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问题

我们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美好生活的思考极其深刻，这是我们回归哲学，尤其是回归古代哲学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付出努力，只是为了达成目标，我们对何谓美好生活的理解和阐述，也仅限于此。我们只从职业和个人愿望中找到人生意义，如果要我们说出其他的意义来源，我们往往只会寻找更高、更有意义的目标（因此从未真正摆脱目标导向的思维框架）。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仍然潜移默化地受制于某些哲学思想。早在近代早期，这些哲学思想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直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无不受其影响。在这些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要数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类能动性：只要成为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就能实现人生的最高使命。

根据这种观点，所谓过上美好生活，就是参与创造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更自由、更和平、更公正、更富有成效、更繁荣或者更先进的世界。虽然判断标准因不同的解释而有所不同，但从进步的角度来理解能动性，就是认为能动性是指为了一个已经在望但尚未实现的理想而奋斗。只是人类的事务存在太多偶然性，自然的力量也不会轻易屈服，理想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实现。因此，在任何时候对取得进步的可行性提出疑问，甚至接受出现一段时间的倒退，与此同时仍然坚持对进步的信念，这在逻辑上仍然是连贯的，完全不存在矛盾。根据这种信念，人类行动的根本动力，不在于当下实践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而是早已存在于理论之中（或者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人生要走向何方，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条道路。而道路，或者说方式，变成了手段（means），而理想变成了目的（end）。为了尽快达到目的，我们便会无所不用其极，寻找一切能够加快进程的手段，就算牺牲自己的尊严或者他人的尊严也在所不惜。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最高意义上的自我意味着成为服务于目标的代理人。为了提高实现目标的效率，友谊要让位于联盟，与自然接触变成了征服自然，使之为我们所用。

这种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之大，不容低估。有些人明确支持不同形式的进步，他们的思维方式很显然来自进步主义。比如，有一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兼学者提出，暴力现象的不断减少（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学的持续发展，而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谓理性，就是“利用知识来达成目标”。3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在无形中已经渗透到日常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中，比如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或者相信“道德宇宙的弧线会偏向正义”。

更普遍的情况是，即使我们否认进步或历史变革的宏大叙事，我们仍然无法摆脱进步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属于进步主义，比如我们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无论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才是更美好的世界），或者在于执行一个由阶段性目标组成的人生计划。制定目标、规划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语言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视角会让我们错失欣赏人生画卷徐徐展开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人生看作一个有待执行的计划，而应该通过种种不期而至的人生际遇，逐渐看清楚、说明白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认识进步主义思维方式的不足：如果我们把人生意义押注在实现一个目标之上，无论是用技术征服自然、消除世间所有不公，还是任何一种目标，我们总会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可能是无法预见的社会动荡，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命运转折。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常常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应对阻力：把苦难理解为对罪恶的惩罚；或者理解为必要之恶，为了使宇宙变得更健康，我们必须承受；或者理解为无法解释的霉运，毕竟每一个良好开端总会有阴云遮蔽，每一次功成名就都会有不圆满之处。

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对人生的否定。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在这方面，哲学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在哲学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清晰地阐述三种美德，从而走出苦难，走向救赎，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使我们人生的每一刻都值得一过。

我们要借助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认真地重新审视早已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进步主义思维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采取一种与进步主义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思路。在他们的著作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论及从一种政治制度到另一种政治制度的过渡问题——从民主到专制，从专制到寡头政治，然后又回到民主。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哲学家的讨论相当沉着冷静，秉持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仿佛政治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并不会对人生带来巨大冲击，人类取得的一切成就也不能证明人生的价值；相反，这一切只是在提醒我们，要控制和约束自己乌托邦式的理想，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人生方向，努力培养美德，塑造个性，提高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