成规代替对真实生活的观察，而这种做法就是所有时代绝望工作的首要特征，它只会产生野蛮行为，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对这些工人来说，世界是没有钥匙的，因为他们为自己建造了牢房，并把自己永远关在里面。只有新思想和新行动带来的新鲜力量才能拯救世界，只有回归自然和拒绝因循才能使文明和艺术存续下来。
九
如果说这种情况在生活的物质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的话，那么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甚至更为突出。像文学一样，音乐也被强迫为教会服务，被限制在单一的发展轨道上，而不是最适合它的多重空间和魅力的轨道上。
由于所有的聪明才智都集中于宗教以及对一种更纯粹信仰的召唤，神父们的著作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很贫乏。随着除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外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消失，随着教会影响的加强和狭隘化，非基督教哲学逐渐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空缺。
那些一心要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做辩护的教会历史学家，更无法取代李维、塔西佗、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地位。晚期拉丁诗人粗劣的浮夸和奇迹剧的粗劣想象，都无法代替维吉尔和荷马、希腊三大悲剧家、阿里斯托芬、贺拉斯和品达、卡图卢斯和萨福的不朽魅力。
甚至作为教会知识和精神存在基础的《圣经》，也像古代名著被中世纪大量的神学作品所埋葬一样，被注疏家们的注释所淹没。最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被一种专注的热忱补充到神学之中，现在变成了经院哲学，其贫瘠的帝国疆土扩张至人们的头脑，即使这提升了他们的智力，却也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僵化。因为尽管经院哲学对智力进步做出了种种贡献，但也使人们脱离了生活的现实，使他们相信：只要凭借自己的智力，不经观察，不用任何实验，也不借助于包含所有这些东西的视觉和常识，就能获得真理。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古典文学或许可以拯救欧洲人。但是，随着被认为是异教作品而遭到怀疑，那些包含古代智慧的手稿往往被忽视或抛弃，或只被修道院编年史家或会计所使用。
学者退化为学究。科学迷失在炼金术或占星术的泥沼中，成为宗教信徒们诅咒的对象。哲学被神学压倒，现实的世界让位给未来的世界，神学成为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思辨代替了调查，文字代替了事实，而心灵则努力从自身获取知识和智性，但这种知识和智性只能来自于理性之外。因此，11世纪欧洲人的无知是最严重的，因为他们的理智极为有限。
他们对伟大的科学遗产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些遗产恰恰是欧洲人现存智力高地的显著特征。他们对自己居住星球的无知，与对自己起源时间的无知一样。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所看到的天空以及自身的复杂有机体的惊人无知。除了对水、土、空气和他们用纤弱的力量从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来的产物，以及与其他国家人们微弱的联系有肤浅的了解，自然和艺术对于他们而言几乎是同等神秘之物。
伊斯兰教虽然倾向于阻碍造型艺术和图画艺术在其信徒中的发展，尤其反对再现人的面孔和形体，却把自然王国留给了它的研究者。
但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情况却恰恰相反。罗杰·培根是13世纪的一位修士，被誉为“科学之父”，他的学识并没有让自己因“运用物理化学的邪术与魔鬼打交道”从囚禁中解脱出来。与他同时代的医生和占星家阿诺·维尔纳夫认为，医学与慈善事业以及为宗教服务一样，都能讨上帝的欢心，然而他也未能免于教会的谴责。
人们不知道更不关注自然法则，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为一个全能的、不可思议的神的直接行动。教会是至高无上的，在教会和大众的成见被改变、征服之前，所有揭示宇宙秘密的进程都被有效地阻止了。
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及类似的学科不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阿拉伯人一样，化学的基础科学还处于炼金术士们将碱基转化为贵金属的点金石阶段。医学在阿拉伯人手中已经发展出一些医疗方法，但在缺乏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知识的欧洲人中，医学所能依靠的则是最浅陋的老妇人草药医生或研制出能媲美中非神汉们的神奇化合物。外科手术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人体器官的了解也仅仅是一些关于它们特性和用途的怪诞兼具误导性的幻想。
考虑到欧洲所处的“黑暗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关于人类疾病的主题并不是一个能让我们怀着愉快期待的主题；然而，考虑到它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有必要对人类曾经忍受并从中逃离的那些疾病给予极大的重视。
在历史上，人类可能从未像中世纪那样受到流行病的折磨。在生活习惯上，欧洲人已经超越了相对健康的野外生存阶段，却没有学习到居住在坚固拥挤堡垒环境中的文明教训。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是最简单的医疗手段，但人们对它们一无所知。人口流动往往会传播疾病，而战争则让流行病和受伤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死亡和残疾。其结果是一连串瘟疫的发生，其灾难性和悲惨程度让人难以形容，也令人难以想象。麻风病、坏血病、流感、麦角病，尤其是黑死病，使欧洲大陆的人口大量死亡；更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场灾难有多严重？可以从下面一个事实加以判断：据计算，地球人口的1/4，也就是约6000万人死于14世纪的黑死病(4)。奇怪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可怕的瘟疫似乎在新知识兴起和发现新世界的那些年里消失了。然而，地理大发现也给欧洲带来了几乎同样致命的新疾病，如东方的腺鼠疫和西方的梅毒。
