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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在香港出版。在这一期的刊物上，发表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刊物在宣传革命文艺思想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期的刊物上，沈从文成了批判的主角，除了乃超撰写的批判专文以外，《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斥反动文艺》也都将沈从文作为批判的对象。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开篇就写道：

文艺和群众的需要脱了节，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空虚。

对于这现象，我们今天再不应回避或缄默，我们应该坦白承认，并且应该勇敢地检讨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向社会群众承认我们的责任。

但这绝不是像沈从文之流所能指摘的。他们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企图抓住一二弱点，对新文艺作无耻的诬蔑，甚至幻想借这种诬蔑，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去。这是不可能的。(41)

文章把沈从文的作品看作“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称他偍倡的“第三方面的活动”是“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作者对此评述道：“以一个攻击艺术家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干这些浑水摸鱼的勾当，它的荒谬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相对于1947年年初对沈从文的批评，这一波批判来得更为凶猛，也更富有组织性。批评家们在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行事的同时，极力从人格上贬低自己的批评对象。在郭沫若的笔下，沈从文所写的是“文字上的裸体画”“文字上的春宫”“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42)而在乃超看来，沈从文是“地主阶级的弄臣”，他所继承的是“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43)而在此之前，荃麟已经称沈从文是“二丑的二丑”，是“三丑”(44)。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文学批评家在没有硝烟的文学战场上进行着残酷的肉搏战，不幸的是，他们所针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倡导和平、捍卫艺术纯洁性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着历史的延展，他们最终会发现这次集体行动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伤害有多大。

在所有的批判文章中，郭沫若的文章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文章标题不仅最为旗帜鲜明，他的身份也最为特殊。此时，他已经被看作继鲁迅之后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认真追究起来，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判未必全然是从思想立场的对立出发的，他们的个人恩怨由来已久。1930年，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已经得到文坛的认可，他在《日出》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郭沫若》，文章在肯定郭沫若新诗成就的同时，对他的小说创作却大大地不以为然，甚至奉劝郭沫若放弃小说创作：这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此后沈从文又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重申了类似观点，他这种不客气的指责，不免令已经功成名就的郭沫若有些难堪，尽管郭沫若当时并未就此作出回应。从此以后，沈从文的言论似乎格外地受到郭沫若的注意。

1936年10月，沈从文提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号召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自己的弱点，好好地各自反省一番，以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壮大与深入。(45)而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一文中虽然没有提沈从文的名字，但却表现了对提出“反差不多”主张的人的极度不满：“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了为虎作伥的嫌疑”。(46)20世纪40年代初期，沈从文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几篇文章中，相继表达了反对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从政只不过是“趋时讨功”“凑趣帮闲”。对此，郭沫若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中指出：沈从文在战争当中提出“反对作家从政论”，“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误认为‘从政’，那也不免是超过误解范围的诬蔑”。(47)1943年1月，沈从文在《“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批评国家的文艺政策，顺便对政治部第三厅的设置发了几句议论：“第三厅的成立，是先闻每月可动用一百万元经费，可见起始期望相当大。但事到后来，可供使用经费尚不及十分之一，从数目变更上又可见出若不是这笔钱在当局认为用不得当，就是主持者钱用不了，因为这个工作固然值得花钱，但也要会花钱。”(48)对此，郭沫若并没有直接回应，但在他的自传《洪波曲》中，说沈从文是“造谣”。当1946年沈从文说郭沫若“飞莫斯科”的时候，郭沫若则针锋相对地说：“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了他的摇头材料。……假使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是‘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假如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49)1947年，沈从文在《大公报·图书周刊》上发表了《新书业和作家》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涉及创造社：

先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诸先生之努力，一面感于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想突破这个独占不合理局面，希望作品有以自见，也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因此来自办出版，直接和读者对面。努力的结果，虽若干短时期即成两面的突破，过不久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

平心而论，无论沈从文所写的是不是事实，他的这段文字本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是以创造社为例谈文学创作的艰难，“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句，也与创造社自己所说的“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湮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50)的话相近。但郭沫若读过这篇文章后，马上在1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拙劣的犯罪》一文，逐条批驳沈从文的文章：

