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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关乎时政的论文只不过是使他遭受批判的诱因，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沈从文长期以来对革命文艺的不满意的态度。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流露出了这种情绪，他总是觉得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总是变来变去，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可言。

沈从文在接受了子冈的采访以后，当年10月，他又接受了《益世报》记者的采访，后者把访谈记录以《学者在北平——沈从文》为题发表在1946年10月26日的《益世报·益世副刊》上。在这篇访谈中，沈从文对过去曾经写过文章，现在却到处“出风头”的作家表示“爱莫能同意”，而对那些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作家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更致命的是，沈从文把参加革命的作家与“出风头”联系起来：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得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作家都是“随政治跑的”，而“很多文学天才都葬送在这上面了”。在他眼里，“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干涉文学，那便糟了”，“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17)这几乎是一篇对具有代表性的“革命作家”进行点名批评的文章，同样是谈解放区文学，其口吻比子冈采写的《沈从文在北平》中的口吻严厉多了，而该文此后又在沈从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侨声报》转载，更大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

对此，沈从文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大吐苦水，“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附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意大大登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曾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18)但不管这些话是被记者“断章附会”，还是被人施展了欲擒故纵之计，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确实是沈从文的一贯立场。他曾经在一封信中更是把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处理得特别好的作品问世”的原因归因于“政治社会意识”对作家的“操纵”。“30年来做参谋的，做秘书的，……应当有许多人都可以在环境中培养出一个作家的头脑，可是很少有用笔的，只因为不曾有个用笔习惯，所以抗战八年，这部分悲壮伟大场面，本应由他们加以处理而得到极好成就的工作，至今还无什么作品，真十分可惜！本应有三十、五十部《西线无战事》作品，事实上却一个还没有。至于要职业作家来执笔，职业作家也实在乐意从事，战事发生后即有好些作家随军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有所准备。可是这八年还不曾有处理得特别好的作品问世。这虽有各种原因（有些或不肯发表），但就我估想，这些作者所碰到的困难问题，恐怕还是对官兵的理解，是表面的，属于观念部分的，至于情绪状态，实把握不住。其次即是手中一支笔无办法。因为照近二十年一般理论说来，总以为文学不重‘笔’，文笔是可轻视的东西。要经验，要政治社会意识正确，结果是两无把握。尽管用一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向人民学习，学来的还是无从加以表现，得到应有作用。至于只是守住空洞理论原则的，就自然更无从用笔去争取读者了。”(19)如果沈从文笼统地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那还好说，因为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着自己的一班写作人马，保不准各方都以为沈从文是在批评自己的对手，因此犯不着跳出来自动对号入座。不幸的是，这次用不着谁来对号入座，沈从文在访谈中所列举的作家都是倾向革命的：何其芳、丁玲两位均来自延安，郭沫若来自国统区，但其“革命”倾向不言自明。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对于沈从文这种观点，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他的立场的“革命”抑或是“反革命”，自然不会有人从“纯文学”角度来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必然引起革命作家们的严厉批评。

1947年的元旦，杨华在《文萃》周刊上发表了《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文章的题目虽然是《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但真正使作者深感不快的还是姚卿祥的那篇访谈文章，杨华在文章的开篇就写道：“上月，在上海的《侨声报》上刊出了一篇沈从文访问记，赫然大字标着《沈从文论作家》，在这篇访问记中所记关于作家的‘精警’之论是：‘茅盾很沉稳，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飞莫斯科，……丁玲则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由此可见，沈从文的这篇访问记是杨华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在杨华看来，沈从文自称是“多产作家”，但他写的《摘星录》一类的东西，“即使再‘多产’百篇千篇，这样的作家再多三十五十，又于‘国家的不祥局势’何补？于‘人民的觉醒’何助？”同时，沈从文把昆明的民主热潮看作“少数人领导欲要寻找出路”，是“对于闻一多先生以及其他昆明民主运动中的牺牲者的最卑鄙的诬蔑”。文章最后写道：“沈从文先生除了常说‘我是个乡下人’之外，还不时地流露出‘我们这种买卖’等话。大概沈从文先生确是把文学当作‘买卖’，而且深通‘买卖’之道的；你看，可诬蔑的尽量诬蔑，该吹捧的大胆吹捧，而且从来不忘记抓住机会，委婉曲折地自吹自捧一番。要不是深通‘买卖’之道，焉能运用巧妙，一臻于此！”相比之下，默涵的《“清高”和“寂寞”》则要比杨华的文章刻薄得多了，他先把自己的对手形容为“穆季”“赵司晨”“赵太爷”，继而又说沈从文对昆明民主运动的看法和昆明中央社的电讯没有什么区别，“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20)就这样，论争还没有开始，作者就全然不顾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一面，先把自己的对手推到了为世人不齿的政府那边去了，面对这样的战法，向来温文尔雅的沈从文只有选择沉默。

