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偷走情感的大盗[1]
被遗弃的新生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希望。母亲的身体为婴儿提供了第一个感官生境，监控着婴儿的生长发育。出生后最初的几个月，生境开始扩大，并根据不同的家庭结构融入另一个感官基础，另一个我们称之为“父亲”“祖父”或“姨母”的依恋对象。也就是说，在生命的最初，社会结构为孩子设置了行为和语言上的监护人，他们将引导幼儿的身心发展。
有时，这个生境会因为母亲生病、家庭暴力、社会动荡、饥荒、疫病、战争及其他人类社会并不罕见的不幸事件而改变。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就构成了拥有不幸出身的群体。环境的改变影响着幼儿最初的自我构建。当母亲死亡且没有情感替代者，即另一个以自己的身体、行为和言语来构筑新的生境并继续监控幼儿身心发展的对象时，生境甚至会消失，孤零零的孩童也会死去。生境一旦改变，不好的开始会让孩童的成长受到影响，但这种波及效应并不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出身不幸的孩子仍有可能改变人生轨迹。
在原始社会，族群这一结构可以弥补母亲的缺失。族群里的男男女女，三三两两，比肩而行，捕猎小动物，采摘蔬果。刚失去母亲的幼儿可以在族群组成的生境中继续成长。当文明日趋复杂，技术逐渐区分出不同的群体。高效的武器和精准的陷阱使猎人群体更为专业，前往远方狩猎的男性不再是新生儿最初生境的组成部分。到了新石器时代，圈养牲口和播种农作物成了族群的两大活动，感官生境也在新的环境中生成。当母亲死亡或不能照顾幼儿时，那一时代的文明会为幼儿提供一个新的生境，保障其生存。情感替代者的人选取决于该种文化影响下孩子受教育的方式。在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化中，小男孩们会追随男性，模仿他们的行为并学习狩猎、打鱼、畜牧和耕作；小女孩们则追随女性，学习照看农田、家庭及幼儿。奇怪的是，教育上的性别局限却给了孩子自由的感受！在巴西的贫民窟、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印第安部落或马格里布的南部，我看到孩子们四处玩耍着、奔跑着，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每个成年人都是家长，对所有孩子负责。孩子们则对这些成年人言听计从，绝不会跑出村子。
由于气候、技术、战争以及赋予不同行为以不同价值的叙述的演变，感官生境的结构也随之有了变化。这种相对封闭的、自身文明薪火相传又极具约束力的村落形式一直维系到了19世纪工业大发展时期。“1797年，政府出台了一项举措，鼓励最早一批工厂主雇用收容所的儿童。”[2]当噬人的疫病使孤儿的数量与日俱增，当赤贫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在收容所能过上稍好一点儿的生活，遗弃便不再被视为一种罪行。收容所里都是无家可归的儿童，女孩被送去做包揽一切的女仆，男孩被送去做农工或在新兴工厂里做些零碎活。独居者、农业定居点及天主教机构被指望收留一些孤儿。比起今天，他们肩负的对孤儿的教育使命并不算沉重：可容身入睡的一角，公共餐桌上的大锅饭，以及过早地工作，这些对孤儿们来说就是生活的全部。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教育的不足：爱弥尔·左拉的《家常琐事》，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莫泊桑的《一生》，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在作家的笔下，出身不济的孩子们在遇到了善良的资产阶级家庭（奥利弗·崔斯特）、参与了社会解放运动（加夫罗契）或结识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成人（珂赛特）后，变得坚强起来，有些甚至彻底告别了小偷小摸的行径。这类呈现命运逆转的文学作品与文化上的刻板偏见——无家可归的孩子会变得蠢笨或会走上歧途——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文化表达里，社会给出的回应是惩戒少年小偷和雏妓。
为什么遗弃您的孩子？
——我每天只能挣到20苏。
——你没有父母可以依靠，可这笔账总是要算的……
——因为我们无父无母就得去坐牢？
——是的，去坐牢，就是这样。[3]
到了20世纪，对弃儿的成见依然存在。让·热内出生于1910年，他在七个月大的时候成了弃儿，随后被木匠及烟草商查尔斯·赫尼耶一家收留。
