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识扩张的开端：文艺复兴
1200—1500
一
贸易的兴起以及与商业扩张、战争连绵相伴而生的法律、金融、行政、教育等活动，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数百年间，并没有耗尽欧洲人的精力。财富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闲暇使得人们能够获得和欣赏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这对远离账房和法庭的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尽管欧洲在其历史进程中目睹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欧洲人手中消失的那个世纪将经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在重要程度上，这些变革还是让位于智力和品位的非凡发展。在那个时期，文学、学术和艺术之美使整个欧洲大陆充满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这场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或“重生”，因为在这一运动中所表现的，不仅是对中世纪形式和实践的阐述，还是一个思想以及外在表现都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思想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艺术品位和工艺革命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在知识和审美上获得了胜利，还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拥有了能够取得最高成就的人才并准备进入一个更新和更大的发展阶段。
二
这场运动早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在意大利表现得最为突出。欧洲大陆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像意大利那样与古典文明的成就有着如此密切、不间断的联系，而这一新的运动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典文明的影响。
在意大利，人们可以看到古典文化的遗迹，可以发现一种即使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也从未完全消失的知识传统。那里有最早的财富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悠闲和奢侈的生活；最早大学的出现；摧毁了旧的思想和语言形式、旧的艺术和文学形式的影响，第一次用渴望创造和享受新生活的社会品位、生活模式和表达模式，来取代中世纪的标准。
意大利与东方的知识进步及成就有着长期的联系。阿拉伯文明曾对意大利半岛南部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而正是在那里，欧洲第一所医科大学萨莱诺医学院被建立起来。阿拉伯文明还深刻地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辉煌宫廷，在13世纪，这既是正统基督教王国的奇迹，亦是耻辱。
此外，拜占庭凭借其精心珍藏的古典世界传统，在意大利数代人的眼中折射出一种学术的光辉，这种光辉在东罗马帝国动荡的政治变迁中得以保留下来。
意大利还在它复杂的社会中注入了日耳曼元素。在此之前，意大利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由于政治或商业的吸引，成千上万的日耳曼移民拥入意大利半岛的北部。
因此，从各个方面讲，意大利乐于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它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上，而且表现在它对高雅生活的品位上，就这一点而言，它已经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地区。
这种乐于接受不同文化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有利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也是造成政治动荡的祸根。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一直是接连不断的入侵者的战利品。早期在意大利建立了哥特王国和伦巴第王国的日耳曼征服者、法兰克人以及后来的德意志皇帝们，先后统治了这个半岛。
与此相关的还有意大利各邦之间的敌对、贵族的野心以及使半岛人民随时准备邀请外国征服者干预的动荡状态。拥护皇帝者和反对皇帝者、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斗争，使中世纪的意大利变得混乱不堪；而随着15世纪的到来，阿拉贡家族和卡佩家族开始争夺意大利的霸权，斗争又变成了民族国家和王朝之间的竞争。
因此，意大利并不是要在政治上成为欧洲大陆或者欧洲南部的领袖——在欧洲南部，这种新的竞争首先被感觉到，那是要对欧洲进行彻底变革的冲动。更确切地说，意大利北部的民族中开始出现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一度使意大利成为欧洲知识和艺术的女王。
15世纪初，教皇从一百多年来削弱其权威、危及其至高无上地位的被迫流亡和宗教分裂中解脱出来，开始致力于建立拥有世俗权力的教皇国家；与此同时，重新确立罗马在智识和信仰上的统治地位。
三
威尼斯和热那亚，虽然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失败了，但仍然保持了很大一部分商业实力以及东山再起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随着15世纪的结束，像锡耶纳、佛罗伦萨、比萨这样的城邦和它们的追随者，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
这是僭主的时代。对于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为了支持和反对德意志人统治的派系斗争来说，贵族的无限争斗和这些小团体内部各种因素的对立，将被国王们和政治体之间的竞争所取代，而这些政治体无意识地推动了非政治、非宗教、非商业利益的兴起。
在米兰，斯福尔扎家族取代维斯孔蒂家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在锡耶纳，彼得鲁奇成为城邦的领导者；在摩德纳是埃斯特家族，在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他们将经济优势转变为政治霸权；而威尼斯和热那亚则保留了寡头统治，寡头从精英公民群体中选出。
在每一座城市，民众的赞同权都被交到绝对统治者手中，贵族们实际上被剥夺了优势地位，而这种地位在其他国家带来了封建主义中最有害的东西，这让意大利的城邦贵族们倾向于到其他领域寻求在政治领域中被剥夺的东西。就这样，意大利的商业中心摆脱了封建政治体系中无知的氛围，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它们还是成为艺术和知识的重镇，就像它们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一样。
对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仅仅积累更多的财富似乎并不是他们终极的奋斗目标，他们追求的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舒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他们已经转向了除了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其他方式来满足他们对更充实生活的渴望。他们采取了艺术和学术的形式。对遍布周围的古典文明遗迹逐渐增加的兴趣，使他们很早就开始收集和保存那些更美丽和更有趣的文物——它们从贪婪的野蛮人、狂热的偏执者以及将古希腊罗马建筑用来烧石灰的无知者们的毁灭中幸存了下来。
彼特拉克这样的古典主义者，佛罗伦萨的艺术大师尼科利这样的收藏家，以及奥里斯帕这样的学者——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数百部古希腊手稿——都为这场运动做出了贡献。美第奇这样的君主，以及贵族和商人，都用这些历史文物装饰他们在每一座都市里建造的大型公共建筑。
那些饱学之士也在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大学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吸引着他们前来效劳。像但丁、彼特拉克这样有影响力的个人成长于古典而非教会的传统之中，后来又受到了千方百计来到意大利或者通过学生让自己的思想进入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们的滋养，从而形成了一个精通古典文化的群体。通过从古典世界汲取的灵感以及来自复兴的智力活动的刺激，他们已经开始发展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新的思维、理想的生活。
四
这还不是全部。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开始追求舒适和奢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进步的动力。财富不仅造就了王公贵族，还造就了赞助人。最开始在建筑领域，然后在较小的艺术和手工艺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和工匠，通过自身的技艺满足了人们提高品位和生活标准的需求。他们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些成就为意大利北部的每一座城市增添了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至今仍令欧洲世界羡慕不已。
