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传承挑战

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就有学者预测，随着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家族企业迟早会淡出人类社会，或者至少被逐渐边缘化，然而，接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却呈现出了相反的结论。家族和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一些对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因具备鲜明特点而在许多方面让那些非家族企业难以望其项背。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调查数据，家族企业贡献了全球生产总值的80%，净资产收益率比非家族企业高出6.6%。[7]波士顿咨询集团在一项针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149家受家族企业控制或影响的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将它们和在相同国家、相同行业的非家族企业进行对照，发现家族企业的业绩表现更为稳定，虽然在经济蓬勃的时候并未明显优于非家族企业，但是在经济低迷时，家族企业的表现更为出色。该研究还发现，家族企业在长期战略和业绩稳定性、高级经理人和员工的忠诚度以及企业文化鲜明度等方面明显胜于非家族企业。麦肯锡在对114家家族企业以及1 200家其他大型公司进行对比后发现，家族企业在员工激励和管理者领导力方面显著优于非家族企业。

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家族对家族企业的平均控股时间只有24年，这意味着第一代创立家族企业大约24年之后，大多数家族企业将脱离家族控制。家族在企业传承和家族治理方面面临诸多难题，包括：企业对家族决策者严重依赖，企业内部存在任人唯亲，以及家族成员争斗给企业和财富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等等。

哈佛大学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30%的家族企业可以成功传承到第二代，传承到第三代的比例只有12%，传承到第四代的家族企业只有3%。《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文章指出，一项对全球5 000家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掌门人的突然死亡会给企业带来30%的业绩下挫影响，而配偶或者孩子的死亡则会带来10%的业绩下挫影响。

一项针对250家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家族企业的传承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在所有者交班过程中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新旧掌门人交接年度及此前的5年，家族类上市公司的市值在剔除大市变动因素后平均蒸发近60%。[8]

《2022意才·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月1日，中国的“高净值家庭”（拥有1 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211万户，比上年同期约增加5万户，增长率为2.48%；其中拥有上千万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11万户，增长率为1.26%；拥有上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8万户。麦肯锡报告《全球领先的家族办公室的成功之道》提及，家族财富传承问题日益凸显，当前中国财富家族掌门人平均年龄为50~60岁，他们将很快面临保护财富并将财富分配和传承给下一代及其他家族成员的挑战。

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财富传承还是较新的实践话题，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创一代，对于如何传承财富，还需要学习和了解，而且即便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效果也有待检验；另一方面，与欧美地区的家族领袖不同，中国的企业家还面临独生子女政策所遗留的历史问题，二代成员可能只有一位，那么传承的希望和担子就都落到了这位独生子女身上。

在这种“小家庭、大企业”的模式下，子女的事业选择空间变小，传承规划不普遍和不完善，一代对家族企业架构师、咨询师和家族法律顾问等了解较少，而且真正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也相对欠缺，这些都导致了真正的传承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企业家自己摸索、碰运气的初始阶段。

而在“大家族、大企业”模式下，中国香港、台湾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等地的家族企业内讧事件足以让大家警醒，尤其是当创一代（父亲或母亲）去世而产生“权力真空”时，其余家族成员之间互不买账、互不相让就会导致企业管理层的分裂。面对这样的问题，家族领导者就应当及早（趁自己健在的时候）通过设立家族理事会、制定家族宪法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和民主的议事制度，让这样的协调、沟通以及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在家族中深入人心。

亚洲的华人家族企业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传承案例，例如香港的李锦记、利丰集团，新加坡的余仁生，研究者发现这些家族企业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一是采用源自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二是家族内部以团结、和谐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遗产问题，三是送家族成员到海外留学。[9]

所以，家族的和谐和治理，无论是对于小家庭、大家族还是对于家族企业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对于“财富安全”“财富传承”还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和概念，那么我们不妨先从三个维度来了解风险，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企业家个人、企业家家人和企业家的企业，每一个维度，都意味着不同的风险。

在个人层面，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混同、营商决策有重大失误、税务筹划不当、资产没有安全配置，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让企业和家人都措手不及，甚至把当事人推向灾难深渊。

在家人层面，与家人、家庭的“家”字相关联的风险，包括搬家（移民）、拆家（离婚）、败家、分家（传承）四大风险。移民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然而对家族海外投资、资产整体配置可能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例如，如果移民目的地是全球征税的国家，那么当事人的全部收入（包括在中国获得的收入）都要在移民目的地缴纳所得税；如果要除去该国“公民”或者“永居”身份，则还可能要缴纳一大笔费用，这往往是一般的企业家想象不到的。家族成员败家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也让整个财富家族倍感头痛，而离婚、分家对财富以及家族稳定的冲击程度也往往远超常人想象。

在家族企业层面，企业的传承、管理和营运、治理和股权结构等具有鲜明的特点，面临独特的挑战。如前文所述，在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理念以及相关实践都不够成熟的环境下，由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小家庭、大企业”模式，让这些面临传承大考的企业家倍感受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