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环境的因与果

1.地理条件：植被、土壤、气候、降水和水系

无论俄国的爱国主义史学家们如何书写，上帝在创造人类时，都并未将俄罗斯人置于他们今日所处之地。在我们有据可依的最早时期，俄罗斯的心脏地带——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茂林区域——曾居住着芬兰人和立陶宛人，而在其东部及南部的毗邻地区则居住着土耳其人。俄罗斯人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迁移至此的。在这之前，他们与其他斯拉夫族系居于一个即便是粗略估计也无法确定边界的区域，这一区域被认为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北，西至维斯瓦河或奥得河，东至今日的白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前世鲜为人知。尽管因考古发现，石化语言及民族名称，催生颇多理论，但具体的证据仍极单薄。仅可为证的是，早期的斯拉夫人是组成宗族和部落的游牧者，他们既不具备政治组织形式也不具备军事组织形式。他们在西部和南部与哥特人为邻，北部和东北部与立陶宛人相接。老普林尼和塔西佗提到过的维内蒂人（Veneti）或维内德人（Venedi）似乎就是斯拉夫人。这一古老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在德语中有“文德”（Wenden）一词，指一个已经消亡了的西斯拉夫人国家；在现代芬兰语中亦有“维纳亚”（Venäjä）一词，即“俄罗斯”。其他被外国作家使用过的指代斯拉夫人的名称还有“安特”（Antae）和“斯克拉文尼”（Sclaveni）。斯拉夫人似乎自称“斯洛文尼”（Slovene）或“斯洛维亚尼”（Sloviane），这很有可能来源于“斯洛沃”（Slovo）一词，意为“词语”，指具有说话天赋的人，与意为“哑巴”的“涅姆茨”（Nemtsy）一词相对，而“涅姆茨”是斯拉夫人对所有其他欧洲人，更具体地说是给他们日耳曼人邻居的称呼。

在罗马帝国时代，斯拉夫人居于中欧，是一个没有族群差别的同种群体。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受到因亚洲蛮族涌入而造成的巨大人口迁徙潮的影响，斯拉夫人的同种性开始瓦解。斯拉夫人的迁徙似乎于4世纪末就已开始，即在匈奴人入侵欧洲导致相邻的哥特王国毁灭之后，然而，大规模的迁徙是在新一轮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Avar）发起猛攻后，才于6世纪成为主流。阿瓦尔人入侵后，一部分斯拉夫人向南扩散至巴尔干半岛，止步于拜占庭的疆界。另一部分人东移，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的阻碍，进而逐渐分成了一些小的部族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域散居，同时还征服了极为原始的芬兰人和立陶宛人，并定居在他们当中。正是在这个迁徙时期，即6世纪—10世纪之间，原始的斯拉夫人逐渐发生了分化。斯拉夫人最初分化为三个主要的地域支系（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后，他们继续分化形成若干独立的民族。而在斯拉夫世界的另外一些部分，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

在开始探讨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的历史演化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他们在迁徙中所遭遇的自然境遇进行一番详述。现代的西方读者对自然地理学没有太多耐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与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能够将他们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但即便这种为现代西方人所享有的相对摆脱了对各类自然环境依赖的状况，也仅仅是不久前才实现的，且范围仍十分有限。就人类前现代生活的条件而言，摆脱对自然界依赖的想法是无稽之谈。要理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在受两场革命直接影响的有限地区之外的人类生活，就需要承认：自然环境是相比被人类改造过的环境来说影响力大得多的因素。生活在前科学阶段和前工业化阶段的人类除了使自身适应能够满足其生存所需的自然环境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适应即意味着依赖，所以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对前现代时期的人类来说，在心智、习惯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人类只有在开始感觉到能够从对自然的全面依赖中解放出来时，才可以幻想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俄国而言，地理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下文将指出）该国本身之贫瘠以至于最多仅能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况。贫瘠导致该国居民行动空间不大，迫使他们在非常狭窄的选择范围内劳作。

从植被的角度来看，俄国从东到西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的带状区域1：

（1）苔原：这一区域位于北极圈以北，被地衣所覆盖，无法维持正常的人类生活。

（2）森林：苔原以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占据了欧亚大陆北半部——从北极圈至北纬45度—50度之间的绝大部分区域。这片森林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北部的针叶林带，主要由云杉和松树构成；第二部分是混生林带，由一部分针叶林和一部分阔叶林构成，这一区域是俄国的中央腹地，莫斯科和现代俄罗斯国家即兴起于兹；第三部分是森林草原带，即将森林与草原分开的过渡区域。

（3）草原：从匈牙利延伸至蒙古的广袤平原。除人工种植外，这里没有树木生长；就其本身而言，仅自然生长了草植和灌木。

从可耕种土地的角度看，俄国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区域，界线大致与划分森林与草原的线条重合：

在森林地带，土地的主要类型是灰壤，这是一种缺乏自然营养成分的土壤，营养成分存在于土壤深层，只有进行深耕方可利用。这一地带存在大量沼泽和湿地，以及大片的沙土地和黏土地。在一些森林草原地带和绝大部分草原地带，土壤的主要类型是肥沃的黑土，其颜色和肥力源于腐化的草植和灌木所形成的腐殖质。黑土中2%—16%的腐殖质分布于2英尺—6英尺①深的土层中。在俄国大约有25亿英亩②土地为黑土所覆盖，构成了农业的中心地带。

俄国的气候是所谓的大陆性气候，即夏季炎热，冬季极寒冷。在冬天，越往东天气越冷。俄罗斯最冷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边，而是在它的最东边：上扬斯克。这个西伯利亚城市有着世界上最低的气温纪录，纬度比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稍低一些。俄罗斯气候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在于，墨西哥暖流产生的暖空气在温暖了西欧之后，随着它向内陆移动并远离大西洋沿岸而逐渐变冷。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西伯利亚，纵然拥有可能无穷无尽的农田，但大部分都不适合耕种；其东部地区的与英格兰同纬度的土地则完全无法耕种。

降水情况则不同于植被和土壤分布的模式。西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降水最为丰沛，那里的降水由暖风带来，而随着暖风向相对方向，即东南方向移动时，降水也逐渐减弱。换句话说，降水量最大的地区恰恰土壤最为贫瘠。俄罗斯降水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降雨量往往在夏季的后半段达到最强。在莫斯科地区，一年中雨水最多的两个月份是7月和8月，其间的降水量几乎占全年的1/4。降雨分布时间表的细微变化，可能就意味着春季和夏初的干旱，以及收获时节灾难性的暴雨。相比之下，西欧的降雨在全年内的分布要均衡得多。