早在14世纪，乔托就在意大利为一种新的绘画流派奠定了基础，并设计了佛罗伦萨的钟楼，它的布局和装饰都达到了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的顶峰。比萨大教堂和斜塔，威尼斯的宫殿和圣马可大教堂，米兰的大教堂，博洛尼亚的钟楼，热那亚、锡耶纳和其他几十个稍小的城镇一起见证了当时欧洲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和品位。这些建筑将哥特式风格转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并成为欧洲大陆建筑艺术的典范。
创造它们的天才曾在其他相关领域寻求成功。佛罗伦萨洗礼堂的铜门，“简直就是天堂之门”，它只是画家、雕塑家、金匠吉贝尔蒂杰作中最杰出的一件。佛罗伦萨的皮蒂宫和菲奥里的圣玛丽亚教堂同时见证了布鲁内莱斯基的才华；而多纳泰罗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像，则展现了古典范本带来的灵感，并为这一复兴的艺术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些显赫的名字为15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建筑和雕塑增添了光彩。但是，这种非凡艺术天才的爆发绝不局限于意大利，也不局限于石头和青铜作品。
在整个北欧，风格各不相同的美丽校园也印证了当地人对哥特式风格的同等热爱，如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气势恢宏的塔楼和文森斯小教堂，都建造于同一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也存在着即将到来的变化的证据。在哥特式建筑长期统治的最后几年，开始出现了一些极高贵、极美丽的建筑。在英国，便是所谓“垂直式”建筑正在转向更为华丽的类型；而在法国，则是火焰式风格的兴起。
过度的精雕细琢是衰颓的标志，而它已经开始了。当哥特风格在15世纪被罗马风格所取代时，便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建筑和造型艺术为欧洲增添光彩的同时，绘画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改进。尽管中世纪的许多作品都很漂亮，但壁画装饰和绘画却远远落后于该领域古典时期的成就，与中世纪建筑师的作品相比更是逊色太多。颜色丰富、装饰明亮的手稿，讲究技巧的文字书写，凯尔特风格的织物设计，伦巴第的壮丽和法国修士的想象力都用在了绘画的修饰上面，但也远不及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曾经精通的绘画艺术。
原因不难找到，尽管修士艺术家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和虔诚，但他们最精心绘制的人物毫无生气，最精心绘制的风景也都是平面的。而且，除了这些雕虫小技以及在那个时期后期教堂的罗马式装饰设计，中世纪的人对绘画技巧几乎一无所知。
但随着14世纪结束15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十个中心城市里，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画家，他们决心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逼真的形式，描绘出他们想象中的圣徒和天使的面孔及形象。毫无疑问，纺织技术的改进和永久光滑石膏表面的制造，新颜料的引入和大规模生产以及混合颜色方法的发现都起了作用。有了这些物质准备，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艺术家们开始挑战宙克西斯和阿佩莱斯的成就。
事实上，更早时期涌现于意大利北部、佛兰德斯、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地的画家群体，在观念和表现手法上都是相当粗陋的，他们不同于中世纪前辈们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视野更广阔、色彩更多样，在题材和新材料的组合上都有其独创性。
随着14世纪的发展，艺术作品的数量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加，对这类作品的需求也增加了。从博洛尼亚开始，绘画在伦巴第及周围各邦传播，直到意大利北部从米兰到费拉拉的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在鼓吹着自己的绘画代表着一个“流派”；与此同时，从那不勒斯到荷兰，人们理解了这种新的表达方式，欧洲大陆出现了许多画室。由此，一股新的艺术洪流涌入欧洲人的生活之中。
对线条和色彩的日益关注提高了绘画技巧。随着15世纪的到来，这种改进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有人把修道院的艺术与近代世界已习以为常的艺术做个比较，他就会发现，除了色彩问题，绘画已经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精确绘画法，二是我们所说的透视法，三是明暗对照法，也就是阴影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元素应用到绘画领域是15世纪画家们的贡献。他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就像他们在颜色上的实验一样，是很不一致的，也不总是获得成功。没有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作品中结合所有在这些领域接近完美者的技能，但他们开始解决那些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是另一代人取得成功的原因。
他们的成就不止这些。“现代风格”的先驱马萨乔的成就，把绘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造型艺术中，他学到了对帷幔的处理技巧，从自然本身学到了“对空间和景观的感觉，让他的人物站在一个为他们准备好的世界里”。在弗拉·菲利普·利皮和他更著名的学生波提切利手中，另一种元素通过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群体得以传播，其中贝利尼、曼特尼亚和佩鲁吉诺是最杰出的艺术家。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后来欧洲艺术家的技术完美性，但他们对构图和色调的巧妙改进，他们在宗教艺术中注入的诗意元素，他们的简单和温柔，尤其是他们创作的人性化特点，带来了一场精神和目标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对绘画未来的意义比他们所能取得的技术进步更为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平面装饰形式主义、死气沉沉的修道院艺术的终结。此外，由于雕塑家和金匠的成就、陶土和造型艺术家的珐琅（他们与德拉·罗比亚斯一样，在这些材料中找到了新的表达媒介）的强化，艺术立刻变得更具装饰性，也更接近生活了。
五
这些艺术的赞助人绝不局限于任一阶层。事实上，贵族和从商的王公们很快就认可了古代经典作品复兴带来的精神激励。而且从一开始，新艺术和新学术就在教会权贵之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名义上是教会官员，实际上是拥有自己所属阶层品位和标准的意大利贵族，他们在教会里为那些天才找到了用武之地，让那些在他们祖先手中曾统治世俗世界的天才们，就像他们现在在精神事务中指导半个欧洲的命运一样施展其才能。
他们的资助范围并不局限于古董收藏、艺术品、碑文、手稿以及被长期忽视的历史遗迹。他们几乎同样热切地拥抱新一代艺术家的成就；而他们的鼓励又为艺术家们提高艺术水平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使他们为当权者服务。
但这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的全部，它的成就和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和欧洲西部。当艺术家们的成就达到卓越的新高度时，文人和学者的成就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随着对古典遗存的收集和研究从单纯的业余爱好发展成为许多人严肃对待的事务，欧洲与其过去的隔阂便一个接一个地瓦解了。艺术家、建筑师、雕刻家和金属工为欧洲生活带来了新的美学元素，而一群新的古物研究者为欧洲大陆奠定了实现知识进步的宝贵基础，其中一个人可以被视作杰出的代表。
他是罗马教廷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大约在1414年，他被派往康斯坦茨完成一项使命，当时的教会试图解决罗马天主教的长期大分裂问题。他在那个时代最杰出学者的训练下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掌握、作为誊写员的天赋以及使他与意大利具有类似头脑的人们建立联系的品位和能力，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从西欧的隐秘之地寻找古典手稿中去。为了搜寻这些被埋葬和遗忘，以及被保存在修道院图书馆中的手稿，他奉献了自己的才华、财富和生命。从康斯坦茨开始，他游历了瑞士的修道院及其毗邻地区。他从圣加尔修道院得到了昆体良论雄辩术的论文手稿；在朗格勒大教堂得到西塞罗为凯基纳辩护的演说手稿，而且，从其他资料中找到更多可以说明这位杰出的罗马演说家生平的材料。
不同领域的著作手稿都落入了这位勤奋且幸运的收集者之手。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的《阿尔戈船英雄纪》，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费尔米库斯的《数学》，塔西佗、李维、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的历史作品，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诗歌，维特鲁威的古代建筑著作，科鲁美拉的农学著作以及其他许多作品，都是他探索的成果。
