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玄黄未定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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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4日，在战争中临时组合起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各自返归原校，沈从文被北京大学国文系聘为教授。
7月12日，沈从文全家乘飞机从昆明飞抵上海。但在上海他听到的却是昆明发生惨案的消息：7月11日晚上，李公朴偕夫人外出时，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暗杀，次日凌晨不治身亡；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完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在归途中又被特务枪杀。这消息让沈从文万分震惊，事情很明显，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内战的阴霾依然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沈从文忧虑的是，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曾经在给巴金的信中说过：“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1)在他看来，“因之书呆子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虽似乎并不曾摇动过当时用武力与武器统制的军阀社会，却教育了一代年青人，相信社会重造是可能的，而武力与武器能统制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向前的进取心！”(2)李、闻惨案的发生，越发使得沈从文忧心如焚，从这两个不幸事件中，他看到的是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为此他写下了对昆明惨案表示极大关注的《怀昆明》，指出：此时主持昆明军事和地方警务的湖南人“如何使这件事水落石出，彻底清楚……实在其责任和义务待尽”(3)。
在上海，沈从文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巴金、李健吾、郑振铎，席间自然会谈到未来的局势和个人的打算，大家都不同意沈从文回北平工作，因为目前的北京大学关系复杂，而教学也不是沈从文最擅长的，与其到那里为难，还不如留在上海，看看时局的走向，再定取舍。沈从文是个一诺千金的人，既然答应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聘请，就应该履约，权衡之下，他还是决定返回北平。
马上就要返回北平了，而北平的情形又怎么样呢？还是自己熟稔的那个北平城吗？在这种情绪下，沈从文写了《忆北平》。作为一个崇尚自然、歌咏理想的“乡下人”，他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但不安定的时局，却使他的大半生一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好不容易盼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但还没有容他喘一口气，内战又来了。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祭出了“理性”的旗帜，走上了反对“战争”的道路：
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忱加上去，堆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4)
在文章的最后，沈从文呼吁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注意孙中山“革命家的真挚热情，和政治家的宽宏气度”：
孙先生难道当真就死了吗？为了中国，他应当还活着，他的意见，他的理想，还必须在一切有清明头脑与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好好活着。中国要得救，这一点十分重要。倘若这种意见在国人已成为老生常谈，决不能有何反应时，我还希望刚刚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先生能好好记住。司徒先生过去个人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且是美国和中国友谊的代表……司徒先生今年已七十过一，据闻学校职务本来即拟退休，今当此大暑天气，不仅不能休息，还冒暑往返南京和牯岭，为中国当前和明日而奔走，可知耶稣、孔子之“爱”与“不忍”，已深中于心。明白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一样，决不宜从任何内战方式中再作广大牺牲。但事极显明，目前实已到一个严重关头，即中国战争的毒瘤，随时会恶化，会爆裂，若不即早设法，中国大规模战争既无从避免，美国明日也就决不能避免不重新卷入战争！司徒先生若体念及人类死亡流血之愚蠢可悯，以及残酷可怕，一定会承认除认识耶稣、孔子外，还必须注意到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中国国运荣枯及世界安定，实如何不可分！
但当他于1946年8月27日乘飞机返回阔别整整9年的北平时，他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想。他看到了天安门前停靠的用来发动战争的美国坦克，发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与“老米”（美国）的密不可分。在中国，“权势”和“财富”甚至都可以改作“美国”，他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东方帝国的没落。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战争。当他8月31日接受《大公报》记者子冈、徐盈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他隐隐约约听到了过去的老朋友丁玲批评自己“与人民脱节”，但他不以为这是在伤害他，因为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这样说他。即便对于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及写作“题材直接汲取于农工且就正于农工的创作方法”，他也不表示反对。沈从文心里很明白，自己要自由，首先就要给予别人自由。但他疑惑的是，“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5)
此时，沈从文并不知道来访的彭子冈和徐盈夫妇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只知道这两位写得一手好文章，“钦佩得很”，他还曾经把他们的文章选入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当他拿到彭子冈的小说稿《惆怅》的时候，尽管作品流露出了对生活在解放区的革命干部的怀念，生性不怕邪的他还是将它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刊登了。三个人谈得很投机，成为知心朋友，他甚至觉得徐盈对时局的意见，要比“张东荪、梁漱溟二老具体。言重造，徐先生的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6)
9月，北平的秋季是色彩斑斓的，但沈从文已无心像郁达夫那样赏玩故都的秋天。在金色的秋天里，他看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