最后来谈一谈水系。俄国的河流呈南北走向，主干河流没有东西走向的。不过那些大河的支流则是东西走向的。由于俄罗斯较为平坦（其欧洲部分没有海拔超过1400英尺的地方），其河流不是源自高山，而是源自坡度较缓的湿地及湿地形成的湖泊。因此俄国拥有独特的通航水道网络，这一网络由主干河流及其众多支流组成，通过便利的连水陆路③相互连接。即便借助原始的运输方式，也有可能实现从波罗的海横穿俄罗斯行至里海，并可通过水路到达此间的大部分陆地。在西伯利亚，水系形成的绝佳交通网络，使得17世纪时俄国的毛皮商贩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数千英里④抵达太平洋，并通过水路运输开辟西伯利亚与本土之间的定期贸易。如果没有这些水路，在铁路出现之前，俄国人的生活几乎很难超过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由于距离太过遥远，加之大面积的极寒条件下，维护道路的代价太过高昂，俄罗斯只有在冬天当冰雪覆盖的地面可供雪橇滑行时，陆地交通才是可行的。这也解释了俄国人对于水路运输的极大依赖。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宗商品运输都是靠舟船实现的。

2.极北的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影响

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一样，古代的俄罗斯人主要是半游牧民族；而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后，则会慢慢向农业生活过渡。然而对东斯拉夫人来说不幸的是，唯独他们所拓殖的地区极不适合耕种。作为土著的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把农耕当作副业，主业则是在森林渔猎和在草原畜牧。俄罗斯人则与之不同，他们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严重依赖农业，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最基本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困难有：北方土壤的贫瘠，分布不均的降雨，即收益最少的地方雨下得最大，且在农耕时节雨水往往来得太晚。有记录以来，俄国平均每三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降雨在地形和季节分布上的特殊性。

然而，最严重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该国所处的极北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与加拿大同属于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诚然，现代俄国控制了大片的亚热带地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突厥斯坦），但是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的时间较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并入的。混生林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的摇篮，就如同勃兰登堡对德国的意义，法兰西岛对法国的意义一样。直至16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几乎都被限制于这一地区，因为令人垂涎的黑土草原还处于敌对的突厥部族的控制之下。尽管俄罗斯人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向草原渗透，但是直至18世纪末在他们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之后才成为其主人。在他们的国家形成时期，俄罗斯人不得不居住在北纬50度—60度之间的区域。这大约相当于加拿大所处的纬度。然而在对两国进行比较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一些差别。首先，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口一直居住在该国最南段，沿五大湖与圣劳伦斯河，即北纬45度的地区，在俄国对应克里米亚和中亚草原的纬度。加拿大90%的人口生活在距美加边境200英里的范围内，在北纬52度以北的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活动。其次，纵观加拿大历史，该国一直与其富裕的南方邻邦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以此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往来。（加拿大至今仍然是受美国投资最大的国家。）最后，加拿大从未有过供养众多人口的负担；对于那些本国经济无力为他们提供谋生机会的加拿大人来说，已经习惯于季节性或长期性地移居美国。就俄国而言，上述优势一条都没有：邻邦既不富裕也不友好，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维持18世纪中叶时数量就超过了今日之加拿大的众多人口。

农耕季节的短暂

俄国所处地理位置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它的农耕季节极其短暂。在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附近的针叶林地带，一年中仅有4个月的农耕季节（5月中旬至9月中旬）。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地区，农耕季节延长至5个半月（4月中旬至9月末）。草原地带的农耕季节为6个月。在俄国，一年中除了农耕季节之外的其他时间完全不适合农业劳动，因为土壤硬如岩石，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相比之下，西欧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则能持续8—9个月。换言之，西欧农民可以支配的田间劳作时间要比俄国农民多出50%—100%。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冬季气候温和，仍然可以从事农耕之外的劳动。这种简单的气候因素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在下面的篇章中阐明。

短暂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及其必然结果，与漫长而艰难的寒冬，还给俄国农民造成了另外的困难。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畜在室内圈养的时间比西欧农民要多出两个月。因而俄国农民饲养的耕牛错过了早春的牧养时机，而当它最终被放牧在草场的时候，则处于彻底消瘦的状态。俄国的牲畜一直质量低劣，尽管政府和开明的地主试图改善，但仍然无济于事；从西方引进的品种，总是迅速地退化到和本地的糟糕品种没什么差别的状态。饲养牲畜方面的困难阻碍了森林地区肉业与乳业的发展，同时对役畜的品质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导致了畜粪肥料的长期短缺，尤其是在最需要这种肥料的北方地区。

农业的低产

俄国土壤的贫瘠、降雨的不均和农耕季节的短暂，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农业低产。

通过种子自身繁殖次数的反映来衡量农业产量是最有意义的。例如，播种时投放1颗谷粒，收获时获得5颗谷粒，就可以说产出率是1∶5。欧洲中世纪时期产出率通常是1∶3，最好的是1∶4，这是使农业具有生产意义和创造维持生命条件的最低比率。必须指出的是，1∶3这一产出率意味着年收成量为投入量的两倍而非三倍，因为必须要把每年收成的1/3预留作种子。这也意味着每三亩可耕种的土地中必须有一亩用于种子培育。在13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人口放弃了粮食种植，取而代之的是从农民那里购买。城市中出现了谷类与其他农产品市场，这促使西欧的地主与农民通过使用更加密集的劳动力与加重施肥的方法来实现增收。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产出率已经达到1∶5。后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产出率又进一步提高至1∶6和1∶7。到19世纪中叶，以英格兰为首的一些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可以获得1∶10的产出率。如此戏剧性的提升具有比该数字本身更大的经济意义。在那些播种一粒而收获十粒的土地上，农民只需要为育种留出1/10的土地和1/10的收获，就像在1∶3的产出率下留出1/3。在产出率为1∶10的条件下，所获得的净回报是产出率为1∶3条件下的4.5倍，这使得理论上能够在既定区域中维持更多的人口生存。这种多年盈余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很容易理解。可以说，文明只发端于那些投入1粒种子，至少可以获得5粒收成的地方；正是这个最低盈余决定了（假设没有食物进口）是否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可以从必需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在一个粮食产出率相当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的。”2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在中世纪时期的平均农业产出率也是1∶3。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没有经历任何改善。至19世纪，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大体上仍然与其15世纪的水平相当，差的年份会降至1∶2，好的年份会升至1∶4甚至1∶5，但几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数是1∶3（北方地区略低于这个数字，南方地区略高于这个数字）。这一产出率基本上处于足够维持生活的水平。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某种自古以来就在压迫下苟延残喘、为勉强维持悲惨生活而刨土觅食的生物，根本站不住脚。一位俄国农业史学家近来用下面的文字对那种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一位学者对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那时农民的状况就已经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正在全面走向死亡。但是后来，他们的境况又变得更糟了。15世纪更糟，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一直都是更糟，而且越来越糟。就这样一直糟下去，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错……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波动的，是有可能下降的，但是不可能无限地下降。否则，他们是如何活下来的呢？3