他并非孤军奋战。当他忙于从法国和德意志的修道院图书馆和仓库中复兴罗马世界的知识时，其他人则在君士坦丁堡搜寻希腊手稿，这些手稿的收藏成了文学风尚的重要潮流之一。
从这些地方出发，手稿成百上千地涌入西欧，在那里被誊写、编辑和印刷。通过他们的书信可以知道，商业巨头们对这些东西的渴求不亚于对一般商品的渴求。于是欧洲出现了一种收集、买卖和复制这些经典作品的新职业。古代的文化瑰宝就是通过这些人代代相传的。
学者奥里斯帕把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劳伦提亚努斯手抄本带给尼科利。在费勒弗的文集中，收录了大多数希腊诗人、从希罗多德到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学家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吕西亚斯的演说辞。
毫无疑问，随着这些知识进入欧洲，智力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活力。因为这些手稿所带来的灵感并不局限于它们的直接拥有者，抄写者们也会通过他人之手传播这些作品的复制品；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各地都建立了图书馆。科西莫·德·美第奇先在威尼斯，然后在佛罗伦萨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收藏馆；梵蒂冈开始对扩大手稿库感兴趣；而像博学的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公爵和红衣主教贝萨里翁这样的个人，为汇集和保存古典世界的知识财富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钱财。
这使欧洲人看到了过去的远景和新的探索途径。对于那些厌倦了狭隘的神学争论、对神学的枯燥已经失去耐心并渴望得到新信息和新思想的人们来说，每年都有新的宝藏被挖掘出来。
结果，欧洲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和新的职业，随着希腊人的哲学、学术和文学再次成为欧洲人的主要知识武器，教育也发生了缓慢的变革。
几乎同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思想状况，文艺复兴获得了新的动力。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希腊学者带着手稿以及比西欧更优秀的学术来到意大利，乃至北欧。
印刷术很早就由德意志人传入意大利。这项技术在意大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发现自己在古典学术领域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1462年，拿骚的阿道夫攻占并洗劫了美因茨。这一事件堪比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印刷术和印刷工人散布到整个欧洲，从而给印刷业和学术都带来了新的刺激。(1)
对于任何地方来说，印刷术都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传播媒介，这种媒介对于新知识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新建立的出版机构源源不断地出版书籍，由欧洲大陆正在崛起的学术力量编辑，这些书籍将古代世界的成果交到欧洲人手中，为它提供了永久性的存在形式和在手稿誊写时代不可能拥有的大量读者。
六
这就是人文主义，或者说是新知识，在15世纪通过学者们的活动在欧洲大陆找到了传播渠道的过程。事实上，它并没有长期局限于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法兰西和德意志、英格兰和荷兰的学者们正热烈地投身于同样的事业；与此同时，一些贵族也效仿意大利贵族，就像用自己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充实了牛津大学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那样，至少都拿出了一部分才华和财富来从事文明的事业。
与此同时，这一事业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中得到了表达和支持，这种组织形式对文化的作用就像长期以来大学对教育的作用一样。这就是学会，由那些志愿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奉献给学术、文学以及科学成果的探求和出版的人们组成的协会组织。
这一运动建立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代模式的基础上，在此前两个世纪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现在在意大利北部取得了成果。从此，学会慢慢地传遍了整个欧洲，直到每一个重要的国家或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制度。学会的存在和赞助鼓励了各种形式的智力活动的发展及保存，并因此成为欧洲各民族生活和进步中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在这一重要的发展过程中，正如在艺术领域那样，佛罗伦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随着美第奇这样的金融家族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尤其在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的统治时期，这座城市变成了欧洲的知识之都。那些社团中最早也最强大的就是所谓“柏拉图学园”，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创立，在洛伦佐统治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学者费奇诺被请来担任柏拉图主义团体的会长、大祭司或教主。柏拉图主义现在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学说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开启了欧洲智力发展的新纪元，使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理想主义、想象力、美学、哲学思想与他对手（亚里士多德）的物质、逻辑体系傲然并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柏拉图主义被引入欧洲思想界，一场革命就开始了，其影响不亚于发现大西洋彼岸及更远的世界。
其他元素也从这个学园找到了进入欧洲人思想领域的途径和主题。波利提安努力复兴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他手中，新拉丁运动获得了新的美感和力量。在新知识和旧正统之间，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希伯来神秘哲学中寻求基督教奥义的来源和证据，他对学术和神学的结合推动了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即使用历史学的批判方法来分析信仰的基础。来自百名学者之手的各种版本的古典文本、注释、批评、模仿、评论，彻底改变了欧洲思想的发展进程和特质。
在这样的影响下，文艺复兴呈现出新的生命力。主导中世纪教育体系的三科——语法、逻辑、修辞，四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连同法学、医学和神学，构成了中世纪心智训练的课程，现在都得到了发扬光大和解放。
文学也受到了类似的冲击，沿着上个世纪散文和诗歌先驱们已经指出的道路走得更远。这种新知识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实际影响。在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的庇护下——当时他正与教皇发生冲突，瓦拉应用历史批判方法考察了教会的俗世统治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文件，证明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教会世俗统治权权威文件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
与此同时，随着古典范本再次出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人们的品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其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具体特征以及进入天才领地之外更高层次思想的变化。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五年后，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皮科洛米尼登上了教皇（庇护二世）的宝座。他的名字与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古典潮流相对应。他在教皇领地里发现了明矾矿，从而发家致富；他试图阻止进攻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他凭借《波西米亚史》《腓特烈三世传》、地理学专著、恋爱诗和神学小册子等多种作品而在文坛声名鹊起。第一位“自觉地把科学的历史观运用到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安排中”的作家登上教皇宝座，标志着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一个人物被提升为教会领袖的位置，比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
