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学派的错误

我提出，我们要从古代哲学入手，探讨美好生活的内涵，摆脱为目标疲于奔命的困境。不过，用古代哲学为现代生活寻找出路的想法非我一人独有。在此，我应该提一提目前相当流行的另一种探索美好生活的思路，这也是全书探讨自身导向型活动的重要参照——斯多葛学派的复兴。

斯多葛学派鼓励我们冷静地处理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对于在工作、家庭、意外变故带来的种种压力的冲击之下，我们如何才能稳住自己，恢复自我控制，斯多葛学派也提出了一套思想框架——这便是斯多葛学派受到追捧的原因。至少从表面上看，面对为目标疲于奔命的困境，当代斯多葛学派的复兴似乎给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替代方案——根据斯多葛学派的观点，真正重要的不是成就，而是美德。要想拥有美好生活，就要保持自我控制，镇定自若地承受一切挫折和不幸，即使正义者受苦受难，非正义者为所欲为，也要坚守美德。斯多葛学派教导说，美德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是满足感的源泉，因为坚守美德而产生的满足感是任何成就和荣誉都无法提供的。

但我认为，斯多葛学派对美德的解释过于消极，过于自我轻视，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我们发现，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控制源自所谓的大彻大悟，即我们的人生极其短暂，只存在于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我们的一切言行对浩瀚的宇宙来说毫无意义。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也是斯多葛主义者，他劝告人们不要迷恋名誉：“看看我们多快就会被遗忘吧……无尽的时间深渊吞没了一切。”4斯多葛学派认为，若置身于宇宙万物之中，即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意义。古代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有言，当父亲在晚上入睡之前亲吻儿子时，他应该记住，他的儿子不过是凡人，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话告诉我们，要从所爱之人的陪伴中获得快乐，但是不要过于依恋。当代一位支持斯多葛学派的作家认为，我们应该把友谊看作“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preferred indifferent），也就是说，能够拥有友谊当然更好，但是友谊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5

从表面上来看，斯多葛学派主张的美德也鼓励行动，例如认真工作、参与政治活动等。但是，斯多葛学派涉足世俗事务的前提是被动地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the way things are）。在这种终极接纳的基础上，斯多葛主义者能够勇往直前，履行自己人生在世的责任，就算害怕失败，他们的行动也不会受到干扰。然而，斯多葛主义者勇往直前的动机，或者不屈不挠地投身于任何事务的动机，仍然是语焉不详的。

归根到底，斯多葛学派贬低人类能动性，这只能表明他们未能克服目标导向的思维方式。尽管斯多葛学派对世俗成功有诸多批评，但是他们并未找到另一种理解人生的思路，仍然无法摆脱成败轮回的观点。斯多葛学派是一种因为成功的脆弱性而走向消极的哲学，它误解并低估了自我掌控、友谊和与自然接触这三种美德的意义，也未能认识自身导向型活动的可持续性。

在宣扬人生世事无常时，斯多葛学派忽略了一点：在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不仅是为了建造楼阁、建立帝国或达成目标，而且是为了表达对美德和善的理解，而这些美德和善在任何时代都会引起共鸣。古代雅典是一个与斯巴达抗衡的小型民主政体，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雅典民主政治只持续了非常短的时间，雄伟的帕台农神庙如今已经成为普通的旅游景点，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思想家身上体现的美德和英雄主义却得以延续至今。长期以来，这些思想家只是学术讨论与解读的话题和对象，但对我们这些追求自我认识的人来说，他们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向他们寻求建议，尝试延续他们开启的道德和精神求索之路。

已经化身为励志哲学的斯多葛学派十分强调区分可控之事与不可控之事。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至少大部分可以控制。我们不能控制的是外部世界——疾病、自然灾害、别人对我们的反应等。我们总是傲慢地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结果却屡屡受挫，精力也难以集中。斯多葛学派的这种区分可能会让我们不再那么傲慢，但是也会导致我们不再对生活和世界做出解释。如果我们放弃解释生活和世界，那我们就无法实现自我掌控，也无法参与构建一个让自己感到幸福自在的世界。

斯多葛学派最大的缺陷是它未能超越内在与外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我们要有能力应对陌生的新环境，甚至要融入其中且游刃有余。斯多葛学派不但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还放纵我们走向自我中心的逃避主义。我们之所以被斯多葛学派吸引，是因为我们渴望寻找意义，但又不愿意太难为自己，斯多葛学派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对我们来说也不太陌生，刚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意义，构建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在这种生活中，看似外在或陌生的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个解释自我的时机，一个将自己从为目标疲于奔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