多年来，医学的发展几乎跟不上疾病的发展。尽管欧洲的健康状况在16世纪可能有所改善，这是清洁程度的进步以及医学科学的新方法、新知识和新疗法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然而它们仍然远远低于后来的较低标准。
15世纪在两个方面对健康状况的改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制定了检疫原则，建立了普遍的或局部的检疫所、检疫站或麻风病人安置区。通过这些措施，许多危险和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尤其是麻风病得到了遏制，甚至被根除。另一个是习惯的改善，改变生活习惯虽然缓慢，健康水平却得到了逐渐的提高，道德的改善也与之类似。
十
科学依赖于数学，而数学在东方国家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在欧洲人那里，数学本身不过是最简单的算术运算，还有一些简单的平面几何知识；数学符号与其说是智力过程的表达，不如说是占星术的符咒。
同时，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正在赢得新的胜利，欧洲关于天体的知识则受困于人类感官的局限以及地球中心论和造物主唯一感兴趣的神学。迷信还使欧洲人的天文观更加扭曲，它不满足于在地球上居住的各种各样的超人生物，从仙女到妖怪，从小精灵到地精，从女巫到侏儒，还从星星中看到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因素。地理学在欧洲学者手中也成了一种完全无用的东西；关于欧洲以外的世界，甚至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知识，都成了不可获知的东西。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概念，甚至一无所知。
人们与来到欧洲边境的东方民族进行战争或贸易，或从西部海岸眺望大西洋彼岸，但是，除了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的努力，以及偶尔有一些冒险者或拥有献身精神的人到北大西洋的荒野中探险，欧洲人都未曾尝试深入了解外部世界的秘密。
对于这样的事业而言，欧洲人的装备太差了。他们的航海知识极其浅陋。航海仍处于沿岸航行阶段。指南针有一半是作为导航工具而为人所知，一半则是作为黑魔法而为人所畏惧，完全没有作为一种科学工具而被广泛使用。
当时的船在尺寸、吃水和结构上都不是为大洋上的长途商业航行而设计的，而且水手们还得学习转弯或者逆风航行的技术。虽然被视作航海技术创始人的北欧人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航海技术，已经使他们航行到欧洲大陆沿岸并横跨大西洋到达格陵兰甚至美洲大陆，虽然大胆的渔民可能已经发现了纽芬兰，然而这些勇敢精神却对商业和对他们同胞的启蒙贡献甚微。他们对长远进步的贡献更少，因为他们像老鹰或鱼鹰那样只是偶尔到大洋彼岸的陌生地方，而不像人类征服或迁徙那样稳步前进。
因此，束缚欧洲的，除了政治和教会的限制，还有对自然界的无知，而自然界的神秘和力量比任何人类敌人都更令人恐惧。没有掌握关于地球的知识和资源、关于天空的知识、自然的法则、人类自身的结构和能力以及前几代人的智慧，人数相对较少较弱的欧洲人想要进行海外扩张几乎不太可能；而且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被克服，他们的扩张行动就不会有长效的结果。
欧洲人的海外探索，无论在概念上还是结果上，都比随之而来的任何武装和利益冲突重要得多。为了进行海上冒险，船长们几乎招募了人类活动每一个部门的人员，包括学者和科学家、商人和投机者、统治者和征服者、探险者、发明家、工程师、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的成就在于扩展了欧洲人的能力，而不是摧毁自己的同胞——尽管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在于提高人类的理解能力和行动能力，在于对新的思想和权力领域不少于新土地那样的征服，让人类成为环境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欧洲要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除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还应该采取措施摆脱政治和宗教组织的束缚，赋予个人主动性及自由行动的能力，从而为人才提供一个比封建制度和中世纪教会更加开放的通道和更广阔也更安全的施展空间。
欧洲人民在这个即将结束的时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利条件中，有三个是最不利于进步的：挑起党派意识和私战的社会政治组织，一种很大程度上受神学和教会限制的思想习惯，一种相对快速、简单、安全地交换商品和思想之便利性的日趋消减。每一种因素都以各自的方式迫使人们服从于全体的或地方的权威，因此造成了物质和智识上的停滞。它们不仅妨碍了古代罗马世界所特有的统一性和流动性，还在欧洲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妨碍了欧洲的发展，滋生了一种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是欧洲在每一个领域取得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支配中世纪的精神占了上风，如果它能够粉碎遭受痛苦最烈的阶级和个人所发出的抗议，欧洲就很难走出其所处的僵局。
十一
但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说，幸运的是，中世纪后期酝酿了一场在思想和政治事务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被认为可以与一千年前欧洲大陆由于蛮族入侵而进入的另一个发展阶段相比。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的近三百年里，反抗传统的精神，就像探索宇宙奥秘的冲动一样，一直在稳步增长。