但是，在文艺复兴萌芽时期，意大利并未独享辉煌，它对文学艺术的钟情也非独一无二。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诗盗”维庸把那些比较注重形式的诗歌类型，如十九行韵体诗、宫廷颂歌、三节联韵诗和十三行回旋诗，做得更加完美，这些诗歌与意大利十四行诗一起变成了诗歌的范本。
当歌曲获得新生，脱去了旧世界的装束，
感觉它的旋律在她变了色的嘴唇上消失了。
通过同样的媒介——新法语，历史学家康明承担起了傅华萨和蒙斯特勒莱的责任，记载了没落骑士们的最后功绩。在德意志，最后一批游吟诗人，也是第一批现代诗人，举办了他们别具一格的竞赛。在英格兰，马洛礼复活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传说。作为拉丁基督教最高尚一面的表达，《效法基督》出自一位谦卑的莱茵修士托马斯·肯培之手；作为一本关于基督教生活的劝诫手册，它开启了安慰人类疲惫心灵的漫长历程。没有什么能比这些作品更能体现从旧到新的转变了。它是一个回顾骑士冒险故事和修士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的产物，即使这个时代正在酝酿着巨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而这些成就将会主动地（可能无意识地）摧毁统治已久的精神王国的基础。
七
在这些力量中还加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教会内部改革精神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教会的统治者们竭力复兴他们在现世的统治权，从教会和道德束缚之下解脱出来的思想领袖们亦然。人们听到了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的声音，他是一位佛罗伦萨修士，以雷霆之势抨击教会和俗世的邪恶愚蠢，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巨变。
这一警告没有得到多少重视，在此后1/4个世纪里，对教会的反抗活动没有成为推动欧洲大陆复兴之伟大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欧洲似乎满足于政治运动和艺术、学术和文学之复兴所带来的美好享受。
在15世纪后半叶，虽然欧洲人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但文艺复兴的精神却在悄无声息地向前发展，准备在欧洲新一幕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一个方向上，文艺复兴没有发展出一种反对教会教条主义的哲学。这一间接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如果文艺复兴运动更认真地对待古典思想，很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更切实可行的打击教会权威的方法，就像几个世纪后的理性主义一样，理性主义使自己的追随者超越教条和启示，以一种更合理甚至更合乎逻辑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意义及问题。文艺复兴运动错过了这一机会，与此同时，更紧迫、更实际的问题似乎需要立即加以关注。
如果文艺复兴仅限于艺术和文学或者古典学术领域，它可能会被证明与产生它的力量一样没有长久的优越性。如果没有一些更实质性的因素，没有某种力量把这种能量的爆发与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它可能就会把自己消磨在一知半解、无聊乏味的赞助者的贫乏智力之中，消磨在伴随着单纯欣赏而来的各种陈腐和无力的琐碎之中。
如果文艺复兴没有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而得以保存下来，它很可能会退化成那种曾把人引入经院哲学荒漠中的类似学科。这两种力量，一种是新文学倾向于脱离教会的权威，并将自己与相关联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纯智力或神学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另一种是科学知识的进步，它同样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无法解决的无限和绝对的问题转移到了更具体的世俗问题上。
八
如果说中世纪的欧洲遭受了社会既定体系的破坏，以及智力过程的中断或转向古典科学那样毫无成果的方式，那么它遭受的损失几乎不亚于古代世界物质结构赖以存在的实用知识的损失。然而，随着古典学术的复兴，欧洲不仅恢复了古老文明的思想，还恢复了对古老文明的运用。
在考古学复兴所发现的文献中，有关于战争和航海、建筑和园艺、天文学、数学和数十种同样重要之事务的论文，这些论文即使没有对思想做出贡献，也至少对未来数代人的习惯产生了影响。这些信息被添加到来之不易的经验知识里，从而有助于欧洲踏上新的前进道路；与此同时，欧洲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生命哲学，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成就和理想，冒险者们开创了通往新世界的航路。
在实践和科学方面，这种进步最早和最大的表现之一是数学革命。非常典型的是，中世纪早期保留并传授了欧几里得的定理，但没有保留他的证明过程。数学的算数运算在算盘上得到了最高表现。数学的几何学初级知识被限制在，也保留在为测量员和建筑师所用，或为占星家所用的不太有用的服务上。但是，随着新航海的持续需要和古典手稿不断被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古希腊罗马的知识从经验和阿拉伯书籍中得到了补充。更重要的是，数学被学者们所掌握，并被注入了一种研究精神，而这种研究精神确保了数学的发展。
数学发展的范例出现在德意志。维也纳的波伊巴赫的杰出作品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注意，因为这些人逐渐了解到托勒密的贡献，而后者是古代天文和地理知识的集大成者。在波伊巴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数学和天文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了。所谓《天文学大成》，是阿拉伯人从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早在12世纪就被纳入到欧洲的知识范围之内；对地理学和航海有着不可估量价值的三角学，在长期受冷落之后，得到了抢救和复兴。波伊巴赫总结了前辈们的工作。
在继承了波伊巴赫事业的学生中，除了那些不太有名的，还有一位名叫约翰·缪勒的，他有一个更为著名的名字“雷格奥蒙塔努斯”。他曾求学于意大利，后来成为纽伦堡公民。在那里，他和他的伙伴富商瓦尔特，一起出版书籍并建造天文仪器，使修正阿拉伯算法也就是所谓阿方索星表有了可能。公元13世纪以来，阿方索星表成为欧洲人研究天空的基础。
在这些学者的手中，地图绘制作为有学问之人的追求又复活了，地理学和天文学一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的时间测量方法、赤纬表、星表，在欧洲迅速发展的智力资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无论是古典学术、艺术和文学，还是世俗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都同样受惠于印刷术。它使得人们不仅可以记录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书籍的数量之大确保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永久留存下去，还使同一领域互相隔绝的劳动者们可以获得这些论著。这让学者的成果可以迅速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而社会的进步也愈发的迅速和稳定。
很快，人们就能看出印刷术提供的服务有多么重要。《圣经》是第一本从印刷厂印出来的书籍。印刷术为经典的传播和神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帮助。由考古学家收集并由学者编辑的古典杰作源源不断地从意大利的那些出版机构印了出来，这些学者和印刷商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学园的支持。
没过多久，人们对地理的兴趣就在地理学领域产生了数量惊人的文献作品。从出版机构获得的最早的书籍是庞波尼乌斯·梅拉的宇宙学著作《世界概述》、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两部著作至少出现了三个版本。同年，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读者欢欣鼓舞；此后不久，编造旅行者故事的滥觞——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书——开始印刷。最后，皮埃尔·戴利的作品是老派学者为了使中世纪的学说与新天文学协调而做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这标志着教条的理论与新发现的事实之间长期争论的结束，欧洲决绝地转向了现代宇宙论。
可能会有人质疑，在欧洲大陆的每一位读者都能接触到《圣经》和古代思想流派的种种刺激下，这些科学著作对知识进步的影响是否有《圣经》和古典学术作品那么大？在印刷这一领域，所有的新知识运动都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印刷成为西欧诸民族之间的共同纽带；与此同时，教会开始失去它曾经作为欧洲诸民族集会场所的独特地位。
九
