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围绕“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为主题展开了系列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根源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三是克服生态危机的路径方法研究。

首先，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研究最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和《反革命与造反》，认为贪婪的本性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这一思想对后来进行生态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启发性。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双重存在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的矛盾产生并不断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生态危机的出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其代表性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年）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6年）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的断裂，是造成了长远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顽疾，这对深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福斯特在其新作《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2015年）中，指出当前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点，生态破坏达到空前程度，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各种环境改革，永远无法从根源上克服资本与生态的内在矛盾，生态—社会革命成为化解全球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方可不断延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改革及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国外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了多层次的概括和研究。1977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帕森斯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著作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含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他们生态思想是一种自然辩证法思想，人的生存与自然相互依赖，资本主义的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的毁灭，开启了马克思生态学的研究。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1993年）一书中，通过对马克思的自然的概念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日本学者岩佐茂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1997年）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有环境保护的生态学观点，人类应该重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具有启发性意义。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在其著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05年）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在《马克思和自然：红绿视角》（2014年）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生态内涵以及具体的特点进行了讨论，阐明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阶级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指明马克思对待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总体性方法和辩证方法，认为资本的发展和社会化生产创造了不可满足的需求，人类的发展潜力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无法实现，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私人占有和竞争，共产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终出路。这对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及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日本学者斋藤幸平在其《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17年）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不仅具有系统的生态思想，而且马克思的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密切相连，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关键纽带，生态批判贯穿于《资本论》全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有利于反思当下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力图进一步完善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提出了通过马克思的生态学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生态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理论启发。

第三，关于克服生态危机的路径方法研究，国外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中指出，通过期望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理论来消除生态危机，是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有效方法。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在《生态学与政治》（1975年）、《经济理性批判》（1973年）等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无休止地追求利润以及经济理性导致了生态危机，从哲学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在其合著《生态裂缝：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2010年）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它的扩张倾向造成了“全球生态裂痕”，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无限扩张和持续积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无法填合全球生态裂缝，反而会不断发动对地球的战争，扩大这一裂缝。只有改变资本制度，才能使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对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克里斯·威廉姆斯的著作《生态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路》（2010年）以及迈克尔·洛威的著作《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灾难的激进替代》（2015年）都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剖析，阐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一致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出路和方法。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合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一书，认为全球生态灾难的根源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为解决全球生态灾难提供指导，世界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者为此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一系列原则纲领和政策思路，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建设性方案。

国内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研究是从翻译国外作品开始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突显，众多国内学者在翻译介绍国外生态哲学思想的同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问题进行广泛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自然观、生态观研究。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2002年）一书，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出发，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类历史上几种主要自然观的形成条件、主要特征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剖析，澄清人们过去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误解，揭示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及其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孙道进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2008年）一书中，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进行了多方位阐释。周志山在《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2011年）一文中，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两个层面确立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余莉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研究——基于实践批判理论的审视》（2013年），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著作为依据，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行挖掘、梳理和阐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主要特征在于其实践性，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自然—社会”的总体异化，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对于我们开阔马克思生态观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方锡良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然观研究》（2014年）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近代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体系中的生态问题，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维度，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自然观进行梳理和阐发。这对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陶火生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2013年）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性、社会性关联为主要对象，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实践产物，而不是抽象地谈论自然，以一般历史性和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为分析路径，以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向，开辟了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的存在论路向。这对于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进蒙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论纲》（2014年）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运思理路等内容进行了阐释，指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理论主题，从自然的异化、物质变换断裂、资本逻辑、制度变革等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这对挖掘《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但在推进生态文明的实践意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方世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2018年）一书中，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为主要文献依据，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出了政策思路，对于了解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思考全球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第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刘仁胜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年）一书中，重点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经典理论成果，是国内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发展阶段以及五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及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和深化国内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王雨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2015年）一书中，围绕生态危机根源这一核心论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代表人物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并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及总体思路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对于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雨辰的另外一本著作《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2020年）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核心论题、生态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整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八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进行了专门研究，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意义。陈学明在《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J.B.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2010年）一文中，围绕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制度变革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生态优势，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态危机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永森、蔡华杰在《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一书中，按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分类方法，对莱斯、阿格尔、高兹、奥康纳、福斯特、萨卡、岩佐茂等人的生态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体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对于我们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少观点还值得商榷。

