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词语所呈现的世界

话语应有未尽之处，以便留下诠释的空间。精准的话语只不过是一种指示，是事物的标记，没有情感，没有脉搏，仅仅是用来引出答案的信息。为了激活思想的乐趣，就需要幻想，需要搭设语言的舞台。

荷兰人列文虎克（Van Leeuwenhoek）在改进了显微镜后，观察到了一枚精子，一个被一层薄膜包裹的微小生物，它因此得名：细胞。但是到了20世纪，电子显微镜进入实验室以后，科学家发现细胞膜上有如此多的管道，当初就该称这些细胞为“漏勺”，如此便改变了对这一事物的描述。圣经中的“房屋”一词指的是已存在了数千年的事物，放在21世纪，这个词指的则是不同的生境。爱弥尔·左拉笔下的“工人”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绝非处于相同境遇的对象。“死亡”一词不仅仅代表生命的终点，我曾听到一个巴勒斯坦少年对另一个孩子这样说道：“你的父亲比我的父亲更伟大，因为他被敌人杀害了。”由此我明白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父亲死亡时的情境远比死亡本身更有意义。“我的父亲死于衰老”和“我的父亲死于战斗”，这两句话展现了对死亡的不同表述，并导致了对死亡的不同定义。相同的词汇所引起的感受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笔下所写之词拥有转变的力量。“人一旦学会读书，便成了阅读者”[1]，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已经改变了自己做人的方式。“文学，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证明了仅仅活着是不够的……”生命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词汇，是必要却又不足的存在。艺术是对这种生命的否定，文字陷阱创造了存在的感觉！唯一的真实即灵魂；只与肉体相关的一切“与我无上纯净而又崇高的幻想相比，都显得庸俗不堪……在我看来，这些幻想才是最真实的存在”[2]。

事实上，事物的真实性往往是不可感知的，必须借助科学手段使之变得可见且可懂。填充人们精神世界的并不是现实，而是通过幻想和叙事形成的对现实的描述。我们意识不到自己荷尔蒙的分泌或大脑的运作，但当我们被外部世界的描述支配之时，恰是所说所写之词为我们赢得了一方自由之土。为了站立或呼吸，我们别无选择，身体必须无意识地向现实妥协。不过，当我们用语言对构建了自我表征的事件进行记录时，便可通过叙述对事件不断加以修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带来了一段混乱的童年。1944年1月10日，六岁的我被依附德军的法国盖世太保逮捕了，那个早晨，我知道了自己是犹太人。之前并没有人告诉我，因为我身边已经没有犹太人了，他们不是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加入了法国军队或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为了保护我，我身边的基督徒正义之士们也没有告诉我这一事实。解放之后，当我讲起我六岁那年的被捕、逃亡和斗争时，大人们笑了起来，因为这样的现实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不信任让我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对此事缄口不言。在找到了档案和见证者之后，我想重新思考这段奇异的童年。我以调查而非自传的形式写了一本书[3]，我把自己的记忆与官方资料做了对比，并且我又回到战时之地，遇见了那个混乱时代的几位见证者。我在政府的资料里发现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实，这些事实与我讲述的故事颇有出入。我去了波尔多的犹太教堂，这个教堂在1944年曾被改作密布着铁丝网的监狱，当时里面的士兵都荷枪实弹。我不得不承认，我记忆中的场景与事实的真相以及建筑的原貌并不相符。我遇到的几位见证者和我一样经历了德国占领时期，经历了孤儿收容所的生活及波尔多、贝格莱和卡斯蒂隆—拉巴泰尔的解放，然而我不禁诧异，我们之间的记忆差别竟如此之大。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对自己记忆的篡改。写完这本书之后，童年的回忆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四十年间，它一直是无声的，如同默片一般由清晰的画面构成。在写完这本书，在经历了解释、辩论、发现甚至是批判之后，我的童年不再是沉默的想象，而是成了可被阅读的事迹。从那之后，我觉得我童年的记忆像是另一个孩子的，有趣却又零散。写作改写了我的回忆。

如今我了解了，得益于内心的记叙、与三五近亲分享的故事以及文化语境对我们破碎童年的讲述，书写出与现实不同的故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注释

[1]Despret V.,《Habiter le monde autrement,avec des animaux》，conférence au Collège méditerranéen des libertés,Toulon,le 24 avril 2017.

[2]Pessoa F.,Le Livre de l'intranquillité，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99，p.68.编者注：中译名为《惶然录》（费尔南多·佩索阿著），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3]Cyrulnik B.,Sauve-toi,la vie t'appelle,Paris,Odile Jacob,2012.编者注：中译名为《走出悲伤》（鲍里斯·西瑞尼克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