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眼中的日本——中国史书与地缘政治学位置

在未有文字记录之前，日本列岛上形成了怎样的意识呢？这与思想、文学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并未掌握一种探究无文字文化的有效方法。因此，考古学知识中，5世纪以前，这座列岛尚未拥有文字（汉字的使用因稻荷山古坟及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铁刀铭文而广为人知），其形态首先是被他人，即中国的古书所记载，才得以首次以文字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之前，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探得自身起源。这应该是关系到现今日本思想文化深处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史书中，日本是何形态呢？日本最早被称为“倭”“倭人”等。即便所指并非完全准确，但“倭”这一称呼指代日本列岛及生活在岛上的民众这一点当无异议。且看正史，后汉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有云：“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又记载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57年，光武帝“赐以印绶”（《后汉书·东夷传》）。《魏志·倭人传》（成书于3世纪后半叶）中，又详细记载了倭的诸国，其中有关于“女王国（邪马台国）”与女王卑弥呼的记载约两千字，称卑弥呼被三十国“共立”为女王，“事鬼道”。并且还记载了倭人的政治、官制、风俗、产物、自然、地理、丧葬仪制、生活习惯及社会体制等。日本的形态及列岛上所产生的文化，正是这样通过他人记录了下来。

下面这个观点后文中也会反复提到，日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佛教传来之后的天竺（印度）的先进文化。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除古代某一特定时期及蒙古来袭之外，几乎并无直接对峙。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可以说中国对日本只是显示出一定的兴趣，并没有强烈的征服之心。这是华夷思想（认为周边民族地位比自己低下的思想）的体现，而日本数次派遣使节，以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

但是，不能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全盘接受，原因有二。其一，史书本身的成书年代的顺序是颠倒的。例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57年光武帝赐倭国金印一事，而此书成书于5世纪；《魏志》记载了3世纪的邪马台国，成书却早于《后汉书·东夷传》。如此，关于倭国的记载，这些史书本身的成书年代就是颠倒的。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记载中蕴藏着一个与我们现代人的自我认识、思想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即“倭人指的是什么”。

再者，史书记载，266年，壹与（台与）作为卑弥呼的后任即位，并向西晋进行朝贡（《晋书》）。413年，倭国与高句丽一道向东晋朝贡（《晋书》）。这两处历史记载，其间相去约150年，此间中国并无关于倭的记载（尚未明确的4世纪）。朝鲜半岛倒是留有记录（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中记载了4世纪的倭国）。据记载，这大约150年间，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前方后圆坟，421年以后（《宋书》）有关于倭国五王（指赞、珍、济、兴、武五王，武应为雄略天皇，其他具体指哪几位天皇尚未确定）的描述。某一时期来自外界的看法的缺失，对查明日本的真正形态是大有裨益的。其后《旧唐书》（10世纪）中以“日本国”一词相称，有可能是使节自己改称“倭国”为“日本国”，也有可能是日本将倭国吞并，不论哪种说法，其个中深意，值得推敲（藤堂明保等《倭国传》）。

这样来自他人，即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在江户时代又作为一个思想课题出现在大众视野。儒学学者松下见林（1637—1703）将中国史书中对日本的记载进行搜集并加以考察（《异称日本传》）。新井白石也因对古代史的兴趣而接触史书，给本居宣长等人的国学思想以深远影响。

①亲鸾（1173—1263），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祖师。

②绳文文化，日本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出土的此时期陶器、陶俑表面有近似草绳花纹的图案，约至公元前3世纪结束。

③弥生文化，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此时期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开始使用铜器、铁器等。约至3世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