在反动力量、无知和迷信的沉重负担中，一场巨大的变革正慢慢地积聚力量，随着15世纪的到来，这些力量开始在许多方面清晰地显现出来。渐渐地，事情变得很明朗，不久或晚些时候，它们必定与权威精神发生尖锐的、决定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的结果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新势力会占据上风。
无论15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形势多么令人绝望，但它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毫无希望。在这样的绝望和纷争中，尽管某些因素目前造成了混乱，而不是复兴，却提供了更多的实现稳定的希望。在王室的雄心壮志中，以及更大程度上在他们等级之外的势力中，除了那些造成混乱的势力，还有其他势力正渐渐加入权力的争夺。在教会强制推行的教会统一性的表象下，还有一些其他力量正在发展，这些力量已经威胁到罗马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这些因素的成败决定着改革甚至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于智识上，也存在于心灵上。
复兴运动在政治之外的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宗教的限制。早在12世纪，某些复兴就在智力领域开始了，这至少会在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激发出革命来；这一运动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壮大，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它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14世纪，先是意大利，然后是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但丁的影响，他在自己天才的火焰中融合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从而描画出了关于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壮观景象，这便是《神曲》三部曲。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让人想起了过去，渗透了哲学和神学以及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社会和道德的义愤，预言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还有一部关于君主制的作品和一部献给他的理想情人贝特丽丝的情诗集《新生》，后者给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冲击，也给初生的意大利语或“土语”带来了推动力，从而冲击了长期以来拉丁语作为文学语言的统治性地位。
在他之后，薄伽丘的趣味故事集《十日谈》逗乐了14世纪的人们，它在世界文学中得到了一个永久的位置。这些故事受到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启发，彼特拉克使意大利语和欧洲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在法国，从12世纪开始的这段时期见证了《诺曼人传奇》和《玫瑰传奇》的兴起，它们遵循了游吟诗人的骑士故事模式，并使法语而不是普罗旺斯语成为法兰西的民族语言。傅华萨的《闻见录》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使英法战争的重大事迹变得不朽。
在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古德龙》保存了古代日耳曼人生活的传说和传奇；在法国和英国，则掺入了查理曼及圣骑士们的故事，以及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不懈寻找圣杯的传说。抒情诗人和游吟诗人的作品立刻给语言和文学的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英国，《农夫皮尔斯》中的皮尔斯形象表达了受压迫者的抗议，这将成为未来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富有人情味和幽默天赋的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将文学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英语像法语和意大利语一样，变成了一种文学语言。
同时，斯堪的纳维亚人修订了《萨迦》（维京诸神和英雄们的传奇以及英雄故事集），为复兴运动提供了另一种元素，以至于欧洲人在15世纪初发现他们已经拥有足以取代所有被遗忘古典名著的作品，而且至少在对大众的吸引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教士们的成就。
欧洲人发现他们的新语言也同样有力，虽然这些语言有破坏通用拉丁语所保持的统一倾向，却为一种已经停止更新的语言提供了它永远无法发展出来的表达方式和发展机会。
的确，拉丁语远没有绝迹，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整个欧洲大陆学者之间交流的媒介。但丁用拉丁语写了他关于君主政体的论文；像罗杰·培根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也用拉丁语来呼吁反对神学教条；像威克里夫和胡斯这样的改革者也用拉丁语努力唤醒他们的同胞，反对教会机构滥用权力。
但是，未来属于各民族方言。正是在它们身上，新文学运动才有了意义，成就突出的布道家才对他们的同胞有了吸引力。这些布道家把《圣经》翻译成本民族方言读给自己的同胞听；《圣经》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出现，这不仅是最重要的文学和语言学事件，还第一次打破了旧神学和新神学之间的鸿沟，而这种鸿沟同样是一个信仰和理智的新时代到来的决定性特征。
十二