德意志地理学家，意大利学者，各地的商人、贵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凡是有学问的人，甚至只是有好奇心的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人类奋斗的新领域。一千年来，学术和世俗文学第一次与神学家的言论平起平坐，平信徒开始在欧洲大陆的学术生活中发挥作用。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个阶级在欧洲社会和经济中逐渐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诸如汉萨同盟这样的商业组织和大宗商品商人的发展，并不是整个大陆非贵族元素发展的唯一证据。同样重要和强大的是手工业者协会，它们把自己的起源归于同一时期；比商人崛起更重要的是制造业阶层的崛起，他们为前者生产了商品。
这些商业组织和阶层的崛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封建庄园都有自己的工匠，这些工匠的粗陋手艺，因为家庭的自给自足特性，足以满足人们相对原始的社会需求。而城镇在早期就发展出了更高的技术水准和更大规模的生产。
制造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的领域集中在织造和金属加工业。它们采用了手工劳作体系，也就是工人们主要在自己家中进行手工纺织、皮革修整和缝制、武器及防具制造、金银打制以及类似工作。
制造业发展最早出现的变化之一就是中世纪工业方法的逐渐改变，以前最重视成品的品质，手艺只被看作是个人的修养，并没有流程化，而现在工艺流程被看作整个生产过程的核心。对曾经饲养、纺线、织造、染色的家庭手工业来说，它们继承了使每一个过程成为其存在基础的手工艺。简陋的铁匠铺继承了更加专业化的工艺，其中包括锻铁，把铁变成钢，然后分别用钢制造出刀刃、刀鞘和刀把，然后再通过不同工匠和作坊继续锤炼、加工和抛光。
在此基础上，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种分配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商业和社会组织形式，即行会。它旨在维持公正以及确保其成员拥有平等的机会，限制和规范生产，保持商品价格和质量。从这一点来说，行会离垄断就差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垄断成了大多数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特征，这与个人试图变得优秀的努力或推出新方法形成对立。到了15世纪，这种对立已经很明显了；除了人们努力把自己从教会和封建垄断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那些未被行会承认的个人，也在尝试突破有组织的劳动和资本特权的束缚，从而实现行业的解放。
到15世纪中叶，一个强烈的趋势就是在生产者和单纯的商人之间涌现出一个新的阶层，即中间商或承包商。在所谓“商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发展而来的，正如之后从金器商之中发展出来的银行家那样。
一般来说，这个促进者是所谓“输出”制度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制造商收集原材料，将其分配给工人，然后售卖产品。这种体系，与行会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多方力量的反对下，它缓慢地发展起来，直到成为商业相关行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它也与另一个因素密切相关，这一因素在这个领域代表着中世纪与近现代的主要区别之一，即市场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的发展。
在早期，限制市场发展的因素除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混乱，另一个就是交通困难了；直到在更广阔的地区建立了稳定的和平，而且人员货物的流动性日益增长，贸易才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发展。欧洲仍然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机构来保护贸易，它不可能在未来一个多世纪里摆脱大商业组织提供的安全保障，直到政治组织接手这一任务。
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商业协会之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相对局部的地区，机构的组织是按照市场规定的路线进行的。哥白林家族的第一批成员有可能已经建立大型染布厂，并通过自己的产品发财致富。富格尔家族的第一批成员可能已经成为纺织厂的大老板、行会首脑、所在地区的实际垄断者，甚至成了银行家。
但总的来说，制造业和其他组织形式一样，保留了它所继承下来的局限性特征。在反对这些局限性的一开始，新的生产形式和市场就播下了手工业革命的种子，这对于欧洲的扩张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当时的智识和精神的发展。
这些能力的巨大发展主要归功于中产阶级，而他们也相应地从中受益。每一项新发明都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无论对于那些职业已经被摧毁的人，还是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都是如此。随着人们视野的拓展，对于那些同时创造并享受新生活基础的人们来说，新的活动领域会不断出现。在这一切的刺激之下，现代世界开始显现，下一代人将看到他们的许多期待得以实现。
这场伟大的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它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道光芒曾照亮14世纪的欧洲，被称为“人文主义”。它现在开始挑战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经院哲学。与此同时，政治、商业，甚至宗教，或者更恰当地说，神学和教会，都显示出即将发生变化的迹象。“让世人恢复博雅文化的一般能力，成为人类更高层次生活的一部分。”当一个民族在寻求生存问题新的解决方法时，在私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中，古代世界的例子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基础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新方法。
十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知识很快就与古典学术相媲美了，在吸引力和重要性上甚至有所超越。这便是地理学。世界上任何一个时代，即使是最保守的少数人，也很少会让过去的主张（无论它多么强大）压倒现在更紧迫的要求或未来的希望。
在15世纪达到顶峰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会例外。因为有一些东西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过去的兴趣，他们不仅渴望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想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了解到艺术、文学和哲学毋庸置疑的魅力和重要性，人们更加专注于日常的实际事务。因此，在从旧到新的过渡中，没有什么比13世纪到16世纪的地理科学所取得的进步更具有代表性了。
十一
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世界最广泛的了解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获得的。斯特拉波在公元第一个世纪首先对地理学知识进行了汇集。一百五十年后，亚历山大城最伟大的古代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再一次做了汇集，当然在最著名的古代地图中，这些知识绝不是完美的。关于地中海、红海和黑海地区，这些地图上的描绘是最准确的；但是欧洲北部海岸几乎没有被标出，甚至不列颠群岛也被歪曲到几乎认不出来。
总的来说，托勒密对所谓“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详细了解，在南边的极限是苏丹南部和尼罗河上游一带，罗马人曾经到过那里；在东边的极限是锡尔河，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到过那里。除此之外，他还知道一些更遥远的地方。幸运岛在西边，他据此向东计算经度；南边有月亮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甚至还有丝绸之乡赛里斯，其实就是东方的中国。他在地图上标出了亚洲的三个南部半岛。但基于希腊商人的所谓《红海周航记》，尤其是地理学家马里纳斯记载的更早前的地图，显然不被托勒密所了解，但却比他的地图向我们揭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
最后，由于一个长期以来使航海家感到沮丧的错误，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用一块“不知名的南方大陆”把非洲和东亚连接起来。这就把印度洋变成了一个像地中海一样的内海，自然让人觉得没法往东航行了。
尽管古代的地理知识有种种缺陷，但它绝不可以被轻视。蛮族突然而猛烈的入侵冲击，使后来的人们对这种知识的渴望和需要都减少了。托勒密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扭曲或遗忘了。当它复活的时候，托勒密所做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和所犯的两个严重错误也随之复活了，而且有时候，错误被证明比正确的东西更有价值。