十月已临，秋季行将过去。迎接这个一切沉默但闻呼啸的严冬，多少人似乎尚毫无准备。从眼目所及说来，在南方有延长到三十天的满山红叶黄叶，满地露水和白霜。池水清澄、明亮，如小孩子眼睛。这些孩子上早学的，一面走一面哈出白气，两手玩水玩霜时不免冻得红红的，于是冬天真来了。在北方则大不相同。一星期狂风，木叶尽脱。只树枝剩余一二红点子，柿子和海棠果，依稀还留下点秋意。随即是负煤的脏骆驼，成串从四城涌进。（从天安门过身时，这些和平生物可能抬起头，用那双忧愁小眼睛望望新油漆过的高大门楼，容许发生一点感慨：“你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四十年，什么全崩溃下来了。这就是只重应付现实缺少高尚理想的教训，也就是理想战胜事实的说明。而且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后来者缺少历史知识，还舍不得这些木石堆积物，从新装饰，用它来点缀政治，这有何用？”也容许正在这时，忽然看到那个停于两个大石狮前面的一件东西，八个或十个轮子，结结实实。一个钢铁管子，斜斜伸出。一切虽用一片油布罩上，这生物可明白那是一种力量，另外一种事实，——美国出品坦克。到这时，感慨没有了。怕犯禁忌似的，步子一定快了一点，出月洞门转过南池子，它得上大图书馆卸煤！）还有那个供屠宰用的绵羊群，也挤挤挨挨向四城拥进。说不定在城洞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征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这一进一出，恰证实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澈的“圣人不仁”和“有生平等”。——于是冬天真来了。
这篇文章发表于9月22日（农历八月），按照时令刚刚进入秋分时节，离冬天尚远，远没有达到草木凋零的地步。不过，作家的这种描写似乎与时令无关，它只是作家的心境进入“冬季”的一个信号罢了。“北平缺少得十分严重的不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体，无从暖和这大城中过百万人疲乏僵硬的心！”沈从文反对战争，但天安门前的坦克、运送新兵的汽车……处处昭示着战争的来临，“五十万人在东北在西北的破坏，若尚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北平的文物和知识，恐当真的就只能供第五颗原子弹作新武器毁旧文明能力的测验！”在他眼里，只要是战争，除耗损国家民族力量、导致生灵涂炭外，别无他用，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恢复元气。正是带着这种悲悯与博爱的心态，原本不过问政治的沈从文走上了坚决反对战争的道路。(7)
在这一时期，沈从文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论文写作上，把自己反对党争、反对战争的态度公之于众。尽管是政府的军队率先挑起了全面内战，但沈从文对这“在朝”“在野”的两方面都有微词。长期以来，他既不满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时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有着相当的隔膜。他既不想区分“革命”与“反革命”，也不愿去谈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只是把国共双方的战争看作“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8)；而那些“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9)。这种认识导致了沈从文对所有的党派都抱有本能的反感。
在他眼里，政治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对于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写作者来说，这是最要不得的。他晚年在跟王亚蓉谈话时曾经重申了这一点：“什么处，什么协会，笔会，兼一个，兼一二十个的有的是。能干的不可能凭空生成，不可能，总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人还看不出来，从延安跑到南京，告、争得厉害……内部勾心斗角，我也可以参加，不参加也没什么，参加就出不来了，不过唯一的就是少了机会让人家伺候我。……张先生都看不起这些，我要是热心这个，不知做国民党中央委员做多久了。我那些朋友都是中央委员，什么原因呢？我看到北京大革命前搞党争啊，坐椅争啊，为了这个，争得不可开交。”(10)他曾经以论辩的方式阐明了自己脚踏实地做一个“投稿家”的志向：
“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净作书呆子做白日梦，久想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做，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半夜才能回住处，欠馆子饭账三五元，就不大敢从门前走过，一个人可以如此长远无出息地活下去？我问你。”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挨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忽然会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达到。革命是要推翻一个当前，不管它好坏，不问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这是一种现实。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做委员，做部长，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家，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碜的日子下去了。”
“你说信仰和希望，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由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做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作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
时间于是过去了，“革命”成功了。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当真就有不少凭空做了委员，娶了校花，出国又回国，从作家中退出，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并不十分谬误。做官固然得有人，做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点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的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加速分化。(11)
唯其如此，从事写作二十多年来，沈从文才能一直恪守着自由主义立场，采取不党、不群的态度，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他也婉言谢绝。民盟曾邀他入盟，被他婉拒了。(12)其真正的原因在一封信中谈得更透彻：“为争取群众，以北大作对象，凡值得糟蹋的自由主义者，总想法来一手，在他们自己学校中，却与党员教授如鱼得水，免得因内部冲突减少作用。这就是政治！”(13)1948年，当钱昌照筹办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时候，萧乾曾经来到沈从文住处，邀请他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从文看着眼前的名单，“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分怀疑。‘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14)。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明白，“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15)。
从当时的时局来说，沈从文这些充满了书呆子气的议论着实有些“不识时务”。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里，他既不懂得察言观色，也不懂得随行就市，一心想着推销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致力于创造一个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知识理性完全抬头的和平世界，结果使“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把他看作“对头”。对沈从文的激扬文字，远在上海的巴金、李健吾着实为这位老朋友捏着一把汗，他们让当时正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为好。汪曾祺为此连写两信，说服自己的老师不要再写这样得罪人的文章，(16)但已经是覆水难收，革命作家对沈从文的批判早已蓄势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