答案当然是：对于俄国农民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传统认识一定是错误的。近来有研究对15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农民和16世纪的白俄罗斯与立陶宛农民（他们都居住在北部的低品质灰壤地区）的收入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充分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4俄国农业面临的困难不是无法养活其耕种者，而是从来都无法实现显著的盈余。俄国在生产力方面与西欧之间的差距逐世纪增大。至19世纪末，效益好的德国农民通常能够从1英亩土地上收获超过1吨的谷类，而同期的俄国农民仅能勉强收到600磅⑤。19世纪晚期的俄国，1英亩小麦的收成仅为英国的1/7，且不足法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的一半。5俄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用谷物产出率还是土地产出率计算，在当时都是欧洲最低的。然而，俄国土地低下的生产力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斯堪的纳维亚尽管也处于北方地区，但在18世纪时的农业产出率也已达到了1∶6；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当时的土地处在德意志贵族的掌控下，在19世纪前50年的农业产出率在1∶4.3至1∶5.1之间，即一个有可能开始累积盈余的比率。6

市场的缺失

除了已经列举出的自然因素之外，导致俄国农业生产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市场。在这里，如同大多数历史现象一样，原因与结果在一种彼此往复的模式中相互影响：原因导致结果，而结果本身又转化为一种力量，反过来作用于最初的原因并使其发生改变。不利的自然条件导致了低产出率，低产出率带来的后果是贫困，而贫困就意味着农业产品没有购买者，缺乏购买者又阻碍了产出率的提高。这一切的净效应则是：农业生产缺乏激励。这种恶性循环只能通过一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打破，在此即是开放与其他国家的商贸往来或者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

显然，盈余的农产品一定不是卖给了其他农民，而是卖给了那些自己不种植粮食的人，实际上就是城镇人口。在缺乏城镇市场的地方，多余的粮食除了酿酒别无他用。如前所述，中世纪欧洲农业产出率的改善最初与城市的增长有关。大量商业与手工业人口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同时农业的进步也使得那些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在俄国，城市从来没有在国家经济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反常的是，数个世纪以来，俄国城市的作用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到18世纪，俄国的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3%，而且这一数字也有虚头，因为大多数的俄国城市居民传统上是由地主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俄国也无法将自己的粮食销往国外，因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俄国没有国外市场。在那之后，一些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才认为进口粮食比自己种植更加便宜。俄国距离国际贸易的主干线路太遥远，以至于无法发展出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城市文明。俄国在其历史上曾经三次被拉入国际贸易的主流之中。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出现了城市的萌芽，但每一次的城市繁荣都是昙花一现。第一次出现在9世纪—11世纪期间，随着穆斯林的扩张和东地中海地区关闭了对基督教世界的贸易，俄国提供了一条从北欧至近东的便捷路径。很大一部分旧俄国的主要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轮国际贸易因突厥游牧民族切断了通往拜占庭的路线而在1200年左右终止。俄国第二次参与国际贸易是在13世纪—15世纪，当时诺夫哥罗德是汉萨同盟的主要成员。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之间的联系被莫斯科强行切断。近百年后，莫斯科荡平了诺夫哥罗德。第三次始于1553年，当时英国商人发现了一条经北海抵达俄国的航道。由此而出现的国际贸易再次促进了城市的活跃增长，这一次是连接莫斯科与北海的道路和河流沿线的城市。这一轮国际贸易在17世纪后半期中断，部分原因是俄国政府迫于本国商人的压力，撤销了曾经赋予外国商人的特权，也有部分原因是西欧对俄国商品需求的缩减。俄国的城市数量很少，除了莫斯科以外，城市的人口也较少，主要发挥着军事与行政管理的功能，因此无法形成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市场。

农业的无利可图

因此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刺激去克服自然条件上的缺陷。俄国的地主与农民主要将土地视作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而非致富的方式。确实，俄国没有什么主要的财富是由农业创造的。由于产量微薄且市场太过狭小，人们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也寥寥无几。几乎在整个19世纪，俄国农民所使用的基本农具是一种名为“索哈”的原始耕犁，这种犁的最大入土深度只有10厘米，仅能将土壤划开而不能发挥翻地的作用，其优点是只需要很小的牵引力，而速度是一般耕犁的十倍。俄国的基本作物是黑麦，之所以选择黑麦是因为它对北方气候和贫瘠土壤的耐受性和适应性较好。它也恰好是产量最低的谷类作物。从16世纪至19世纪，俄国农民普遍采用三圃制进行耕种，这种耕种方式要求1/3的土地保持休耕状态以恢复肥力。这种体制是非常不经济的，以至于在一些农业先进的国家，例如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弃用了。在俄国，人们全部的智慧都用于如何尽可能少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充分利用土地。每个俄国人都力图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农民认为没有比放弃土地，去做一个小贩、工匠或者放高利贷者更好的选择了；农村的商人则希望成为贵族；贵族则希望进入城市或在政府机构担任一官半职。因俄国人众所周知的无根性、“流动”倾向，西方旅行者常常习惯性地把俄国人记述为寻根的民族，不管是土地上的还是社会地位上的。这主要是由俄国农业的边缘性造成的，即土地无法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除了维持生计之外无法提供更多的东西。