我假如不也是创造社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叙述，我只好佩服作者的明于掌故，而且会疑心他也就是创造社发起者之一人了。然而不幸得很，这么一点简缩的叙述，却差不多全盘不符事实。所谓“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不识作者何所指？是说当时的“礼拜六”派吗？他们倒并不曾“压迫”过我们。是指先后约略同时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吗？他们不能算是“恶势力”。会与社诚然有过一些由于误会所生的摩擦，但那是相对的，说不上谁“压迫”谁。假使要说研究会“压迫”创造社，又何尝不能说创造社“压迫”研究会呢？

“作品无出路”更是信口开河。……

“希望作品有以自见”，这倒还说得过去。凡是存心作为一个作家，谁也应该有这种的“希望”。但是“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尽管通货还没有当今这样膨胀，发行还没有当今这样困难，如不是地道的市侩，谁也不敢存那样的几希“希望”的。

那么为什么要来“自办出版”？对不住得很，要在沈从文的贫乏的观念之外提出一个观念来，便是要把创作、出版、读者打成一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生力量。有创造社出版部的章程可以证明，这项资料应该还没有丧失干净。当时的创造社出版社部是以读者为股东的，每股五元，有各种应享的股东权利。我想在今天四五十岁左右的朋友，怕有很多是曾经做过创造社的股东。……

它的结束，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沈从文，并不是什么“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的。

这种不顾事实、自我作古的态度，就是沈从文的态度。

达夫虽然死了，成仿吾和我还没有死，田寿昌、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及不少的“小伙计”和股东们都还没有死，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

比较沈从文、郭沫若的文章，就会感觉到两人的情绪判然两样。在沈从文来说，他是“说者无心”，而郭沫若是“听者有意”，郭沫若如果对沈从文没有成见，断不会对沈从文如此不客气的。由此可见，郭沫若个人对沈从文的恶感由来已久，1937年以后，他几乎没有放过一次批判沈从文的机会，在此积怨之下，对沈从文痛下杀手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次集束性的批判几乎是对沈从文人生命运的一次宣判，其上纲上线的程度之高、用词之严厉为历次批判之最。但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的反应并不像去年那次强烈，不是持续的批判已经麻木了他的神经，就是他并不知道《大众文艺丛刊》的编辑内幕，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这本杂志。显然，沈从文并没有把这次有组织的批判放在眼里，他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依然我行我素地埋头工作着。

1948年夏天，他和许多朋友又来到了霁清轩度假。霁清轩是颐和园东北偏僻处的一所庭院，由乾隆题名，大门在谐趣园的一角。这里原本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度假的地方，因何思源忙得不可开交，就让老友杨振声夏天到此地避暑。两年来，每到暑期，杨振声就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几位教授和年轻朋友自带行李到这里度假。沈从文住在一处曾经做过浴室的房子里，房子在低处，门前有一条小溪，因长久无人居住，到处都生了毛，沈从文将其形容为“一块待加作料的豆腐乳”，倒也贴切。从这里向上望，“不拘早晚，那所主要房子，那长廊一搭，那个亭子，那石头间大松树和小小虎耳草，人工天然，都仿佛配置得有点宋人画意”。(51)而在傅汉思笔下，这小小的庭院则更美丽迷人：“那园子不大，却有丘有壑，一脉清溪从丘壑间潺潺流过。几处精致的楼阁亭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错落有致。”(52)对于忙累了一个学期的沈从文来说，这里空气清新、气氛宁静，再配上孩子们充满童趣的游戏，无疑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沈从文曾在一封家信中透露了自己此刻心境：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耳朵边听着水声秋蛩声，水面间或有鱼泼剌，小虎虎即唉哟一喊，好像是在他心上跳跃。又问《史记》是谁作的，且把从报纸上看到的罗马史故事复述。因为日长无事，读了许多报上问题。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真像做梦！人生真是奇异。我接触的一分尤其离奇。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53)

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有着很强的自信。1947年，他曾经在《八骏图》自存本上作出过这样的题识：“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54)

这段对话表明了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依然充满了信心，全然不是受过围攻的样子。但时局的动荡不可能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留下阴影，一种生活的不安全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向张兆和倾诉着自己的烦恼：“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总不满意，似乎是一个象征！”(55)“晚上做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许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56)这无疑是一种心理紧张的表现。