但他的沉默不等于认可别人的批判，沈从文还是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也为自己得到的“待遇”深感不平。“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事实上清华方面的民盟和国民党教授倒要好得很，我在此却从不曾和办党（报）的对过面……我在这里从不和党老爷来往，他们倒造谣言说我是帮凶！这里转载上海新闻，却说文协在清华同学会开会，圣陶主席，一同检讨鸳鸯蝴蝶派沈从文，倒真是动人新闻！民盟在云南初期，做文章专在管军事特务的楼某某办的刊物写文章，这刊物，学校有见识的国民党员还不愿写，他们却混成一气，内幕我完全明白，现在倒先来批判一下，说我是帮凶，这倒真是政术！”(21)在写给青年朋友李霖灿等人的信中他说，“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地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唯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22)说是这样说，文坛上的这些风言风语还是让沈从文感到身心俱疲。1947年的除夕之夜，沈从文自己独守书斋，一种孤单、寂寞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想念远在南方的张兆和，也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伤感，甚至对工作产生了一丝厌倦之感：

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扰。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拣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扎，什么时候才可望释然于怀无萦无累？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在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一到这个时候，我即觉得在呈贡有一阵子生活十分合理，用体力劳动代替了手和心和脑，在生命上正常得多。在此一到疲乏时，我实在并我自己的一切成就也感到烦心，觉得无意义可言的。需要的是松一口气，为无事而松一口气。目下可不知要到何时方能得到一整天休息。或一礼拜不必为任何他人事而如此如彼忖度计量。真累！我似乎得休息了。(23)

沈从文确实太累了，需要一个人在身边照顾，好在一家人马上就要团聚了。春节过后不久，张兆和即携龙朱、虎雏回到了阔别8年的北平城，住在北平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1938年10月张兆和带着孩子们逃离北平时，虎雏刚1岁多一点，当他再度来到北平的时候，这里的一切让他充满了新鲜感。相隔40年后，虎雏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次团聚的印象：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有红漆大门，进去不远又有二门，爸爸引着我们绕好几幢平房，才到西北角上新家，这院子真大。

…………

空寂的北海冰已开始疏松，我头一次见到一个滑冰的人，那种式样的白塔也没有见过。

“山顶那个白塔真大！爸。”

“妙应寺还有个更大，元朝定都时候修的，比故宫早得多。这个塔更晚，清朝的。”

故宫博物院金碧辉煌，我原以为凡是古董爸爸都欣赏，到这才知他有褒有贬。

“皇帝身边有许多又贵又俗气的东西，并不高明……”

他对每个角落每件器物，好像都能讲出些知识典故，时而嘲笑当年的种种古怪礼仪，自己说得津津有味，听的人都累极了。

天坛壮美无比，圜丘坛像巨大的三层奶油蛋糕，袁叔站在蛋糕上环顾四周：

“这简直是几何！是几何！”

我被祈年殿的庄重完美镇呆了，什么也说不出。爸爸指着那高处：

“梁思成伯伯上去过，测绘了所有的构造。”

他还讲北京另外许多建筑有多美，但又说：

“啧！可惜了！已经毁掉很多了！”

日子一长我注意到，他在欣赏一棵古树、一片芍药花，凝视一件瓷器、一座古建筑时，往往低声自语：

“啧！这才美哪！”

就跟躺在杨家大院后山坡看云彩一样，但现在经常接着轻轻叹息。他深爱一切美好东西，又往往想到美好生命无可奈何的毁灭。(24)

孩子的感觉是敏锐的，他发现爸爸已经没有了在云南呈贡乡下时的那种闲情逸致，也没有了全家围坐一起忘情谈笑的机会，更不用说陪着他玩“打股骂曹”了。那个和他纵情玩闹的爸爸已经离他远去，眼前的爸爸实在是太忙了。北大复员以后的这段时间可能是沈从文最为忙碌的一个时期，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同时又在辅仁大学兼课，给他带来更沉重负担的，还是业余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从他回到北平的那一刻起，他就与平津的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相继承担了多家报刊的编辑任务：

1946年10月13日，沈从文和杨振声、冯至一起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不久交由冯至全面负责该刊。

同一天，沈从文主持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8期正式出版，至1948年11月8日第118期止。