俄国的农耕行业到底有多么无利可图，尤其是在林带，也许可以通过一位曾经于19世纪40年代访问过俄国的普鲁士农学专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的计算得知。哈克斯特豪森比较了两块相同规模假想农场的收入，均为1000公顷的耕地与草场，一块位于莱茵河畔的美因茨附近，另一块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雅罗斯拉夫尔附近。据他的估算，这个规模的德国农场需要8名男性和6名女性农民的持续维护，并需要使用1500个季节性雇佣劳动人工日和4组马匹。运行总成本将近3500个塔勒。预计毛收入为8500个塔勒，年净利润为5000个塔勒。在雅罗斯拉夫尔，因为农耕季节较短，需要密集劳作，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需14名男性和10名女性，2100个季节性雇佣劳动人工日和7组马匹。结果，投入上的高花费使得利润下降近一半，为2600个塔勒。上述计算的前提条件是两块土地的土壤质量等同且产品的价格也相同，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位于俄国的这块土地，还有许多不利条件需要考虑：严冬导致农民1年12个月中至少6个月无法从事任何田间劳作；由于路途遥远、恶劣的路况与稀疏的人口密度而导致的高昂运输成本；俄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德国农民；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条是农产品的低价格。基于这些不利条件，很显然，农业在俄国北方并不是一个划算的行业，只有在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可供选择时，从事农业才有意义。最终，哈克斯特豪森用一条建议总结了其观点：任何人如果被赠予一块位于俄国北方的田产作为礼物，并按照中欧农田的方式经营，那么最好拒绝接受这份礼物，因为经营这样一块田产需要年复一年地投入资金。在他看来，在俄国经营农业，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有利可图：要么使用农奴进行耕作（免除地主用于农民和家畜的费用），要么与制造业结合经营（在冬季月份雇佣闲置劳动力）。71866年，一位俄国土地专家认可了哈克斯特豪森的观点，他称：在俄国，将资本投给政府债券比投给农业有更好的回报，在国家机关任职比经营农业更有利可图。8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何另外一个19世纪早期的德国观察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农业被如此粗放地经营”。9俄国农业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被无情剥削、没有得到应有的滋养，如此直到被消耗殆尽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在提及旧时俄国农民在“榨干土地”方面的独特天赋时，所指的就是这一现象。10

副业的有益补充

由于土地产出太低，依靠土地生活十分不稳定，以至于各个阶层的俄国人从最早就深谙各种副业以补充农业收入。俄国的林带地区，在其未被人类开垦的状态下，充满了取之不尽的野生动物：鹿、麋鹿、熊以及大量多样的毛皮啮齿类动物。农民们猎取这些动物进贡给王公贵族、地主、僧侣以及留作自用。这里还有大量的蜂蜜。这里甚至没有必要建造蜂箱，因为蜜蜂把蜂蜜都存入了枯死的树干中。江河湖泊中生存着大量鱼类，包括从里海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的鲟鱼。丰富的野生动物使得早期的俄国人得以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基本生存水平之上。这些森林物产对俄国人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在17世纪，从皮毛销售（主要是销给国外商人）中获得的收入成为当时帝国财政收入中单笔最大的项目。随着森林被开辟用作农田和牧场，以及过度狩猎使得野生动物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尤其是价值较高的毛皮类动物资源。俄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开采自然资源，转向了制造业。18世纪中叶，俄国出现了一项特殊的家庭手工业（Kustarnaia promyshlennost），既雇佣自由劳动力也使用农奴为当地市场工作。该产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俄国农业生产与家庭的需求，产品包括了粗布、银制品、圣像、乐器等等。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地主与农民的相对富裕即是源于这一产业。到19世纪末，工厂工业的增长削弱了家庭手工业的简单产品市场，进而使得农民，尤其是北部省份的农民，失去了重要的补充收入。

然而，副业尽管重要，可本身还是无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民经济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农业。在俄国的农耕条件下，土地的快速贫瘠化迫使农民不断迁移，去寻找新的未开垦的土地或是经过了长期休养已经还肥的土地。即使该国人口数量保持不变，俄国也将经历异常活跃的农民迁移运动。近代人口的快速增长给了这种趋势一股强大的外来刺激。

3.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一份不甚完善的人口记录可断定，直到18世纪中叶，俄国人口都相对较少。最大的估计数值为：16世纪中叶——900万至1000万，16世纪末——1100万至1200万。另外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是：上述两个时期分别为600万和800万。相比之下，16世纪奥地利人口为2000万，法国1900万，西班牙1100万，波兰在17世纪的人口约1100万。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人口激增始于1750年左右。在1750—1850年间，俄国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700万—1800万左右激增至6800万）。这一增长中有一部分（或许约1000万）是来自于征服，但即便把扩张的因素考虑进去，俄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是令人惊叹的。1850年之后，沙俄的领土扩张实际上已经停止（此后所征服的主要地区是突厥斯坦，但其居民数量不多），但人口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从1850年的6800万至1897年的1.24亿，再到1914年的1.7亿。如果说16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增长了20%，那么19世纪后半期则增长了一倍。19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最高的，但同期的粮食产出率却是欧洲最低的。11

养活这些多出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一定来自某处，除非因大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但在旧制度结束之前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尽管经常出现歉收和偶然发生的地区性饥荒。粮食进口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没有可销往国外以换取利润去购买食品的东西。那些做买卖的人，即沙皇和最富有的大地主，他们更愿意进口奢侈品。实际上，谷类粮食作物相反是俄国最大的出口项目。尽管养活本国人民都不够，俄国在19世纪却不断出口谷类。俄国人虽然通过加重施肥、使用机械及其他有助于合理化改革的手段来提高生产力，但是根本不奏效。部分原因在于回报过于微薄，以至于无法为必需的投资找到理由。也有部分原因是刻板的农民社会组织对创新持抵制态度。俄国当时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南方的农场，这些农场种植的粮食用于出口到英格兰和德国。但是在这些土地上，生产的改善并没有使农民受益。因此，解决产量问题的方式是越来越多地将未开垦的土地投入农业种植，即广泛型农业而非集约型农业。有统计记录表明，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俄国种植面积在稳步扩大，在1809—1887年间从1.97亿英亩增至3.17亿英亩，增幅为60%。12正是因为处女地的可用性，使得人们不再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有兴趣，因为开发利用新土地比改良旧土地更便宜而且更容易。然而，即便是持续稳定地扩展种植面积还是不够。因为在产出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在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中部与南部事实上已经没有剩余的处女地，且农业租金上涨显著。此时（如上所述），现代工业的增长抢占了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使农民失去了主要的补充性收入来源。简而言之，著名的“农业危机”（аграрный кризис）的根源即在于此，这场发生在帝国晚期的危机震动了整个俄国，大大促进了帝国的崩溃。

