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它追溯了俄罗斯国家从公元9世纪—19世纪末的成长过程及其主要社会群体——农民、贵族、中产阶级和神职人员——的演进历程。本书想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何俄国社会未能对政治权威施以任何有效的制约——俄国在地理位置、人种、宗教方面皆属于欧洲，却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在尝试对该问题做出一些解答后，我接着论述了一个观点，即在俄罗斯，反对专制主义采取的是为理想而非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形式。受此挑战，帝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予以应对，这些措施则清晰地映射出了一个现代警察国家的轮廓。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家从西方思想中寻找20世纪极权主义的起源，我是从俄罗斯的制度中探寻的。尽管偶尔提及后来的历史事件，但是本书的叙事基本上终于19世纪80年代。因为，正如终章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意义上的旧制度正是在这个年代悄然而终的，随后俄国便屈从于自那时起一直实际掌权的官僚—警察制度之下。

本书的分析重点在于财产与政治权力两者间的关系。对于在西方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习惯将上述两者视为截然不同两个概念的读者来说，这种分析重点可能显得很奇怪。（当然，那些经济决定论者除外，在他们看来，财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不论在何处都是遵循固定的、刻板的发展模式。）任何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者都会发现，所有权与主权之间的界限要么不存在，要么模糊到了毫无意义，这种界限的缺失正是西方与非西方治理体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可以说，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私有财产作为公共权力通常不行使管辖权的领域，是西方政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区别之处。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对人的权力和对物的权力是结合在一起的，经过了非常复杂的法律与制度的演变，二者才分化为作为主权行使的权力和作为所有权行使的权力，这种演变始于古罗马。我的中心论点是：在俄国，上述权力的分化出现得非常滞后，且非常不完善。俄国属于典型的那些通常被政治学与社会学文献定义为“世袭制”的国家。在这类国家里，政治权力被当作所有权的延伸部分行使，统治者既是国家的主权者，也是国家的所有者。面对治理方式完全不同的西方，随着与之接触的日益频繁和竞争的日益加剧，俄国维系旧制度变得愈加困难，导致其长期陷于内政紧张的状态之中。

本书从形式上避免了通篇史料化。总体而言，我仅将直接的引用和统计数据列入了参考文献目录中。所以，任何一位专家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我欠了那些书中未列的历史学家们一大笔的债。

我想对莱昂纳多·夏皮罗教授表达谢意，他在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后给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

理查德·派普斯
1974年3月6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