从12世纪所谓欧洲文艺复兴到15世纪中期，欧洲的进步绝不局限于文学。在这一时期，在日常生活事务中，人们几乎已经准备好迎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在欧洲事务的各个领域中出现的过渡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改变的结果，我们常常称之为进步。尽管与古代世界的商业活动相比，中世纪早期相对停滞，但5世纪和12世纪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其实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世界发展得很慢，这是真的，但它确实在前进。十字军东征开始于随后的年代，促进了西方人对自己之前很少见到的东西的认识。确实，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可以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因为十字军东征把商品、思想以及同样重要的东方浪漫传奇注入了西欧的地方风格之中。这一过程在后来的时代继续并扩大，直到欧洲至少对黎凡特和北非熟悉起来，并对这片土地以外的产品有了一些概念。
因此，虽然15世纪的欧洲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人，但他们准备制造、使用和享受许多5世纪的罗马皇帝所不知道或被他们所鄙视的东西。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亚洲的商业交流有所增加，而十字军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建立殖民地的活动，也为商业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进步的一个确凿无疑的衡量标准，它一直都在稳步增长着。来自阿拉伯人的医学，让欧洲人在使用的许多药物上都仰仗于东方。制作香水的材料、抄写员使用的颜料、制作法衣所需的材料，以及制作器皿所用的贵金属和石材，使教会密切依赖这一贸易。
香料改善了乏味的中世纪饭食或使食物能够保存下来；颜料丰富了单调的色彩；香水掩盖了不卫生状况；棉花、细布和丝绸美化或掩盖了中世纪女继承人的丑陋，并增加了所有有购买能力的人们的生活舒适度；金银、珠宝、象牙和装饰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增添了贵族、淑女和教士们的生活趣味；直到最后，曾经几乎无法获得的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被欧洲人认为是必需品，而贸易的潮流便一代人又一代人地扩大起来。
与此同时，商业和制造业也相应地在西方发展起来。英格兰羊毛、法国亚麻、波罗的海毛皮，都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和豪华度，它们依次经过织布工、毛皮装饰工、商人，尤其是扮演中间商角色的低地国家商人的手。北方的兽皮和动物油脂，以及在斋戒日给虔诚教徒的食欲和良心带来安慰的鱼，都为这种商业活动增添了色彩。木材、石油、龙涎香和其他在寒冷气候下生产的商品，在整个欧洲都比昂贵的东方产品有着更广泛的需求。
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在遥远的亚洲和东方港口之间往返的商队变多了；与它们一起往来于这些港口和南欧繁忙城市之间的船队，不少于沿着罗讷河或穿越阿尔卑斯山前往北方贸易中心的运货四轮车。市场和交易会的数量及重要性都在增加。城镇在各地建立并繁荣起来。北方市民和南方商人的财富以同样的比例成倍增长。
一个全新的商业世界逐渐在中世纪早期形成的封建和教会制度中占据一席之地，以一种新的精神使中世纪的军事和农业特征变得富有生气。在15世纪中期以前，商业世界的气息几乎已经出现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十三
商业的兴起最重要的影响是知识的进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知识进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财富和贸易的增长。商队、船队和马队给欧洲各地带来了比商品更珍贵的思想，也带来了对更大世界及其事务的认识，还有对人和政府、法律、宗教以及对中世纪欧洲思想范围之外知识的了解。
在这样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视野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也出现了一些封建或教会经验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个阶级，他们与其说依靠旧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积极性，用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商业元素越来越不受旧的关系和旧的程式的束缚，它已经变得足够富有和强大，不仅要求自己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远远超出纯商业范围的领域，如政治领域、智识领域，甚至宗教领域，让商业思想的声音被倾听。
因此，一种新的教育力量——大学，最先出现在了意大利这个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码头之上，并非偶然。在南方，萨莱诺医学院引领着潮流。在北方，在十字军东征的交通要地创建的繁荣城市——它们还参加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爆发的政治和宗教冲突（中世纪后期多是这样的冲突）——之中，博洛尼亚法学院诞生了。在其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城市也迅速效仿起这一榜样。
从那里开始，这一热潮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巴黎是神学研究重镇，也是神学大师阿贝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的故乡，布拉格大学和牛津大学以及它们散布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和追随者，也是巴黎智力天才的独特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由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的，并经常受到宗教团体，尤其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支配。这些团体能够在那里迅速地招募成员，并有力地强化它们的教义。它们是那些学术原则的代表，这些原则既能提高智力，又能僵化头脑。然而，尽管有种种缺点，大学从其影响开创欧洲文化新时代的时期到15世纪，都是文明长期发展所依赖的那些知识进行保存、增加和传播的最大单一性力量。有了大学，教育虽然没有完全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但至少已经从修道院里开始崛起。