然而，只要国家的边界能够无限地扩展，俄罗斯农民就会向外挤压，把贫瘠化的土地丢在身后，转而寻找新的未被人开发过的土地。拓殖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最基本特征，以至于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本质。他在其著名的《俄国史教程》的开篇写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拓殖国家的历史。”13

16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人的拓殖只能局限于森林地带的西部。在黑土带寻求立足点的企图屡屡受挫。黑土覆盖的大草原为牧养牲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放牧也是突厥游牧民族的主业，他们摧毁了任何在其上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尝试。通往东方和西伯利亚的道路起初被金帐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所阻断，在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后，又被其继承者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阻断。在俄国历史的前6或7个世纪中，对俄罗斯人的拓殖来说仅有的开放地区就是遥远的北方。一些以僧侣为先锋的拓殖者甚至冒险深入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但这个荒凉的地区无法吸引太多的移民前来定居。

在1552—1556年，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征服之后，俄国拓殖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俄罗斯定居者立刻涌向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将当地的突厥原住民从最好的土地上赶了出去；其他人继续向前推进，越过了他们称为“大岩石”的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南部，这里有大片纯净的、未开垦的黑土地。但是主要的迁徙流后来继续往南和东南方向，朝着所谓的中央黑土区行进。在16世纪70年代，政府面向大草原建起了一条从顿涅茨河延伸至额尔齐斯河的防御围栏。在这条围栏的保护下，俄国农民冒险进入了游牧民族的世袭领地。迁移一旦开始，就会带着一种自然的动力向前推进。在俄国的中心，每发生一次经济或者政治剧变都会引发移民外流。在这一轮的殖民扩张中，时而农民先于政府，时而政府引路先行；但是这两方面的力量迟早是会相遇并融合的。俄罗斯人总是能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守住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领土，而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俄国人在政治上的兼并从过去直至今日都一直与殖民化相伴随。

据估计，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超过200万人从俄国的中部地区向南迁移，首先向森林草原地带渗透，然后穿越草原地带。在这两百年中，有大约40万人也移入了西伯利亚。向黑土带涌进的最大一次移民浪潮发生在1783年之后，这一年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征服了数个世纪以来不断侵扰其定居点的袭击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1200万至1300万移民南迁，其中大部分是中部省份的原住民，还有450万或者500万人迁至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草原。向中亚草原的迁移，导致了当地的亚洲土著从他们世代放牧的土地上被大规模地驱逐。

在较早时期（1552—1861年），俄国移民的主体包括自由的农民和逃跑的农奴，或是强制从中部被运送至此、为驻守边疆的军人干活的农奴。自1861年农奴得到解放之后，来此的移民主要是自由农民，此时有些人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安置在此的，因为政府急于缓解中部省份农村人口过剩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一个楔形。楔形的基部位于森林地带的西部，其尖端指向东南。这一人口分布上的楔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延伸，这种形状上的变化反映出俄国人口重心从最初位于森林地带的家园向草原地带稳定移动的情况。在现代，俄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黑土带。革命对此没有任何影响。在1926—1939年间有超过400万人向东迁移，大部分进入了哈萨克草原。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一迁移仍未停止，中部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向边疆地区。在长达四百年的进程中，俄国人口从中央森林地区向外流动，主要流向东部和南部，淹没了其他种族与文化的栖息地，并在他们迁移的路径上产生了严重的人口错位。⑥

4.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在了解环境给俄国经济与人口造成的影响后，我们现在转而探讨其对俄国社会性质方面产生的影响。

首先要提出的事实是：俄国的地理状况不利于个体农业的发展。在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普遍规律，认为北方的气候有利于集体农耕：“一切都表明，北方的农田一直是由那些将农业开发视为集体劳动的人耕种的，而南方的农田则是由那些坚定捍卫每个农耕者在其土地上的独立与自由权利的人耕种的。”14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但归根到底所有的原因都和农耕季节的短暂有关。假设完成一项工作需要的农民数量是x，需要的时间是y，那么如果该项工作必须在1/2 y的时间内完成，则农民数量就应是2x，对于耕作所使用的役畜以及这些农民所用的农具亦是如此。一个恒定不变的事实是：在俄国所有农耕劳作都必须在4至6个月内完成（而不像西方农民那样可以利用8至9个月的时间）。这一事实要求农耕劳作必须在高强度的条件下密集进行，进而导致了所有资源、人力以及牲畜和材料的集中使用。在森林地带的气候条件下，一个农民与他的妻子、未成年的子女以及一两匹马是不可能应付过来的。他需要得到其已婚子女以及邻居的帮助。在南俄地区，这种集体劳作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革命以前俄国大部分的个体农庄（хутора）存在于乌克兰和哥萨克地区。

俄国农业的这种集体特征对农民家庭与村庄的结构产生了影响。

联合型家庭

直到一个世纪前，盛行于俄国农民家庭中的传统类型都是所谓的联合型。家庭由父亲、母亲、未成年子女以及已婚儿子与其妻子、子女组成。这种家庭团体的领导被称为“波利沙克”，通常是父亲。一旦父亲去世，家庭通常会解散。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父亲去世或者失去行为能力后，从兄弟中推选出一位继任“波利沙克”，从而维持原有家庭的继续存在。“波利沙克”相当于家长，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具有决定权，制定田间耕作的时间表和播种也由他来安排。“波利沙克”的权威最初源于习惯法。19世纪60年代，村社法庭（волостной суд）承认其在家庭内部出现纠纷时所做的裁决具有约束力，进而使其权威获得了合法地位。家庭中所有财产视为公共所有。联合家庭在经济上具有很大优势。有关农村生活研究的专家普遍认可，俄国的农耕劳作最好是由大家庭构成的团队完成，而农民的表现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利沙克”的智慧与权威。无论是政府还是地主都尽力维护着这种体制，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体制对于生产力有显著影响，而且因为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益对政府和地主都有利。官员和地主都更愿意与一户之主而非普通家庭成员打交道。此外他们还乐于看到一种保障：在农民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疾病、酗酒）而无法干活时，可以得到亲属的照料。农民们自身对此有着更为矛盾的心情。他们毫无疑问地认可这种大家庭在经济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也在自发地发展这种家庭。但是，他们不喜欢几对已婚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造成的一些紧张关系；他们也倾向于独立持有财产。自1861年获得了人身自由后，曾经的农奴开始打破联合家庭模式，建立更小的家庭单元，结果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农业和他们自身的福祉。