当时，莫尔旺的福利机构声誉还算不错。[4]被抛弃的婴儿可以住在收养者家里，可以喝到母乳，到了十二岁左右被送去做工，为已建立亲密关系的收养家庭带去一份收入。
让·热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善良的家庭收养了。家里除了他，还有两个孩子——贝尔特和乔治，以及另一个来自公共救助机构的孤儿露西。他们组成了一个稳定而又快乐的家庭。热内在教堂唱圣诗，并且通过了小学毕业考试。在这个家庭里，大家亲切地交谈，赫尼耶夫人称热内为“我的让”，跟法国中部的普通家庭无异。热内的姐姐，也就是同样被收养的露西·维尔茨证实：“赫尼耶一家是村里最好的人家了！……我从没见过像我父亲赫尼耶先生这么善良的人。”热内深受母亲疼爱，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5]这个宠儿，“家里的小皇帝”[6]，没有给家里制造任何麻烦：“我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您猜这是为什么？因为收养我的家庭紧挨着学校，校门就在家门旁边……我每天都会去学校……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农民的孩子；他们……会照看奶牛，会耕田。”[7]他的同班同学这样回忆——卡米耶·阿尔克说：“他很爱看书，即便课间休息时也会靠着矮墙，手不释卷。”马克·库斯谢说：“他总是与同学保持距离，独自看书。”[8]
这些描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象着这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整日在家无所事事，推开隔壁的门就进了学校，没有伙伴，不玩乐也不闯祸，默不作声地靠着矮墙不停看书，也不像同龄的男孩那样下地干活儿。我很纳闷，为什么多年之后，七十岁高龄的热内用如下的语句讲述他的童年：“我总是第一个到学校……因为收养我的家庭紧挨着学校。”他说的是“收养我的家庭”。而另一个被收养的孩子——露西·维尔茨却说：“我从没见过像我父亲赫尼耶先生这么善良的人”，她会使用“我的父母”“我的兄弟”这类字眼。同在一个家庭，同住一个村庄，同是被收养的弃儿，这两个人却对外部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露西的热切依恋与让的情感疏离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住在收养者的家中”等同于“我只是被安置在了有人照顾的旅馆里，而我，由于害怕人际关系，就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友好的人际接触让我焦虑，于是我便躲在书本的后面。所以我才显得又乖又听话”。或许这些话可以解释日后出现的那些问题。
注释
[1]Bowlby J.,《Some pathological processes set in train by early mother-child separation》，J.Ment.Sci.,1953，99，p.265—272.
[2]Laplaige D.,Sans famille Paris.Orphelins et enfants abandonnés de la Seine au XIXe siècle,Paris,Centurion,1989，p.7—8.
[3]Cité in D.Laplaige,Sans famille Paris,op.cit.,gravures p.64—65.
[4]Jablonka I.,Ni père ni mère.Histoire des enfants de l'Assistance publique（1874—1939），Paris,Seuil,2006.
[5]Jean Cortet (camarade de classe) cité in I.Jablonka,Les Vérités inavouables de Jean Genet,Paris,Seuil,2004，p.44.
[6]Dichy A.,Fouché P.,Jean Genet.Essai de chronologie,1910—1944，Saint-Germain-la-Blanche-Herbe,IMEC Éditions,2004，p.59.
[7]J.Genet,entretien avec P.Vicary（1981），cité in P.-M.Héron commente,Journal d'un voleur de Jean Genet,Paris,Gallimard，《Folio》，2003，p.232.
[8]Jablonka I.,Les Vérités inavouables de Jean Genet,op.cit.,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