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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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更恩重

我父亲出生于1926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于2017年阴历八月十三日,享年91岁。我父亲黄怀庆兄弟3个,在家排行老大,我的二叔叫黄恒庆,三叔叫黄怡庆。被称为当代板话大王的黄玉庆是我父亲的叔伯兄弟,他是原淄川区图书馆馆长,经过60多年的板话写作,文章汇集6000多篇,为全国之最。

爷爷去世时,我才2岁。据长辈们讲,他在1960年因饥饿去世。那年爷爷患病,被家里人送到了医院,医生在看过我爷爷的病情之后,对我父亲他们说要进行手术。作为兄弟中的老大,父亲赶紧回家筹钱。在回家的半路遇到当地的一位名中医,这位中医见我父亲急急忙忙赶路,就问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父亲把我爷爷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位中医听了我爷爷的症状,对我父亲说,千万不要手术,他说我爷爷的病应该是因为吃炒糠,造成了大便不通,用中药通泄一下应该能好。

这位中医的话,倒让我父亲左右为难起来。到底是给我爷爷进行手术还是采用中药来治疗呢?思来想去,最后家里人还是决定给爷爷进行手术。

医院的手术室非常简陋,就在一个大的敞棚里。当医生把我爷爷的腹部打开后,父亲看到医生一直不住地摇头,心中真是焦急万分,却又无能为力。手术医生在我爷爷肚子里没有找到需要切除的病灶,最终匆匆做了缝合。然而,我爷爷术后因营养跟不上,伤口不能愈合,很快,父亲就这样眼看着爷爷去世了。

父亲是个大孝子,从那一刻起他就想,自己这辈子做不了医生,那孩子中得有一个学医的才好。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这个心愿。我从小患有哮喘和胃病,有一年严冬,我的哮喘病犯了,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黄家铺找医生。彼时,冰天雪地、寒风刺骨,途中要经过火车铁桥下面的孝妇河,河上用几条木棍架起的简易桥面结满了冰。父亲先把自行车搬到河的对岸,然后再回来扶着我从桥上走过去。我胃病时常发作,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淄博市矿务局中心医院,路上有一个漫长的上坡路,父亲带着我骑车比较吃力,于是便给我买车票让我坐公共汽车,他一人骑车在后面赶。父亲告诉我,在矿务局站下车,而我却懵懵懂懂在半路的技校站下了车。父亲吃力地蹬着自行车赶了上来,问我:“怎么不到站就提前下车了?”我说:“以为是到站了呢……”父亲没有责备我,他把我抱到自行车上,然后再上车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在上坡的道路上前行。我坐在后座上,听到父亲气喘吁吁的声音,那时候我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完成他们的心愿。

现在想来,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道德方面的教导,他的许多话,让我记忆犹新——“人活着要对别人好”“让人欠我们的,我们不要欠别人的”“做事一定要讲诚信”“人活着一定守好孝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注重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带我到济南见识世面,让我独自坐火车到天津买菜种。在我创业之初,他不仅在人生规划上为我出谋划策,更是利用自己经商积攒下来的经验和人脉,在采购药材这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父亲在退休前,担任淄城镇冲压设备厂的厂长。1981年,在我创办医院的同年退休,后来便一直帮我管理医院。如果今天的我可谓成功,那么这与我父亲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创业的起步时期。当时,中药材资源非常匮乏,仅从本地药材公司进药,远远不够。父亲另辟蹊径,通过早年结识的朋友,从天津的药店买零售药来补充所需药材。这样药物是齐全了,吸引了周围几十里路的人前来配方取药,但是这样买进来的药没有利润。于是父亲又寻找新的突破口,打听到了河北安国的中药材市场。当时没有直达车,父亲便从淄博坐车到达河北辛集,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从辛集乘汽车前往安国。他回来跟我们讲,那里人山人海,都在搞中药材。从此,我们中药材短缺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发现,市场上的药材大都是从药农那里买过来的,如果能直接从原产地进货,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于是,我们就先从医院的所在地购买山楂、丹参,然后再从平邑购买金银花、全蝎等,我们尽量买野生中药材,保证入药的效果好,这样尽管辛苦却很值得。有一次,我们从平邑买了十几公斤活的全蝎,用塑料袋包着放在一个盆中,上边又扣了一个盆子。结果到了第二天,还是从里面爬出许多蝎子,让周围的人感到非常惊恐。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蝎子捡回去,按照《中国药典》里的炮制规范,先用清水泡上两晚,让蝎子吐掉杂质,再加上一定比例的食盐一起水煮,当达到“脊背抽沟”时停火,然后捞出放在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这样炮制的全蝎,如果用香油烹一下,特别好吃。从市场上买的全蝎,甚至从药材公司购进的,有的用针管注入了水泥,有的加盐过多特别咸,疗效大打折扣。

因为需要给患者加工中药蜜丸,所以作为原材料的蜂蜜,其质量至关重要。我父亲专门到淄川区口头镇的蜜蜂养殖基地购买蜂蜜。为了自己掌控质量,我父亲打听到一种蜂蜜质量的测量表,并亲自买来做试验。我被父亲严谨认真、执着做事的精神深深感染,在行医时,除了认真钻研医术、谨慎开方,也严格把关每一味药材的质量。