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设计了一套经纬度测量系统，巧妙而有用；但是，由于经纬度的计算是建立在不全面的知识基础上的，度数被算得太大了，结果地球的周长变得太小了。仅从幸运岛的未确定位置向东推算，西欧和东亚之间的距离明显大大缩短了，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受到误导，开始了一次原本不可能的航行。
在托勒密关于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大陆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很久之后，“不知名的南方大陆”的传说仍诱使人们进行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南极大陆的发现证实了他们的探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澳大利亚的发现则是对他们探索的奖励。
即使有这样的中断和这些错误，当地理学开始复兴时，它以托勒密的地图和计算方法为基础，结合一代又一代获得的新知识，让15世纪的地图相当准确地呈现了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地理位置。
但是，就像蛮族入侵后教会掌握的其他知识分支一样，地图学与其说是一门科学的复兴，不如说是一种好奇心的复兴。托勒密的地图描绘出一个圆形的世界，以辽阔的海洋为界，并将耶路撒冷作为世界的中心——这是他根据《以西结书》中的一段话，也有《诗篇》的证明：“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已经把她置于她的人民中间，周围环绕着他们的土地。”正如《创世纪》中所说，天堂在东方。最西边是海格力斯之柱(2)。东北是神话中歌革和玛各的故乡，与欧洲隔绝。根据中世纪的传说，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堵住凶猛的亚洲异教徒部落穿过山脉进入欧洲而建造了大铁门。
这种混合了神学和神话的观点，是创造它们的学派离奇的象征，破坏了地图作为旅行者指南或帮助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所有用处。在亚历山大城旅行家科斯马斯·因迪科普琉斯泰斯令人称奇的作品中，他根据《圣经》文本重建了子虚乌有的世界。此后，地理学的堕落迅速而彻底。世界有时被描述为“O”中的“T”，“O”和“T”中的线条表示环绕陆地的大洋、地中海、顿河和尼罗河；而空白的地方则是陆地，它们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各个地区的轮廓正式确定；大自然的面貌被可怕怪物的特征所取代；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土地，如亚马孙人的土地，都被记载下来；为了完成和修饰他们的作品，地理学家们“用大象填充了城市的空白”(3)。
十二
如果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完全局限于这些方面，甚至如学者们长期以来所设想的那样，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无疑就是一个奇迹。然而，地理知识并未被限制于修道院之内。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朝圣者、旅行者、商人和水手，不受托勒密和修士地图制作者的影响，他们穿越欧洲，进入亚洲，并将由此获得的信息记录在编年史、行程表和图表中，缓慢而坚定地奠定了新的知识基础。
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纳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发现了圣墓和真十字架，从那时起，前往圣地的朝圣变得越来越频繁。像舍伯恩主教希格尔姆、阿尔弗雷德大帝派往耶路撒冷的著名使者，以及在印度被奉为圣人的圣多马一样，许多人都进行了漫长的旅行，而且“非常成功，会令今天的人们感到吃惊，他们回家时带来了各种奇怪和珍贵的石头，它们仍保留在教堂的纪念物之中”。
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随着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播，朝圣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行动很快就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所刺激并改变，因为这次东征将耶路撒冷掌握在了基督徒手中。
12世纪，像巴思的阿德拉德和基辅的丹尼尔这样的人，从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世界旅行归来，他们获得的信息甚至比希格尔姆的珠宝还要珍贵。十字军东征让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与异教徒接触，但十字军并非唯一与东方接触的欧洲人群。为了与萨拉森人作战，挪威海盗们穿过罗斯地区到达黑海，或者通过西班牙周围进入地中海。冒险者们，如英国海盗戈德里克、挪威的西格德和埃德加·埃塞尔雷德，相继掠夺摩尔人在里斯本的据点，迅速地缩小了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扩大了基督教世界的认知边界。
即使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兴趣和活动也不局限于东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北欧人已经发现并定居于冰岛和格陵兰岛，甚至到达了北美洲的东海岸；阿尔弗雷德在他翻译的奥罗修斯的著作中提及那些“住在人类疆域最北边”的坚定船长欧特雷和伍尔夫斯坦，涉及他们在北方和东方的航行以及到芬兰最北端的探索。
然而说到底，主要是东方唤醒了由宗教、贸易和好奇心所激发的类似兴趣。关于不为基督教世界所知的奇怪故事、超自然的怪物的故事、令人惊奇景象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故事，这些故事同与它们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清醒的事实一样，甚至更多地对人们有着类似的吸引力。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持续，从11世纪到14世纪，近东变得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为人们所熟知；13世纪初，一系列与欧洲历史无关的意外事件，一度让欧洲人对远东地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便是在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领导下蒙古人的征服运动。他们与从德意志到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民族作战。蒙古人甚至准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去攻打日本；他们的帝国疆域辽阔，从太平洋到第聂伯河，后来又延伸到波斯、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
欧洲各国对蒙古大军压境感到恐惧，许多人认为这是歌革和玛各诸民族通过长久以来阻止他们的亚历山大之门侵入欧洲的。但是，蒙古人的征服随着他们占领黑海北部大草原而停止，他们一旦建立了政权，就证明他们绝不是西欧人的敌人。相反，他们还打破了许多由那些敌对小部落所制造的旅行障碍。一旦进入其辽阔的边界，旅行者便发现他的旅程相对顺利和安全，能够直达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
与此同时，蒙古人与突厥人不同，他们甚至还从西方寻找基督教传教士。正是由于蒙古人的入侵，长驱直入的突厥人才没有越过多瑙河。
此外，“当上帝派遣鞑靼人到世界的东方去屠杀别人并被别人屠杀的时候，他也将他忠实的、受尊敬的仆人多明我和方济各派往西方，启发、指导和创建信仰”。
在这两种情况下，远东和西方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尤其是方济各会修士开始了与蒙古人的交流工作。大约在13世纪中叶，普兰诺·卡尔平尼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被派往蒙古大汗王廷的所在，带回了关于中国的消息。十年之后，威廉·吕布吕基斯也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那里领受了类似的任务，带回了关于日本的消息。一些传教士在蒙古定居，一些人到达了中国；其中一位，约翰·孟德高维诺(4)，甚至以所谓北京大主教而闻名。
另一些人则去了印度，那里的圣多马圣祠和一群聂斯托利派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朝圣者。在14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里，波尔德诺内的修士奥多里克从印度、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交趾支那出发到中国去，又从西藏回来，可能还访问了拉萨，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位爱尔兰修士詹姆斯做伴。
大约二十年后，为了回应中国大汗向教廷派出使团，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出乔瓦尼·德·马黎诺里率领的使团，穿越亚洲来到北京，数年之后，又通过奥多里克走过的路线回到欧洲。
在中亚和印度，这些旅行者不仅看到了古老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遗迹，还看到了在他们之前殉道的传教士的遗迹。在西亚和中国，奥多里克为自己的教团找到了立足之地。在印度，马黎诺里参观了由塞维拉克的约旦努斯，也就是圣化的哥伦布姆大主教在奎隆建立的教堂。