农民村社

古代斯拉夫人的基本社会单元是部落公社。据估计，一个部落公社由大约50至60人组成，且全部具有血缘关系，作为一个团体共同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血缘关系的公社逐渐瓦解，让位于以公共所有耕地和牧场为基础的新型公社组织，在俄语中被称为“米尔”（мир）或村社（община）。对于这一著名体制的起源，一百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有一群被称作“斯拉夫派”的浪漫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村社是一种俄国独有的体制，并将其赞扬为一个证据，可以证实俄罗斯人没有西欧人那种贪婪的“资本主义”冲动，从而认为其注定能够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哈克斯特豪森在其1847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将这种观点介绍给了公众。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米尔在西欧成为一些关于原始社会公社土地占有理论的起点。然而，1854年，这些关于村社的解读受到了所谓“西方派”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鲍里斯·契切林的挑战。契切林认为，农民村社从起源上讲，既非古老的，也非土生土长的，不过是俄国君主政府在18世纪中叶所引入的一种保证税收的手段。按照契切林的观点，此前俄国农民是以户为单位持有土地的。后来的研究使得争论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正如契切林所主张的那样，当代的观点认为帝国时代的村社的确是一种现代体制，尽管其年代要比契切林所认为的更久一些。另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来自国家与地主的压力对村社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时，经济因素似乎也对村社的演化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使用和村社占有制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地方，以村社占有制的形式为主导，而在土地资源富裕的地方，则主要以户为单位，甚至以家庭为单位占有土地。在这场争论中，无论哪种观点更接近真理，帝国时代的绝大多数俄罗斯农民都还是以村社占有制的形式持有土地；在中部省份，村社是普遍存在的。耕地按照土壤品质和与村庄的距离被划分成若干区域。每户都有权根据其成年成员的数量从划分好的区域中获得一条或几条带状土地；成年成员通常的定义为所有年龄在15岁或17岁至60岁—65岁之间的男性及年龄在48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带状地非常狭窄，只有9英尺—12英尺宽，数百码⑦长。一户可以有30条—50条或者更多这样的带状地，分散在村庄周围十几个不同的地方。这样的安排旨在使每一个农民都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和税收份额。由于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规模上扩大或者减小，村社会定期（例如每9年，12年或15年）进行自己的人口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实施“黑色重分”（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л），即对所有带状地进行重新分配。这种体制意在保障每一位农民都有一块合理分配的土地，每一户家庭都具有足够的土地以维持自身生活并履行其对地主与国家的义务。实际上，农民不愿意离开那些他们已经投入了时间与精力的带状地，尤其是在因村庄人口增长而重分土地，致使他们分得的土地数量减少时。因此，当局就不得不反复介入，通过法令强制实施土地的再分配。

偶尔会有人将革命前的村社与共产党政权在1928—1932年间所采用的集体农庄（колхозы）进行类比。除了二者所共有的一个负面因素——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外，这种类比并没有可取之处。二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村社并非集体性质；村社中的农耕活动是以户为单位实施的私人行为。更重要的是，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对其劳动产品具有所有权，而在集体农庄中，劳动产品归国家所有，国家给为其工作的农民支付报酬。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最接近俄国农奴制中的一种名为“月粮”（месячина）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主围住他的土地并让农民为其全职耕作，付给农民工资以维持其生存。

村社与联合型家庭不同，联合型家庭是一种通过经济需要和来自上层的压力相结合而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社会单元，而村社则享有农民对其的忠诚。它提供了高度的安全，而没有严格抑制行动自由。村社还给予所有人使用牧场的权利，并使得协同耕作成为可能，这在俄国的主要气候条件以及开放式农田的体制下是极为必要的。开放式农田体制是由所有波利沙克组成的村社委员会制定的。经济学家将村社批评为“挂在那些更有进取心的农民脖子上的磨盘”，农民对于这种批评置之不理并仍然坚守着村社体制。1906年11月，帝国政府采取简化程序将带状地整合到个体农庄中。这一立法在边疆地区收效有限，而在中部地区，则直接被农民忽略。⑧

5.对政治体制的影响

目的与手段的不协调

因本书的主题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此，自然环境对俄国制度的影响仅做概况性的描述。