在教会里，没有一个部门比建立在教会法基础上的司法部门对日常生活事务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了；因此，在大学建立后开创新局面的所有因素之中，没有比民法典的创立影响更深更远的了。这项工作主要以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6世纪编纂的法典为基础，由博洛尼亚的法学家对其加以研究和注释。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适应世界日益扩大的需求并相对独立于教会影响的法律制度。
长久以来，教会的力量对教育事务都比较宽容，或许是因为没有非教会力量能够威胁到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地位，从而打破这种垄断使人们能够在民法体系起主要作用的教会之外找到工作。
研究法律的灵感及其最初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它所起的作用。法律能够在意大利北部为帝国的势力及地方的势力与教皇发生冲突时提供服务，对商业世界也有着类似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这些意大利城市里，除了这种新的知识力量，还出现了一种银行和信贷体系，这种体系同样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甚至传到了不列颠群岛。在那里，人们仍以伦巴第街（伦敦）的名称保存对它的记忆。
也是在那里，新的知识力量接触到另一股与之相当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北欧市民，他们的活跃程度不亚于南方的银行家和商人。这就是汉萨同盟，一个商业城镇的大联盟。为了扩大和保护成员的利益，汉萨同盟将其权力扩展到北部和东部的偏远地区，远至卑尔根和诺夫哥罗德的中心地区。汉萨同盟所签订条约的约束力远达那不勒斯和里斯本，欧洲大陆一半的城市都被它的贸易商行所覆盖。在那里，就像在伦敦一样，它曾经强大的象征——杆秤——仍然使人们怀念它不复存在的辉煌。
通过这些途径，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逐渐被教育、金融和商业关系网所覆盖，这种关系网同教会本身的纽带一样密切，甚至更为广泛。在15世纪中叶之前，这些都在欧洲大陆的文明复兴中得到了体现，其影响力几乎不亚于与之相伴而生的文艺运动。
这就是已经开始破坏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基础并开始为新社会奠基的主要力量，在新社会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之前，旧的结构正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在15世纪中期，教会仍然是欧洲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单一力量。
它那庞大的组织，遍及西欧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完好无损。它拥有巨额的财富。它几乎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通过出生、洗礼、结婚、死亡和葬礼等一套圣礼制度与人们最神圣的私人事务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控制了教育和大部分司法程序。这一切都还没有受到削弱，这让它拥有无穷的力量。
尽管封建制度开始在政治领域面临君权的竞争，但它仍然和教会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事务上的影响力几乎不比教会逊色。它限制了阶级之间的沟通，几乎在世俗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使进步的道路变窄，还在限定知识成就的范围方面强化了教会的影响。
十四
然而，中世纪社会古老且宏伟的大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已经威胁到了中世纪赖以存在的生活和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是由三种力量在几乎整个中世纪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级中运转而实现的。
第一种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体力上，而且在智力上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经验，在打破单调生活的欲望的驱使下，为获得新的感觉带来的纯粹乐趣而勇敢地面对未知事物。第二种是对更多舒适的渴望，这种更高级的形式就是我们所知的奢侈，并且在其最终的范围内转向追求色彩、形式和声音的美，这一切发生在艺术、音乐以及文学领域。第三种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内在竞争，从中产生的不仅是现实的冲突，而且是制造、拥有或成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美好、更伟大事物的激励。
这样的力量，再加上其他不那么自私的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改革者，或是一心一意追求完美的创造天才——衍生出了进步的要素，所有这些长期以来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涉及社会和思想的新秩序。
这些不同的力量始终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着，然而，它们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完全取决于自身。社会组织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政治的、教会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都必须得到考虑；而且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完全站在变革的一边，还常常完全反对进步。