1948年，虽然他依然写了《五四和五四人》《“中国往何处去”》等杂文，一如既往地呼吁着和平，但数量已经比前两年明显地减少了。沈从文已经对时局彻底失望，也预见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他在写给徐盈的信中说：“国家在变化中，从我们这一代看来，总以为如能由战争外平衡矛盾，或可减少些消耗牺牲。但势不可能，末了是到处着火。”(57)“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58)世事既然已经如此不可挽救，沈从文转向了埋头工作，从一点一滴做起，脚踏实地地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1948年2月，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作为国文系教授的沈从文是筹备委员，也是最热心者之一。博物馆里没有文物，哪里能叫“博物馆”呢？沈从文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把自己多年搜集的几十种漆器和瓷器一件不留地送给了博物馆。博物馆里缺少图书作参考，他又把自己购置的《书道全集》《世界美术全集》送到了筹备处。不但如此，他还千方百计地义务为博物馆搜集有价值的藏品：

当时北大筹备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博物馆，着手从公私各方征集资料。沈先生对此事的热心不亚于历史系的几位负责人。他把自己从冷摊上或古玩店里搜罗到的一些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筹备处，并随时留意熟人中有没有这类东西。有一次他见我案头摆了个青花小瓷杯，是逛琉璃厂贱价买的。他拿在手里仔细翻看，认为式样别致，质料、花色都好，是康熙青花瓷精品，问我愿意不愿意捐赠给博物馆筹备处，我慨然应允，又给他看一枚铜钱，是吴三桂在云南称王时所铸的“利用通宝”。这种钱，据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说，抗战前在北平每枚值一百多现洋，但我看重的是这枚钱的一番不平凡的来历：1943年昆明南菁中学在北门外一个山坡上扩建校舍，拆除一所尼庵和庵旁一座骨灰塔。这塔，相传是吴三桂爱妾陈圆圆出家为尼圆寂后的灵骨塔，塔上嵌有砖刻法号，也与野史所说的相符。毁塔时，发现骨灰坛里混有大大小小的几十枚“利用通宝”，学生和工人们一顿乱抢，事后有个学生送了这一小枚给我。沈先生听了我这番叙述，眼睛睁大，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又轻声试探着问，“能不能把这也捐给筹备处？”在他那热切的目光下，我怎能不答应呢！他高兴极了，怀着这两件小玩意儿马上告辞出去。(59)

沈从文热心公益事业的事情不止这一件。1947年9月，为纪念已故校长蔡元培先生，决定建立孑民图书室，号召各方人士捐赠图书，而学生们也往往利用假期四方募集图书。沈从文也是热心襄助、多方奔走，并给自己的熟人写信，请他们捐赠图书，或请他们接待持信的学生，为他们介绍能捐赠图书的朋友。1948年夏，他将孑民图书室干事张守薏、顾文安引见给陈敬容、刘北汜、巴金、张骏祥等人，请他们从中相助。从以下这封信中即可见沈从文热心此事之一斑：

骏祥兄：

北大同学办了个孑民图书室，同学热心服务，半年来成绩已极好，对于共同学习有极大方便。很盼望朋友为捐点书报，或自著的，或他人的，对他们都是一种鼓励！北方同学单独买书已无能力，公家机构又顾不及办新书，同学的热心服务，值得帮忙，如代为向相熟友好多捐点书报，感谢的实不止二三负责人，所惠的实在太多！

弟　沈从文顿首

六月廿七(60)

战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喜欢战争的沈从文将不得不直面战争。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军队没有做任何休整，林彪即率军南下，与华北野战军会合一处，对北平城形成了合围之势。与此同时，华东、中原野战军又协同发起了淮海战役。至此，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北平城内，北京大学的课虽然照常进行，但已人心惶惶。11月28日，沈从文给大哥沈云麓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课尚照常进行，不停顿。熟人中可能有些于十天半月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

对于沈从文来说，是走？还是留？他面临着决定自己此后命运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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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某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2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说明：除特别注明外，本书所引沈从文作品均出自这一版本，引文个别字词等按现代汉语标准略有改动。