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黎凡特展开争夺的时候，教会正努力在更遥远的地区建立自己的信仰。对于许多寻找那片土地的人来说，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传说激发了他们的兴趣，这个传说曾吸引人们前往未知的世界。
那是关于祭司王约翰的故事。约翰是一位基督教的君主和教士，根据传说，他拥有一个王国，其方位不定，从月亮山到喜马拉雅山甚至更远的说法都有。这一传说的起源可能在公元12世纪或13世纪，显然是混合了阿比西尼亚和印度聂斯托利派这些实际存在的基督教社区和或多或少的神话王国卡拉昆仑元素。它与成吉思汗的功绩相混淆，并被时间、距离不断地重复放大，也得到了被声称是由祭司王约翰写给西方基督教统治者的书信所强化。
这个故事将时间和环境的变化都排除在外。君士坦丁堡陷落三十年后，一位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者前往东方，要将自己的亲笔信交给这位传说中的君主，尽管他的真实存在短暂而模糊，但三百年来一直主宰着欧洲人的想象力。
十三
然而，尽管传教士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但他们对关于亚洲的知识和与亚洲的联系所做出的贡献却不及紧随其后的商人们。在蛮族征服欧洲后不久，地中海地图的重绘和欧洲道路地图的修复工作就开始了；事实上，这类实践性知识很可能比大多数种类的学问更少地受到干扰。
随着朝圣活动、商业活动和十字军东征建立的近东与欧洲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这些信息逐渐得以传播和被记录下来，并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与丰富。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找到了穿过东方异教障碍的道路；就像传教士一样，带回了与贸易成果一样珍贵的信息。
尽管就像今天的商业机密一样，这些信息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但毫无疑问，至少在意大利北部的商人们中，一些人拥有道路地图、行程表、文字手册和货币比价表，这些都是对从佛罗伦萨到北京的旅行者有用的资料。
除了意大利北部商人穿过中亚平原与中国以及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中转贸易中心建立的长距离贸易体系，其他的商业线路还延伸到南方和东方。从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和其他较小的港口出发的船只穿梭于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城市。这些地方，从亚历山大城到贝鲁特，从士麦那到君士坦丁堡，形成了商队路线的出口，把印度和更远地方的产品带到这里。
从亚历山大城穿过苏伊士或者沿着尼罗河南下，越过沙漠之后就到达了萨瓦金或马萨瓦；或者再往南走，利用骆驼将货物运到船上，这些船只从这些港口出发，通过亚丁湾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海岸贸易中心马拉巴尔。从贝鲁特穿过大马士革到巴格达，再到巴士拉和波斯湾，从那里坐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再到印度，这是另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
或者通过陆路，从巴格达来的商人穿过波斯，经过德黑兰或伊斯法罕，再经过阿富汗或俾路支斯坦到达印度；而从这些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些路线可以穿过小亚细亚北部到达士麦那或君士坦丁堡。
从印度西部或马拉巴尔海岸富裕的贸易城市，船只驶向更遥远的东方，爪哇、苏门答腊、香料群岛(5)，通过这条连接东西方的细长贸易路线到达中国。
事实上，由于这种不稳定贸易路线的漫长和艰难，交易只能局限于最珍贵和最容易携带的商品，这是很自然的；同样自然的是，利润必须与距离和风险成正比；因此，在欧洲人看来，东方是一片资源无限的土地；这些有着陌生名字和拥有稀有物产的遥远城市，似乎就是梦想中的地方，拥有无法想象的财富，充满浪漫和机遇。就这样，关于亚洲拥有不可思议和无法估量之财富的传说就早早地出现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传说激发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
在这样的激励下，无论事情的发展有多么缓慢，关于东方和前往东方道路的知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增加了，同时也增加了获得印度财富的欲望。
这些冒险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故事，揭示了到13世纪末的时候，这些知识有多么的丰富。他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旅行记录标志着自托勒密以来地理知识的最大进步，而且几个世纪以来都受到类似冒险精神的启发。
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两个叔叔开始了他们的商业冒险。他们去了君士坦丁堡，从那里前往克里米亚，再到布哈拉，最后到了大汗的首都，然后又到了贝加尔湖南部或东部的某个地方。经过九年的漂泊之后，他们回到罗马，向教皇提出了大汗的请求，派遣100名传教士前往东方传教。
这可能是罗马教会赢得东方最早也是最好的机会，但却被忽视了。在家里待了两年之后，马可·波罗一家再次前往东方，途经霍尔木兹、呼罗珊、阿姆河、帕米尔高原、大戈壁和开平府(6)。
他们将年轻的马可·波罗带在身边，而马可·波罗引起了大汗的注意，让他加入了蒙古人的军队。作为顾问和外交官，他为蒙古君主服务了二十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执行政府命令，直到13世纪末，他厌倦了自己的工作，便返回了威尼斯。
回国不到三年，他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中指挥一艘军舰作战时被俘。他被投入监狱，来自比萨的鲁斯蒂恰诺正好是他的狱友。此人用法语将从这位威尼斯人口中听到的非凡故事写了下来，并凭借自己不比作者冒险故事精彩程度差多少的文笔使这一故事进入了西欧人的东方知识体系，从而开启并刺激了他们对东方的兴趣。
《马可·波罗游记》的成功催生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受欢迎的，也许是除闵希豪生男爵之外最杰出的炉边冒险者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所写的那本亲切而又造诣非凡的书（《爵士游记》）。在这种事实和虚构的双重驱动之下，传教士们的事业，尤其是商业活动，被越来越多地引向了这片神奇的土地。马可·波罗从那片土地带回了大量的财富，足以使他赢得“百万先生”的美名。
尽管欧洲人对西方的兴趣缺乏强大的宗教动机，也缺乏从印度或中国获得巨额财富的前景，但在西方海洋，对未知事物的迷恋和东方海洋一样强烈，而且利润也不容轻视。除了在格陵兰岛定居的挪威人，吃苦耐劳的西欧渔民可能很早就发现了纽芬兰海床，但关于这片黄金渔场的知识长期以来都是秘密，原因与人们隐瞒通往东方的道路是一样的。
西方人无论在商业中缺乏什么，都能在传说中得到弥补。在北大西洋的某个地方漂浮着移动的圣布伦丹岛。从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的时代起，人们就梦想着非洲以西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岛屿大陆，它将自己的文明传播给西方世界，并沉入以它名字命名的海洋（大西洋，Atlantic）中。
幸运岛以西的某个地方，坐落着传说中的安蒂拉岛或七城岛，岛上的七座城市拥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文明和财富，蕴藏着丰富的黄金。此外，据说有人去过这个位于西方的世界。在12世纪的某个时候，威尔士王子马多克因内战被赶出家园，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后来，他带着令人惊奇的消息回来了，然后再次出海，并带着他的许多同胞一起去往这片新的土地。
意大利的泽尼兄弟在拜访法罗群岛或设得兰群岛的国王时，在这位国王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大西洋彼岸的土地，那片土地富饶、人口稠密、高度文明，他们返回后给人们讲了关于那片土地的故事。真实度最高的是冰岛文学作品《萨迦》中所说的故事，即雷夫·埃里克森和他的发现，他在文兰(7)建立了定居点。
十四
但是，比所有东方和西方的传说，甚至比商人或传教士的旅行更重要的是，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新地理学的发展。古代和中世纪的水手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看不见陆地的开放海域里沿着一条固定的航线航行。诚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太阳或北极星，但在阴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与海岸或岛屿保持联系，或者纯粹依靠运气。
然而，至少早在12世纪，就有人开始使用一种简陋的罗盘，即浮在水中一根麦秆上的磁针。这最初被视为巫术，后来逐渐从人们对超自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得到改进。到了14世纪，罗盘采取了一种指针的形式，指针悬挂在一个固定在卡片上的枢轴上，卡片上标示着方位。这一装置不仅给航海带来了革命，而且彻底改变了地图绘制，因为它使制图者能够比以前更精确地确定海岸线、河流和道路的方向，以及国家、城市和自然地貌的相对位置。