同年12月，由沈从文等编辑的杂志《现代文录》出版。

12月29日，主编的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出版，沈从文为该刊题写了刊头，该刊物实际主要由沈从文的北京大学同事周定一负责。

1947年6月1日，朱光潜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复刊。《文学杂志》创办时，沈从文负责小说的选稿工作，由于沈从文有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经验，朱光潜请沈从文看全部稿件。据助理编辑常风回忆：“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刊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25)1948年11月，《文学杂志》出于时局的原因停刊，复刊后共出版18期。

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声誉卓著的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工作态度在当代编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不管作者有名还是无名，思想是左还是右，沈从文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决定稿件的取舍。更让他劳累不堪的是，他并不是仅仅选用现成的稿件，一些青年作者的稿子都要经过他的润色，这可以从他致作者的书信中看出来：“你文章擅自增减了些，和本意有不合处，极歉仄”(26)；“尊文载出，略增饰过”(27)；“最近因为北来刊物一年作个生日，选了几篇旧文章刊载，最先刊出的是你在《今日评论》发表过的一篇，当时似乎有些小小增饰涂抹，这一次又擅自动了动字句，寄原稿来作个纪念”(28)。据与沈从文合作编刊物的周定一回忆，“编辑工作中给稿件润色加工是一种无偿服务性劳动，沈先生在这方面既热心，又高明。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出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29)就是对那些字迹潦草不堪难以辨认的无名作者来稿，沈从文也决不轻易放弃，他总是能认真读过后，决定取舍，再向作者提出善意的忠告：

香还先生：

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节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据私见，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因本人若尚吝啬气力，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推己及人谓之恕，话若迂腐，亦大有道理也。不知尊见以为何如？

又“百夫长”似在译文上用，趣剧上可用，普通恐得找个代替。队长、甲长、团练长、连长、特务长，都现成名词，唯百夫长近外国古典，似得改改。正如有人称先生为“员外”“相公”，虽趣而不切，不甚相宜。

又私见，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占去作者时间较多，作者不以为意时，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更仔细安排得好些。（熟人中卞之琳先生，每有译著，如排印齐整，即标点亦不苟且，真可示范。）事虽琐屑，但想想如系将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须了。闲话一堆，不以为意，幸甚。

并候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九月五日(30)

张香还此时只是同济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沈从文不以作者的身份取舍稿件，虽字近天书，但在认真读过之后，觉得稿子写得不错，于是写下了这封循循善诱的书信，他的这篇作品最终刊发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沈从文自己早年有过被《晨报副刊》编者羞辱的遭遇，这遭遇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一直未能释怀。(31)他知道，编者看似无关痛痒的一些行为对初学写作者的伤害有多大。因而，在沈从文的编辑生涯中，绝不慢待青年作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培育着年轻作家，为他们编发稿件、推荐书稿，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李瑛、刘北汜、汪曾祺、吴小如、肖望卿等一大批青年人在他的扶植下走上了文坛，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诗人、小说家、研究者，仅从编辑的角度来讲，说沈从文“开一代新风”一点也不为过。

沈从文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尽管自己家境并不是很好，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作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47年秋，诗人柯原的父亲去世，为了给父亲治病及料理后事，家中负了一笔债，为了偿还债务，柯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提出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沈从文接到信后，马上给他写去回信，表示愿意为他义务卖字，以解燃眉之急。不久，9月20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做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做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

沈从文敬启(32)

在沈从文的热心帮助下，柯原还清了债务，但因战事频繁，两人直到1980年才第一次见面，一时传为美谈。沈从文是一个倔强的人，一旦认准了，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管外面批评的声浪多么刺耳，他依然我行我素，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在这一点上，他是彻头彻尾的“不识时务”。为纪念五四，沈从文写下了《五四》一文，文中历数中国30年来的灾难，指出造成国家越来越糟、人民无可奈何的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政治家“由于武力和武器在手，一种有传染性的自足自恃情绪扩张的结果。这个现实虽带来将军伟人的具体财富和抽象功勋，但是，给国民多数却只会带来灾难；无辜的流血，普遍的穷困，以及一切进步的好梦的破灭。国家一切向上机会，都被这种人轻轻放过了，而持着的却是由于贪得自私招来的悲惨局面”。(33)“政治”这个字眼，在沈从文眼里几乎等同于“战争”与“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它“只能作成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政治家或思想家于此情形下，凡已失去做人良心的，尚认为系必然现象，正可于此变中求有以自见，做人良心未泯的，亦大都除束手缄口，等待同归于尽，殆无事可为”，由此“一个民族自残的流血大悲剧”无可挽回了。(34)

