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唯一游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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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战争，对于出身军旅、饱经战乱的沈从文来说并不可怕，而对于北平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他也早有预感。1948年10月16日，在写给老友凌叔华的信中说：“入冬后，也许就得如长春、太原市民一样饱闻炮声了。大家虽为未来各有忧愁，却尚不至于坐以待毙，一切事还照常进行，还能照常进行。”(1)11月21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北平进发，平津战役一触即发，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北京大学校园内更是人心浮动。虽然11月22日的校务会议已经做出了不迁校的决定，24日的教授会议又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课还是照上不误，但每一个人都在极度不安中度日。虽然人们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北平因此可能不致在战争中被毁，北平城内的老百姓也能避免猛烈炮火的攻击，但这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受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对共产主义带有抵触情绪。尽管人们已经彻底厌倦了国民党的统治，但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有谱。是去，还是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沈从文用“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来形容此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境。他已经预感到有些熟人可能很快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

此时此刻，沈从文自己也是去留两难，这种情绪在他写给沈云麓的信中有切实的反映：

北京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唯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学校看情形实已无可搬。即茂林家属，想移动，似乎也无此能力。因一动即先破家，且半路即不免成流民也。事如可能，他一个人或得离开，唯至今为止，还不知向何处走好。因体力与生活方式，实在都不宜卷入政治，且已深深感到学校也不相宜，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生活需要简单，维持一二年生活下去有办法。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家中人在此大致不会为难，有照料的。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2)

在对未来的选择上，沈从文既不能像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那样，移居国外；也不能像那些亲国民党的学者那样，与国民党政府同进退；而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一个长期“挨骂”的角色。虽然沈从文此时已经名满天下，但教书对他来说依然是一件苦差事，他根本不会讲课，汪曾祺甚至以“讲得很糟”来形容沈从文的课。(3)北大复员以来，他写了大量呼吁和平的政论文，却又对政治抱有本能的反感。对他来说，似乎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唯有对写作还有些信心。从这封信来看，虽然沈从文1947年以来屡次被革命作家批判，但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信心，他天真地以为，无论谁当政，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既然已经被别人骂了20年，再多骂几年也无妨。因而，即使在兵临城下的时刻，他依然还做着自己的作家梦，幻想着靠版税生活。这正是沈从文的天真之处。

11月7日晚8时，沈从文与朱光潜、冯至、废名等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方向社”主题为“今日文学的方向”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沈从文把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他把政治对文学的指导比喻为红绿灯，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　［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　［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力呢？

废　［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 ［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 ［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 ［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条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

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4)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并不是绝对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在承认文学与政治有关系的前提下，试图平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可以接受政治的影响，但同时亦可以修正政治。显然，他

还像往常一样，按照自己的旧有逻辑来应付未来的变局。

随着战争的临近，平津各报纷纷压缩版面，沈从文主持的文学副刊也难以为继了。但面对时局的变化，他依然从容应对，处理着积压稿件，将不拟刊用的稿件退还作者，并在给作者的退稿信中表达着自己的看法。12月1日，沈从文给一位名叫季陆的作者写了一封退稿信，从这封信中可略见沈从文的思想情绪之一斑：

季陆先生：

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很抱歉。大局玄黄未定，唯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的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的必然结果。……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从新安排，在过程中我们这一代可能会大半要牺牲于是非不明糊涂混乱中，也不妨事。因为大多已年在四十至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份，在个人工作上也各尽了所有能力，为国家为职务做了点事。即以做一个公民言，也很像一个好公民。不幸的是配合社会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都若无意义可言。个人即必然得牺牲或于不公平中淘汰，也不用为我们这一代而在意。试从远大处看国家，这个国家必然会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多方面发展，只不过进展的方式，或稍稍与过去自由主义者书呆子所拟想成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应当单纯而勇敢来准备接受新时代的新教育。为了这个时代，能用笔，也不要因为发展方式不尽合本来理想，即搁下不干！文运传统在北方为结结实实的工作，这个传统成就，虽有一时会为宣传打倒，传统工作态度，却必然将为明日有分量作品的生产所不可少。

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顿首

十二月一日(5)

沈从文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写作方式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格格不入，最终的结局恐怕是“被迫搁笔”。虽然个人命运如此的不妙，但他在信中并没有一味地发泄怨气，依然对后者循循善诱，劝他们为国家的长远着想，要相信国家必然进步。自抗日战争以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对时政固然有所不满，但在民族危亡和人民的灾难面前，他向来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同年12月7日，沈从文又提笔给一位名叫吉六的作者写了一信，从信的主旨及收信人姓名相近的情况来看，此信与12月1日写给季陆的或许为同一封信，只是后一封信的思考更为成熟了，对前信中的“搁笔”之说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6)他在信中告诫年轻人，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命运。“只想想，另外一片土地上，正有万千朴质农民，本来也只习惯于照料土地，播种收获，然由觉醒到为追求进步原则，而沉默死亡，前仆后继，永远不闻什么声音，这点单纯的向前，我们无论如何能把自己封闭于旧观念与成见中，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需要怀着一种极端严肃的认识与注意！”“重要处还是从远景来认识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国家明日必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机会的发展，事无可疑。只不过进展方式，或稍稍与过去书生所拟想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7)他鼓励青年人不要悲观失望，要相信社会进步，应该逐步适应新的现实，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工作，“不取巧，不速成，虔敬其事来认真从事，克服挫折，突过困难，准备为下一代幸福与合理的社会实现而献身”。(8)沈从文相信：世界上真正的伟大工程，在发展过程中都是完全沉默的。