除此之外，水手们还用一种粗陋的方法——十字杆——来测量太阳或星星的高度。在15世纪，一种更精确的仪器——星盘——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同样的目的。随着天文数学、太阳赤纬表和计时设备等辅助手段的逐渐发展，海上航行的范围和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这方面的知识有不少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经历了与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相同的命运，尽管他们的知识进步是由独特的科学精神所改变的。事实上，阿拉伯人的迷信演变出了关于西方海洋的狂野传说，那是夜色下泛着绿光的海洋，里面住着可怕的岩石魔鬼，撒旦的手从海浪中伸出来抓住无礼的入侵者；在南方的土地上，太阳暴烈地照射着大地，使人类无法生存；在那里，河流里流淌着滚烫的水；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种巨大的怪鸟，鸟的爪子可以抓住两头大象。
但是，《天方夜谭》中关于磁石山会把靠它太近的船中的铁都吸出来然后淹死船上所有乘客的传说，却没能阻止阿拉伯人使用磁铁片为他们的船只导航的行为。他们关于星辰的知识来源于长期的沙漠生活，与占星学关系不大，以至于他们没有从中发展出科学和实用的天文学，也不能用他们长期在海上航行中所使用的技术来指导自己穿越茫茫的沙漠。
此外，由于阿拉伯半岛位于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作为欧洲、亚洲和非洲进行大规模运输贸易的中间商，阿拉伯人享有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因此，通过商队和舰队，他们成为印度、波斯、黎凡特、苏丹、撒哈拉和南欧之间的重要媒介。大马士革、巴格达，尤其是亚历山大城，成了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而各种商品、关于热带世界以及东西方的知识、日益改进的航海技术之所以能够进入欧洲，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阿拉伯人。
从中获利的首先是南欧人。早在12世纪中叶，最杰出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西西里岛的伊德里西，在诺曼国王罗杰二世的资助下完成了他的地理学杰作。从那时起，阿拉伯人的影响力在商业最为繁荣的南欧地区就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事实上，十字军东征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削弱了这种联系。即使是规模最大的那些战争也很少长时间地抑制商业活动，而且，除了冲突发生的当地或真正卷入其中的国家，商业活动似乎和往常一样进行着。而且，利润常常战胜信仰。在北非的大多数港口，意大利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工厂。有时就像在休达发生的一次著名的事件那样，热那亚人帮助萨拉森人击退了一支十字军舰队，基督教和异教商人联合起来抵抗宗教狂热分子。
因此，为了商业利益，水手们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他们将这些知识、他们的货物清单都体现在他们所走过海岸的航海图上，地中海世界尽在他们的图解航海指南里面，而且这些航海图的范围和精确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在13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这一活动的著名产物，就是所谓《加泰罗尼亚地图》，它总结了前人对地中海世界的认识，并成为后来图解航海指南的范本。这种影响一旦确立，就逐渐在更正规的科学地理学中发挥作用。
14世纪中叶以前，马略卡岛的安杰利科·杜尔塞尔特以图解航海指南为蓝本，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以近乎现代的精确方式描绘了地中海海岸线。大约三十五年后，另一个马略卡人克雷斯奎兹将马可·波罗关于远东地区的知识补充了进去。
有了这样的创新，与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学，现在又与天文学联系在一起，开始再次呈现出既准确又科学的面貌。虽然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入实际事务的范畴，但对这个问题的考量已经不会太远了。
当水手和地理学家们为了实用目的，忙着对已知世界进行测绘时，科学家们借助希腊-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关于天空的知识，忙着把天文学从占星术的荒谬中拯救出来；将对星星的研究从预言和占卜转变为数学科学。直到17世纪，哥白尼体系才被广泛了解，直到它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中世纪的宇宙观念才可以说被推翻了；但到了15世纪中叶，许多最受欢迎的传说都被打破，这开辟了通向更真实的新天空概念和新地球认知的道路。
十五
因此，当欧洲自身在政治事务中四分五裂，脆弱而易于遭到攻击，被亚洲人夺去不少领土并似乎还要失去更多领土的时候，其知识力量的复兴却正在走向高潮，而这一力量的复兴必将使欧洲人实现进步、增强实力并采取进攻行动。
欧洲之所以采取进攻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土耳其人获得的胜利。只要蒙古帝国继续存在、阿拉伯人控制着通往南亚的道路，商路就不会改变。但土耳其人的政策与蒙古人和阿拉伯人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商业虽然继续经营着，然而再也没有达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的规模。
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关闭了通往东方的一扇门。由于他们的活动让地中海世界几乎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他们随后对陆地和海洋的进一步征服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建立了一道障碍，直到除埃及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通道。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尽管这两座骄傲的城市都在与土耳其竞争，但考虑到这些城市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必败的竞争。
在早期，商业、教育、金融和知识复兴的领导地位，无疑都由意大利掌握着。但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日益明显的是：无论新的地理学和探索运动的成果如何，无论现在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好处都不会属于长久以来执欧洲商业之牛耳的那些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霸权已经在劫难逃，曾经把它们提升到如此高度的辉煌力量，在与不可避免的事件进行徒劳的斗争中被消耗掉了，或者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商业城市国家和贸易联盟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它们的衰落，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在欧洲商业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类型的组织，即民族国家和各种形式的商业公司，它们兴起于旧秩序的废墟之上。在这些组织中，有一种已经在这场使世界发生革命性改变的运动中萌发。引领欧洲政治和商业扩张的国家不是威尼斯，也不是热那亚，而是葡萄牙，正如意大利引领知识进步的新时代一样。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加剧了旧秩序消亡的危机，但在那场大灾难发生的近四十年前，一系列同样重要但不那么引人关注的事件已经开始召唤一种新秩序。
从意大利开始，人们已经开始研究古典文明的奥秘，从而在拘泥于教规的欧洲思想界激起了一种对较少关注的那些问题的兴趣。从伊比利亚半岛传来了一股推动欧洲权力和知识向同样神秘的领域扩张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推动的那些领域从直布罗陀海峡开始，远远超出了罗马世界的知识和中世纪人的想象。
来自不同国家、目标截然不同而且彼此还完全不了解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学者和战士们，已经开始深入这些几乎同样遥远和未知的地区。学术和探险这两股势力，虽然来源迥异，却有意无意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两股势力的影响，将激起一股探索和扩张的浪潮。
(1) 阿道夫（二世）攻入美因茨时，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谷登堡正生活在这座城市，所以才有“印刷术和印刷工人散布到整个欧洲”的说法——虽然当时阿道夫二世赐给年金，聘用谷登堡本人在宫廷工作。——编者注
(2) 现实中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耸立的海岬。——编者注
(3) 14、15世纪，非洲内地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片未知的空白，所以只好用野生动物来填充地图的空白。——编者注
(4) 约翰·孟德高维诺（1247—1328），方济各会会士，生于意大利萨莱诺，元朝时（1294）抵达北京传教，建立教堂并用蒙文翻译《新约全书》。——编者注
(5) 香料群岛：一般指东印度群岛。——编者注
(6) 开平府，1256年春，忽必烈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兴筑新城，名为开平府。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编者注
(7) 文兰，加拿大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