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旧制度下的俄国》于1974年出版后，收到了不错的反响，许多高校将其列入俄国历史教程之中，尽管这并非我写作的意图。与此同时，本书的中心论点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其中的缘由至少有二。

俄罗斯史学，无论是革命前的还是革命后的，一直延续着实证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要求学者专注于狭窄的、精确的课题，重视史料根据。那些较为宽泛的史学问题则留给了哲学家和政论家去思考。这样一来，在历史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既想要追溯、又想要阐释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职业史家的著述。因此，本书的出现注定会引起一番争论。

关于莫斯科公国和帝俄晚期（1878—1905）的政治实践与苏联政治之间的连续性问题，也是引起争论的一个方面。该论点不仅令信奉共产主义的史学家不满，也令他们的对立派——反共的民族主义者感到不满。尽管理由不同，但两派皆认为1917年10月标志着俄罗斯与其过去的决裂。

在这本书中，沙皇专制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仅略有提及。一些评论家批评我没有将这一主题进行深化，尤其是勾勒了19世纪末的警察镇压与列宁斯大林体制之间的关联，却没有关注将两者断开的立宪一幕。作为回应，我想说的是，在仅仅一本书中是不可能将莫斯科公国的世袭体制、沙皇专制末期的警察体制以及共产党体制三者并论的，需要分而述之。我在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即将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治下的俄国》中相继进行了论述。本书中的论点在后来这两本书中有了进一步的详述，三本书共同形成了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对本书的批评做出一一回应。在这些批评中，最为严肃的是对我关于“莫斯科公国的专制主义与欧洲近现代早期的专制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观点的批评。我发现一些学者对两种类型的君主统治进行类比的时候，依靠的是对法律文件的形式主义式的解读，而很少去关注现实状况，然而正是那些现实状况曾经令访问莫斯科公国的西方人惊讶无比。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把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用在对斯大林体制的研究上，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斯大林体制与当代西方体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它也有宪法、议会和人权保障。

本书的俄文版即将在莫斯科问世，希望俄文版能够激励刚刚摆脱了审查与意识形态控制的俄罗斯史学家们，放弃传统的自我束缚，以更加大胆的、更多比较的和更具哲学思维的方式去审视自己国家的过去。要知道，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过去发生了什么，还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

理查德·派普斯
199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