“风向什么方向吹？实需要一种抉择”，1937年所面临的问题再度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北平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了。让沈从文为难的是，家庭成员在去留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张兆和、龙朱都对新政权抱有很高的理想，她们更倾向于留在北平。这也是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谈及的“一动即破家”的隐忧之所在。就沈从文个人来说，无论到哪里去，自己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中国的命运，沈从文比较悲观，即便内战结束了，其结果也未必会好，他闯入文坛20余年来，把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都开罪了，到哪里去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民党的统治他已经厌倦透了，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未来生活毕竟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还有像丁玲、何其芳、吴晗这样的朋友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工作。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生存经验，尽管自己对政府颇有微词，但最坏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书籍被禁毁，怎么着也不会影响到生计问题，我写我的，你禁你的就是了，总不能把我的作品全都禁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在去留之间的选择上，“留”的念头渐渐占据了上风。

12月13日，代理教育部部务的陈雪屏飞抵北平，国民党“抢救”北方学人的序幕正式拉开了。陈雪屏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为“内战”与“外患”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肯丢下北京大学独自南下。作为著名作家和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也在被邀请之列，他与陈雪屏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时是同事，两人的私交也不错，陈雪屏答应为沈从文一家提供南下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也展开了争取学者的活动，后来成为著名比较文学专家的乐黛云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位，她与同学一起到沈从文家里做工作，希望沈从文继续留在北京。(9)这是沈虎雏记忆中的场景：

大院各家商议，选较宽的东院挖了几条壕沟。我趁机在门前大兴土木。头三年早就立志挖口井，在云南大地上掏了二尺深怎么还不见水？只好提两桶灌进去自慰。这次挖了五尺深。妈妈说：

“把煤油桶藏进去吧，安全点。”

没有抹杀我的成就。

六年级教室窝在礼堂背后．传来陌生的歌声，真好听！趴窗缝看，礼堂里一群中学生，没有老师，自己在练唱：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没人为你做牛羊……”

嘿！是八路军的歌！我们几个钻进去，抄那黑板上的词谱，大同学并不见怪。

街上到处是兵，执法队扛着大刀片巡逻。已经听到炮声，终于孔德也塞满了军人，停课了，真开心！大院孩子们天天扎堆玩闹，那些大人们你来我往，交换不断变化的消息。

来了个同乡军官，为不得不退缩城里而烦恼。我凑近去看美式配备卡其制服上的徽记。

爸爸问他：“听说清华学生打起旗子去欢迎，搞错了，迎到撤退的部队，朝学生扫射，是不是你的兵？”

“没听到过。要是碰到我，也会下令开枪！”

“啧！啧！”他摇着头，“那是学校嘛！还去丢了炸弹。”

“这是战争！有敌人就要打！”

“已经死了多少万人！啧！战争……”

南京飞来的要员，以前西南联大爸爸一个上司来过家里，让他赶快收拾准备南下，说允许带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飞机，现在只靠城里的临时机场，我们住处附近，常有炮弹落下，一次两发，皇城根一带落过，银闸胡同也落了，传说防痨协会有弹药库，炮是朝那儿打的。小孩子们都不知道怕，议论着八路为什么老打不中。

爸爸的各种朋友不断进出，大人们一定在为重要的事商议着，家里乱糟糟的。

我暗自高兴，期待着坐一回飞机，又很想把这一仗看到底。北平这么好！我家有什么必要逃出去呢？就这么矛盾着胡思乱想。没容我想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家里恢复了以往秩序，没客人时爸爸继续伏案工作。大家等待着必然要到的某一天。(10)

沈从文的选择，并不是出自个人的思想信念，他更多的是从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未来着想的。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至于他自己的未来，用不着去幻想，反正不会好到哪里去。(11)给黄永玉的信中他说：“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12)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无意中看到了《传奇不奇》的手稿，重读一遍，感慨顿生，根据对未来文艺发展大势的判断，沈从文已经预感到这个故事根本没有希望完成了。这时，北京大学同事周定一借元旦之机来看望沈从文。周定一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是沈从文的学生，1942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助教。按当时西南联大的规矩，每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课都要由一名教授和一名讲助级的教师合教，周定一与沈从文合教大一国文的课程，沈从文教白话文部分，周定一讲文言部分，由此奠定了两人的合作关系。北京大学复员北平以后，《平明日报》的萧离请沈从文主编一个副刊，沈从文请周定一负责具体的编务，两个人的合作一直很圆满。元旦在即，时局玄黄未定，个人的前途未卜，一种伤感的氛围弥漫在房间里。临别的时候，沈从文临写了史孝山的《出师颂》，在条幅的落款处非常郑重地写下了“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13)

“封笔”本来是岁末年终的常事，但此时写来，却别有意味。沈从文似乎在悄悄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