1946年，他还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调停，一年之后，战火依然在中国土地上蔓延，而美国却又对给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的日本做出“种种鼓励”，这种现实让沈从文深感失望。当魏德迈再度来到中国的时候，沈从文感受到的是一种无言的痛苦，“喉头为悲痛所扼住，什么话也不能说了”。他明确地向魏德迈转达了在屈辱和饥饿中长大的中国青年对时局的看法：

他们觉得凡有计划扶助日帝国主义武力或经济复兴的，对中国都是极不友谊行为。

他们再不会如上一代在温饱中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或官吏，以媚悦英美日苏为政术或自见之方。他们可以照自己意思选择朋友或同伴。

…………

魏德迈先生应当明白中国青年原和美国青年有一点相同，即对外战争过久，精神身体都已十分疲惫，实在不希望在本国本土还有战争继续，更不希望另一国家来帮助这种无终结的战乱。他们求和平的背景或动机即在此，他们对于邻邦的友敌印象也即在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注意到买办、官吏、受英美文明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中用，注意点的确也应当变变了。美国如愿扩大友谊至中国青年一代，中国孔夫子有两句话值得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人”是个万万多数恹恹待毙的人民，以及对美国友谊已感到惑疑的知识青年。(35)

显然，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但对美国的调停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1947年10月21日，沈从文在上海《益世报》发表了《一种新希望》一文，他把“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学术独立的重呼”“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看作扭转时局的妙药良方。在他看来，第三方面如能重造，将来必有其光辉前途，学术独立则有利于保存人的心智资源，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孕育一个“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黏合与吸收，且能于更新的世界局势中作有效适应”的“第四组织”，必将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重造。(36)他的这些想法，也集中地体现在他以巴鲁爵士笔名发表的总题为“北平通信”的系列文章当中，他对古都的保护、文化建设、政治信仰的重造以至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都提出了看法，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北平明日能否如此设计发展，期于目前中央政府，自如一荒谬绝伦有悖现实之梦，决无实现可能”。(37)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已经不是那个埋首写作的小说家，他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论家。他反对战争、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过多干涉、呼吁和平、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可以说是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38)如果这些言论发表于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或国民党军队率先挑起内战的时候，无疑会受到在野的各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欢迎。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1947年7月29日，具有标志性的鲁西南战役结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跃进计划，内战爆发一年多来，共产党军队已歼灭国民党军97个旅、歼敌78万人，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此时再呼吁和平，真是不合时宜之举了。

1948年年初，战争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政府军的溃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此时的沈从文依然不能“审时度势”地思考问题，还是按照自己的固有思路讨论时政，这决定了他永远不会成为什么“政治家”，只能属于书呆子一路。当中国共产党正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沈从文却充满温情地书写着地主的宽容与农民的感恩。

1947年12月25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当熊希龄夫人毛彦文女士请他为熊希龄写些什么的时候——沈从文早年曾在熊府住过一年多，后来又到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工作，他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还致函胡适，请他也写些悼念的文字：

适之先生：

前天我到石驸马大街熊家，听熊太太毛彦文先生谈及：“秉三前辈死去已十周年，想请先生写点纪念文章。能在一月三号载出，极感谢。”文章拟分别在各报发表，《大公报》上盼望有先生的文章。这文章如不太麻烦您，或能在二三日内写成，作独立时论稿分寄各处，自然更好。熊夫人说将过府上拜访，我怕她为慈幼院事忙来忙去，到先生家时又见不着面，心中着急，所以写这个信一说。

从文　敬启

十二月廿五(39)

沈从文为此写下了日后给他惹下无数麻烦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在左翼作家笔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到了沈从文笔下变得温情脉脉起来：“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例都要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鸡、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时令送到，有三五百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老太太心慈，照老辈礼尚往来方式，凡遇佃户来时，必回送一点糖食，一些旧衣旧料，以及一点应用药茶，总不亏人。”(40)沈从文这样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在熊家住过一年半，受过人家的恩惠，写此文章借以报恩，而是向来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湘西的民俗风情，我们也很难在《边城》中看出顺顺、老船夫之间的阶级分野来。

对于沈从文，这些文字只是性之所至、信手拈来的，他长期以来建筑的就是这样的人性的小庙，几乎用不着思考。然而，对向来以阶级划分敌我的革命阵营来说，沈从文的上述言论只能被看作一种思想反动的证明，由此，一场更大的批判风暴不可避免地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