(2)　《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48页。

(3)　《怀昆明》，《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27页。

(4)　《忆北平》，《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71页。

(5)　参见子冈：《沈从文在北平》，《大公报》（上海）1946年9月19日。

(6)　《复黄灵》，《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50页。

(7)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全集》12卷，第279—286页。

(8)　《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47页。

(9)　《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95页。

(10)　沈从文：《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载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

(11)　《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8—380页。

(12)　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时所作的传记中曾经提及此事：“到他（指闻一多）已经在行动时，想邀我入民盟，还和某兄（指吴晗）特意下乡来谈了一次，没有结果。原因极简单，我认为我还是只宜于写小说，能处理文字，可不善处理人事。”（《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91页）在晚年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对话中再次谈到这一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闻一多曾和吴晗一同到沈从文的乡下小屋，“跟我谈让我参加民盟。我说我不懂，我可以做文章。我不懂实际上怎么做”。（《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55页）

(13)　《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8页。此信缺收信人姓名，从上下文看，可能是写给萧乾的；这里的党员指国民党党员。

(14)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15)　《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54页。

(16)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17)　姚卿祥：《学者在北平——沈从文》，《益世报》1946年10月26日。

(18)　《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7—468页。

(19)　《致镇潮》，《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56—457页。

(20)　默涵：《“清高”和“寂寞”》，《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21)　《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7—468页。

(22)　《复李霖灿、李晨岚》，《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5页。李霖灿、李晨岚均为青年画家，在昆明时期即与沈从文相熟，他们到玉龙雪山写生时，沈从文曾为他们写过一篇小说《虹桥》。写这封信时，李霖灿在南京中央博物院工作，后移居加拿大。

(23)　《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3页。

(24)　沈虎雏：《团聚》，载沈从文著《无从驯服的斑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5页。

(25)　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载《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第75—76页。

(26)　《致彭子冈》，《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45页。

(27)　《致张香还》，《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77页。

(28)　《致林蒲》，《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79页。

(29)　周定一：《沈从文先生琐记》，载《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第244页。

(30)　《复张香还》，《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75页。

(31)　沈从文曾多次提及过这次创伤性经历，“……我把所有初期作品上百篇，向一个著名副刊投稿时，结果却只作成一种笑话传说，被这位权威编辑，粘接成一长幅，听人说在一回什么便宜坊□□客吃烤鸭□□，当着所去一群名教授××××说……一齐揉入字纸篓里。这另外一种现实教育，这对我的侮辱，还是一个曾经参加这次宴会的某××，后来和我相熟以后，亲自告我的。为了否定它，也就把我永远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吉诃德’！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手稿中有些文字已经模糊不清，在文中用□代替，见《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19页。）

(32)　转载自《启事》，《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50—351页。

(33)　《五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69页。

(34)　《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94页。

(35)　《欢迎魏德迈》，《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73—275页。

(36)　参见《一种新希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76—281页。

(37)　《故都新样》，《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69页。

(38)　1947年3月1日，沈从文为抗议当局抓捕学生，曾在北平和五所大学教授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上签名。

(39)　《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86页。

(40)　《芷江县的熊公馆》，《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88页。

(41)　《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

(42)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

(43)　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

(44)　荃麟：《二丑与小丑之间》，《华商报》1948年2月2日。

(45)　沈从文“反差不多”主张集中反映在以下文章中：《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封信》《再谈差不多》，分别发表于《大公报·文艺》1936年10月25日、1937年2月2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1937年8月），上述文章均署名“炯之”。

(46)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自由中国》第1卷3号。

(47)　郭沫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5周年纪念特刊。

(48)　《“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76—277页。

(49)　郭沫若：《新缪斯九神礼赞》，《文汇报》1947年1月10日。

(50)　郁达夫：《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

(51)　《霁清轩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06页。

(52)　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载朱光潜等著《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页。傅汉思为北京大学教拉丁文、德文及西洋文学的教师，此时正和张兆和的妹妹处于热恋之中，因而他也随沈从文一起到霁清轩度假。1948年11月19日，傅汉思与张充和结婚，后与张充和返回美国。

(53)　《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04页。

(54)　《题〈八骏图自存本〉》，《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65页。

(55)　《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96页。

(56)　《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06页。

(57)　《致徐盈》，《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78页。

(58)　《“中国往何处去”》，《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23页。

(59)　周定一：《沈从文先生琐记》，载《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第245页。

(60)　《致张骏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