表面上看，自然本应促使俄国变成一个由多个自给自足且自治的群体构成的地方分权制国家。这里的一切都不利于国家的形成：土地贫瘠，远离主要的国际贸易线路，人口稀疏、流动性强。如果不是地缘政治因素对强力政权的迫切需求，俄国很可能仍然是一个由多个分散的地方力量中心构成的分权制社会。为了取代因过度耕种和低肥所导致的土地贫瘠而对未开垦土地的无限需求，俄国农业经济覆盖面广且高度浪费的特征迫使俄罗斯人持续向外扩张。只要他们的拓殖限于针叶林地带，拓殖进程就可以在没有军事保护的情况下自发展开。但是，令俄罗斯人向往的富饶土地位于草原地带，掌控草原的突厥与蒙古游牧部落不仅不能容许在他们的畜牧领地出现任何农业定居点，而且他们还时常进入森林地带骚扰抢掠，搜寻奴隶。俄罗斯人不仅没有能力大规模地向黑土带推进，反而常常成为草原邻居侵略行径的受害者，直至18世纪末他们才凭借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占据上风，改变上述局面。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人几乎没有一年不在南部与东南部边境作战。尽管俄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这些战争描绘成防御性质的，但它们往往是受到俄罗斯殖民主义煽动的结果。在西部地区，俄罗斯人与波兰人、立陶宛人、瑞典人和德意志人为邻，这里的局势稍微平静些，但即便是在这里，在这一时期，还是每两年中就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在打仗。有时是西方人向东推进，有时是俄罗斯人主动寻求通往海港或是通往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富饶土地的路径。如此一来，军事组织的建立就成为必需的条件。没有军事组织，对俄罗斯经济生存至关重要的拓殖就无法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会认为，俄罗斯在其历史的早期发展出了类似于“专制”或“亚细亚”式的官僚政权。虽然事情的逻辑确实推动着俄罗斯在这一方向上发展，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它的政治发展选择了一条不尽相同的路线。典型的“东方专制”式的政权似乎已经形成，这不是为了满足军事紧急需要，而是来自对有效的集中管理能力的需要，而这种能力是组织收集和分配水资源以实施灌溉所需要的。由此便出现了卡尔·魏特夫所谓的“农业专制”（agro-despotism），系大部分亚洲和中美洲国家普遍存在过的体制。15如今的俄国已经无须政权协助获取土地上的财富了。俄国传统上是一个广泛分布着小农庄的国家，而非一个大庄园制的国家，在1918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之前，该国对中央经济管理一无所知。但是即便俄国需要这种管理体制，其自然条件也会阻碍这种体制的建立。只要考虑到在铁路和电报出现之前俄国在运输和通信上的困难，就可以认识到对于“东方专制主义”至关重要的那种控制与监督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俄罗斯广袤的幅员、冬季的严寒和春季的洪水，使得它在前现代时期没有可能建设常规的公路网络。在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君主大流士的信使曾经沿波斯御道以24小时内走380千米的速度行进；在13世纪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政府的信使曾在同样时间内行进了约335千米。在俄国，在常规邮政服务经瑞典和德国的专家于17世纪下半叶引入之后，信差当时的平均速度慢至每小时6千米—7千米；由于他们只在白天赶路，如果运气好再加上合适的季节，他们可能在24小时内行进大约80千米。一个急件需要大约8天—12天才能从莫斯科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普斯科夫和基辅这样的帝国边疆重镇。因此，若咨询一件事并得到答复就需要3个星期。16那些距离主干道路尚有一定路途的村镇，尤其是沿东部边陲的村镇，实际上是难以通信的。仅仅是这一因素就致使俄国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和电信技术引入之前，无法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的官僚政权体制。

由此产生的情况呈现出一种矛盾：俄国的经济条件与外部情势要求其在军事上、进而在政治上建立高效的组织，然而其经济现实却抑制了这种组织。这体现出国家发展的可能性与其需求之间根本上的不协调。

“世袭”体制——解决之道

解决这种窘境的方式成为俄罗斯国家宪政发展的关键。这个国家既非脱胎于社会，亦非来自上层的强加，而是走着一条与社会同步成长并逐渐吞噬着社会的道路。最初的政治权威缘起于王公或沙皇的私人领地、家族与门庭。王公在其领地中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以领地主权者与产权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行使其权威。在这里他可以支配一切，相当于希腊的德斯波特（despotes）、罗马的多米纳斯（dominus）、俄国的格苏达里（государь），即领主、主人和全部人员与财物的完全所有者。最初，王公领地的人口主要由奴隶和以各种形式依附于领主的人员组成。领地之外的人口是自由的、随意流动的，俄罗斯统治者最早所行使的权力是非常小的，其权力大大受限于贡品的收缴情况。这种二元政治形成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森林地带，而同期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西方现代型的国家正作为一个独立于统治者的实体而初现雏形。凭借着自己在私人领地中建立起的坚实权威，并制服了强烈的抵抗后，俄国的王公逐渐开始将自己的个人权力扩展至其领地之外的自由民之上。随着弗拉基米尔大公爵位由莫斯科大公世袭，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并将最初用于其封闭的家族领地中的制度与规则推向了整个国家，把俄国变成了一个巨型的皇家领地（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然而，尽管已正式向全民昭告俄国已经成为自己的领地或者说沃特齐纳（вотчина，即世袭领地）（16世纪—17世纪），俄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昭告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因此只能继续沿用过去的二元政治，把大部分国土出让给土地乡绅、神职人员和官僚阶层以换取固定数额的税收和他们的效忠，除此之外别无他选。不过，“俄罗斯属于其君主，君主是国家的主宰”的原则牢固地确立了下来。巩固政权所缺乏的是财政和技术手段，而这些都是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出现的东西。

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思想家就已经从“专制”或“暴政”型的统治方式中分出了一个特殊的变体，其特征是以私产所有者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尽管似乎还没有人提出与这种体制相关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三卷中用一小段文字描述了他所谓的“父权政府”，即国王使用父亲管理家庭的方式去统治国家；但是他未将此话题展开论述。法国理论家让·博丹在16世纪晚期提出专制君主制，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是全部国民及其财产的所有者（参见94页），霍布斯在其《法律要义》中将政府分成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联邦制，是以抵御外敌为目的，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另一种是世袭君主制，是征服和“因死亡的恐惧而向攻击者”屈从的结果。17但是，霍布斯也仅仅是局限于提出了问题，未继续深入。“世袭政权”这一术语是由马克斯·韦伯重新使用并引入现代学术界的。在主要基于管理性质对政治权威类型进行的三重划分中，韦伯将世袭制定义为基于传统的个人权威的一种变体（另一种变体是“魅力权威”）。“权威主要建立在传统之上，但是在权威的行使过程中追求个人权力不受限制，即被称为‘世袭权威’。”18在其极端形式“苏丹化”（sultanism）中，权威需要拥有全部的土地所有权和对人民完全的支配权。在世袭制的条件下，可以说，经济因素吸收了政治因素。“王公在一国内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就是对于其世袭领地之外的臣民，即他的政治国民的非领地的、物理的强制力）时，所使用的方式与他在自己的门庭中建立权威所使用的基本方式是相同的，这即是我们所说的‘世袭制的国家结构’。”“这种情况下的政治结构与王公的巨型领地的政治结构在本质上完全相同。”19