尽管这个时期即将结束，但对于西欧绝大多数人来说，遵守一套严格的信仰和实践体系是和平的代价，甚至是生存的代价。屈从于几乎同样严格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曾经是那些非贵族阶级实现上升之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更勇敢或更幸运的人能够反抗或逃走，某些群体也想方设法从其他群体获得了安全保证，但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仍然没有开放的上升通道，各个阶层和个体也缺乏一般性的言论自由，而开放的上升通道和一般性的言论自由正是现代文明世界的试金石。
获得言论自由是欧洲人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已经开始了。
最后，科学和机械发明给这个运动提供了助力。就在土耳其人准备将他们的征服推向高潮的几个月里，荷兰和德意志的工匠们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工艺，即用活字印刷术在纸上复制手稿。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纸从东方传入欧洲，其制造和使用在14世纪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印刷术对书籍制作方法的特殊改造，结合了印刷机和字模的使用，使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标志着一个比君士坦丁堡陷落更重要的时代的到来。
欧洲第一次可以迅速而廉价地广泛传播知识，因为“虽然在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5)之前，少数人已经有了书籍，但直到活字印刷术出现，知识和智慧才能叩开每个人的大门”。
教皇给那些志愿前去与土耳其人作战的人们发放印刷的赎罪券，颇能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至今仍在享受这一划时代创新的残光余韵。最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新技术印刷的第一本书籍是《圣经》。随着《圣经》活字印刷版本的问世，它的这种形式很快为众多的平信徒(6)所接受。随后，神学便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教会对精神垄断的崩溃要追溯到它的主要灵感和权力来源转移到别的机构而非自己手中的那一刻。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其他一些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趋向于同样的目的。首先是一种新的战争工具——火药(7)——被采用，然后它传播到了整个欧洲。火药彻底消除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和半武装的步兵之间的不平等，这对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军事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它使欧洲人赢得了相对于其他大陆诸民族的优势，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火药给欧洲人带来的优势，也随着航海技术的改进而得到加强。罗盘、星盘、科学航海图和地图的制作，同样伴随着对海洋的征服而不断发展，并以同样的比例刺激着火药武器的发展。这反过来又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内发挥自己的才干。
因此，欧洲的智识和进取心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激发和推动，达到了一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中产阶级，由于人类能力的巨大提升而受益。每一项新发明不仅为数以千计的人开辟了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摧毁了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它拓宽了生活的基础，扩展出了大量的机会，并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此外，它为那些创造并享受这种新的存在基础的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活动空间。
随着影响力不逊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新发明的出现，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一个现代的世界得以发端，另一代人将会看到很多预言得以实现。
(1) 菲狄亚斯（前480—前430），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古典雕刻家，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宙斯巨像以及帕特农神殿的雅典娜巨像，都是他的代表作品。——编者注
(2) 古希腊古典后期雕塑艺术的代表人物，活跃时期为公元前370—公元前330年。唯一存留的作品是大理石雕像《赫耳墨斯与小酒神》。——编者注
(3) 古希腊著名画家，据说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画家，而亚历山大大帝只要阿佩莱斯为他画肖像。《阿弗洛狄忒从海中升起》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但已失传。——编者注
(4) 关于黑死病的死亡人数及其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人们因依据的资料不同而数据也多有差异。——编者注
(5) 活字印刷术最早在中国北宋庆历年间由毕昇（约971—1051）发明，后来，谷登堡（？—1468）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编者注
(6) 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相对，是基督教中没有教职的一般信徒，其特点在于“在俗性”，又称“教友”。——编者注
(7) 火药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春秋时期已在民间应用，唐朝末年被应用于军事。在12、13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从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