父亲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不但是出于一个父亲的天性,也是因为父亲独到的经验和智慧。我最佩服的,还是父亲识人用人的能力。在中医门诊部初具规模时,父亲力主让我的妻子路秀会到门诊部来辅助工作。那时,我的妻子还是一名端着“铁饭碗”的职工。实践证明,父亲的这一决断是正确的,在我事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我的妻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父爱深沉,母爱柔情。无论哪种爱,所诠释的都是一种无私和伟大。

母亲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需要攒钱买粮食。为了避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母亲只好在不多的粮食中加入野菜来给家人们充饥。从小,母亲就经常和我念叨,一定要好好念书、学好本事,长大只要挣到粮食就行。

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非常聪慧、仁慈。听说,家族的多位老人都是母亲为他们善终的。母亲喜欢听书,记忆力也好,我从小就喜欢听母亲讲故事,尤其喜欢听母亲教育我们要正直做人的那些道理。

母亲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教我做家务了。她告诉我,洗碗时拇指要放在碗里面,其余四指放在外面,要用左手托着碗,右手不住地旋转,直到洗干净为止。她还教我切菜,让我在切菜时左手拇指曲起来,四指呈弓形顶住刀背,右手持刀向下切割。母亲的脾气非常温和,在教我做玉米粥时,我做粥的水不是放多就是放少,做出来的粥不是太稠就是太稀。母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把粥做得不稠不稀的诀窍。等长大一点了,我就看着母亲蒸馒头。她用白白的面粉蒸出白白的馒头,这在当时是比较奢侈的,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会这么做。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教我蒸窝头,用玉米面蒸出来的窝头是金黄色的,就像一座黄金塔;而用白的地瓜面粉蒸出来的窝头,反而成了黑色,我们称这样的窝头为“黑桃老妖”。

我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因此从小受父母、姐姐、哥哥的关爱最多。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到淄川西关大桥的肉食店买肉。那时,商店用的大多是弹簧门,当我们走出肉食店时,前面的人刚出去,门还没有关上,不知躲闪的我“咚”地一声撞在了门上。当时连疼带吓,我咧开嘴“哇哇”大哭起来。母亲见状,赶紧跑了过来,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着我,并许诺说给我买瓜吃。

走出肉食店,母亲带我到了不远处的瓜市,先是给我买了半个西瓜,我一下子就吃完了,母亲看我没有吃够,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芝麻粒甜瓜,我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够像那天一样吃上一顿西瓜非常不易。吃完瓜,我摸着圆圆的肚子,知足感、满足感、幸福感交织在一起,很快忘记了在肉食店挨门碰头的不愉快。

今天再想起来,那顿瓜真甜,而母亲的爱,更甜!

我在母亲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只是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但其中饱含着辛勤劳动和正直做人的道理。我今日的事业成功,与母亲从小对我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然而,母亲的去世却是我终生的遗憾。1984年10月,我刚从部队回到家乡,开办中医门诊部还没几年,家中没什么积蓄。那时,母亲因为咳嗽吐血到当地医院拍X光片,检查发现,她的肺部有一个两三厘米的肿瘤,医院建议用支气管镜做病理切片检查,但这样不仅价格贵,检查的过程还很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用中药为母亲调理。当时,我发现母亲脉搏细数而弱,属于气阴两虚,是由于气血推动无力以致瘀堵,从而发生的肿瘤。我首先考虑用益气养阴的方法,为母亲提高免疫力以固本;用解毒散结治标的方法来抑制病灶;用生脉饮为主方,方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玉竹、白茅根、百合、百部、白及、小蓟、元参、浙贝母、生牡蛎、珍珠粉、牛黄等药组成,主要治疗气阴两虚引起的咳嗽、胸闷、心慌、气短、痰中带血等症状,服用一段时间后,母亲的病情慢慢有了改善,1年后再到医院做检查时,肺部已无肿块。

到了十几年之后的1998年,我在中医界也算有所成就,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年10月,在为母亲进行例行查体时,检查出肝部有一个肿瘤,医生建议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治疗,并介绍光子刀治疗的好处。虽然18000元的治疗费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但我盼望母亲早日康复心切,决定用高科技手段给母亲治疗。光子刀治疗需要进行21次,做到第4次的时候,母亲出现了便血的症状,血小板降到了4×109/L。后来只能一边输血小板一边进行光子刀治疗。治疗时间不到1个月,光子刀做到第9次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假设母亲第一次患肺癌不是通过中医治疗,后果会怎么样?假设第二次患肝癌不是用光子刀而还是采取保守的中医治疗方法,又会不会留下遗憾?人的生命不能假设,现在再多的追思也不能换回母亲的生命,我只有更好地研究中医,对不幸的患者讲实话、做实事,坚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尽心尽力延续患者的生命。

如今,父母虽然都已远去,但他们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让我受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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