术语“世袭”用来定义这样一种政体是相当有优势的：在这种政体下，主权的权利与所有权的权利混为一体以至于难以区分，且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与经济权力的行使方式相同。“专制主义”（despotism）一词，源于希腊语词“德斯波特”（despotes），并与这个词有着大致相同的词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获得了真正王权的偏离或者王权的堕落的含义。王权真正的意义中包含着对臣民财产权的尊重。从另一方面讲，“世袭政权”是一种基于其自身的政权，并非某种腐败的其他东西。在此，主权与财产权之间的矛盾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在早期的家长制家庭中，主权与财产权是一体的，是同样的东西。专制君主（despot）侵犯其臣民的财产权；而世袭统治者甚至不承认其臣民财产权的存在。据推理，在世袭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因为这种界线假定了主权者以外的人也有权去实施对物力和人力（在奴隶制存在的地方）的控制。在世袭制国家，对政治权威没有官方限制，也没有法制、没有个人的自由。然而，却可能存在一个高效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构成的体系，这种高效的体系是由于国家全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均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即国王或官僚阶层来处置而产生的。

世袭政权的经典例子出现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产生的希腊化国家中，例如：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前30年），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约公元前283—前133年）。在这些由马其顿征服者所建立的王国中，统治者掌控着所有的或者近乎所有的生产性财富。尤为重要的是，统治者拥有全部耕地，一部分由其直接利用，通过其仆从使用属于他的劳动力实施耕种；另一部分则通过将田产分配给他的贵族而间接利用。这些希腊化国家的国王通常是国家中最大的实业家和商人。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富裕。政府的重点在于获得稳定的收入，而非追求资源的最大化。为达到此目的，政府常常设定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固定的商品额度，将剩余的部分留给居民。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希腊化的帕加马，似乎出现了近乎计划经济的现象，因为这里没有自由市场，无法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相反，存在的是按照次序组织而成、为国王效劳的社会等级，这种社会等级具有僵化为种姓的趋势。这里没有以权利和特权为定义的贵族，只有以等级排列的仆从，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皇家的恩典。官僚阶层虽然强而有力，但不允许世袭。与贵族一样，官僚阶层的地位与特权来自国王。20

“世袭制”最好地定义了12世纪—17世纪之间出现在俄国的政权类型。这种政体，伴随着一定的失误和变形，一直保留至今。朱利乌斯·凯尔斯特对于希腊化世界的描述，如果用于描述17世纪发展至顶峰的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体制，是最好不过的了：

［希腊化国家创造了］一种个人王朝的政体，这种体制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人民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从上层而来，强加在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Herrschaftsbezirk］上的。相应地，这种体制拥有特殊的、技术上受过训练的统治工具，而这种统治工具亦非从这个地方自然形成，而是被纯粹的人际关系捆绑在了王朝的统治者身上。这些统治工具成为新的君主制政权的主要支撑，而新的君主制政权则以服从于国王意志的官僚体制以及整装待发的军队为形式。……政治生活已经不仅仅是集中于统治者个人的身上，实际上已经是根植于他们身上。市民……本身根本不存在……人民是政权的统治目标，不是某种国家使命的独立承担者。21

俄国世袭政权的统治历史是本书的主题。本书基于这样一个论点：俄国政治的本质源于对主权与所有权的认同，即对于那些恰好掌权的人来说，以“所有权”方式看待政治权威的认同。第一部分将追溯俄国世袭政权的兴起与演化；第二部分将分析主要阶层，并探究其为何没能从公共权威的客体转变成为公共权利的主体；第三部分主要描述国家与社会声音的表达者——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于帝国时代，并在19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世袭体制的现代化，从中可以清晰地审视极权主义的根源。

脚注

1 关于俄国地理状况与其历史之间的关系，详见W. H. Parker,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Russia (London, 1968)。

2 所有关于西欧农业产出量的统计数据皆出自B. H. Slicher van Bath, ‘Yield ratios, 810–1820’, in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Wageningen, 1963), No. 10, p. 14。

3 А. Л. Шапиро в книг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Эстонской ССР, Ежегодник по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58), Таллин, 1959, стр. 221.

4 А. Л. Шапиро, Агра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аеро-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Л., 1971, стр. 366–7, 373 («Ceвеpo-Запад»，即“西北”通常是苏联时代对诺夫哥罗德城邦的婉称)；也见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72, No. 1, стр. 156。

5 关于西欧的情况，参见：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о-ва Брокгауз и Ефрон. СПб, 1902, XXIVа, стр. 930–1。

6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1967, стр. 77.

7 August von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 Russlands (Hanover, 1847), 1, pp. 174–7.

8 A. N. Engelgardt引自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ай 1866, т.II, ч. 4, стр. 410。这条参考文献要感谢史蒂芬·格兰特先生。

9 H. Storch, Tableu historique et statistique de l’ Empire de Russie (Paris, 1801)，转引自 Parker, Historical Geography, p. 158。

10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Петербург, 1919, стр. 307.

11 上述人口统计数据来自: С. В.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XIX–XX вввцифрах. Л., 1924, I；А. И. Копанев, “Насе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VI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59, No. 64, стр. 254；В. М. Кабузан,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XVI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 1963；А. Г. Рашин,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 (1811–1913), М., 1956。

12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 2–е изд., М., 1930, стр. 18.

13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37, I, стр. 20.

14 R. Dion,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u paysage rural francais (Tours, 1934), p. 31. Cited in Michael Сonfinо, Systèmes agraires et progrès agricole (Paris-The Hague, 1969). p. 415.

15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Conn. 1957).

16 И. П. Козловский, Первые почты и первые почтмейстеры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2 т., Варшава, 1913, passim.

17 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Cambridge, 1928), pp. 81-2, 99-100.

18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London, 1947), p. 318.

19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1947), II, p. 684.

20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 (Oxford, 1941)，和 E. Bevan,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eis Dynasty (London, 1927)。

21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2nd ed. (Leipzig-Berlin, 1926), II, pp. 335–6.

脚注

① 1英尺约合30.48厘米。——编者注

②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③ 连水陆路（волок）：古时两水路之间可以拉过船只、货物的陆地。——译者注

④ 1英里约合1.61千米。——编者注

⑤ 1磅约合0.45千克。——编者注。

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有相当多的俄国移民向西流动，进入原先波兰人、犹太人、德国人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居住的地区。与过去相比，这一轮殖民主要是在城市，偶尔伴随着冠以“民族主义”罪名的对原住民的大规模驱逐。——原文注

⑦ 1码约合0.914米。——编者注

⑧ 至1913年，只有17.7%农户使用该项权利将自己的条形地带合并，并离开村社，这些人大部分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参见：А. Н. Челинце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и (Berlin, 1923), p. 117, and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70), p. 107。——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