第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就目前可以搜集和检索到的文献而言，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徐民华、刘希刚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2011年）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逻辑结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提炼，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关系，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了详细阐释，这对我们理解和领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王丹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2014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化发展轨迹进行了概括和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具有双向性辩证思维、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循环思维以及社会历史性的人本取向特征，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了多维审度，并联系中国现实，对中国的生态情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具体路径，这对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内涵、推进其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董强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2015年）一书中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逻辑起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逻辑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基于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视野、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等特征，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发展绿色科技以及生态文化建设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途径。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梳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与动力揭示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但在马克思生态观的现实关照方面仍有深化的可能。李明宇、李丽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2015年）一书中，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文化资源及其与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释，并结合江苏的实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一体两翼三赢”实现模式，即绿色产业的主体维度，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障的两翼，生产高效、生活高质、生态和谐的三赢，这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就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实践的适切性和推广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关于这一主题，国内学者已有成果诸多，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如下：余谋昌在《生态文明论》（2010年）一书中，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且从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哲学形态、伦理形态、经济形态等多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迪作用。俞可平在《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2005年）一文中，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内在关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文明形态，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卜祥记在《“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探析》（2010年）一文中，对生态文明的哲学理论根基进行了阐释，认为“感性活动”是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彼此之间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这对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杨志华、严耕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类型及其策略》（2012年）一文中，通过生态文明指数将全国各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划分为六大类型，并根据类型要求提出了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卢风在《生态文明新论》（2013年）一书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并从自然条件、经济、科技、法治、行政、文化、消费等方面进行阐释，对于深化生态文明三种理论主张（“修补论”“超越论”“结构论”）具有重要意义，但该著作还是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现实关照与路径探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李龙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2015年）一书中，对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实践形式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赵凌云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2014年）一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经济基础、制度基础、技术基础、空间基础、外部环境等诸多内容进行了阐释，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研究内容涉及范围过于宽广，不少主题的研究都还有深化的空间。张云飞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年）一书中，按照唯物史观的实践视野、过程视野、结构视野、文明多样性视野和阶级分析视野等科学方法，提出作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的生态文明，是一种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已成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最终使生态文明成为可能。王雨辰在《论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2013年）一文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社会建设的维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这对开阔生态文明的研究视野以及具体建设路径的探索具有启发意义。任平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问题、观念与模式》（2014年）一文中指出，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的超越，是一个包含技术、经济、制度和价值四维的存在体系，生态文明不是建立在消极的环境保护与自然修复基础上，而是需要通过人自觉地发展生态来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强大的生态支持和生态服务。这对全面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方世南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探微》（2015年）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整体解放的学说，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生态文明内涵的生产力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的生产力。这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刘湘溶在《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自觉与协同推进》（2015年）一文中，指出生态危机在实质上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人的文化自觉，通过文化启蒙或思想解放，整体谋划、系统工程协同推进。这些研究成果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卢风等人在《生态文明：文明的超越》（2019年）一书中，辨析“生态文明”的涵义，论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依据和哲学理据，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在于实现文明诸维度的联动变革：改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逐步走上绿色发展之路。顾钰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研究》（2019年）一书中，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主题，论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建设自然资源的全面节约与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绿色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体系、推动资源与环境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进形成美丽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资本论》生态哲学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系研究。陈学明在《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2012年）一文中，指出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导致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资本逻辑存在，任何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绿色行动”，都不可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都只是一种基于道德的生态幻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限制资本的破坏作用，又要超越资本，将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结合起来，推动资本的生态化改造，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其著作《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2年）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法则，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深入剖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亟需破解的几个深层次难题，揭示了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鲁品越在《资本扩张与“人—自然共同体”的形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当代形态》（2011年）一文中，指出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与自然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人—自然共同体”，资本扩张不断对自然进行“殖民化”，造成了人类发展危机，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走出危机的根本路径。这对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鲁品越、王珊在《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2013年）一文中，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资本逻辑的本质形态进行了阐释，对于理解资本与生态的内在关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毛勒堂在《资本逻辑批判与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一文中，对资本逻辑与生态之间的悖论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入批判，这对分析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如何克服资本逻辑的生态难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顾钰民在《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2015年）一文中，认为资本逻辑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是现代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直接后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不具有制度属性，为此，必须在理念和技术上进行革新，才能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谢保军在《生态资本主义批判》（2015年）一书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资源市场化、技术生态化和污染差异化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发达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王巍在《马克思视域下的资本逻辑批判》（2016年）一书中，梳理了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思想史历程和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资本逻辑的生成与发展、资本逻辑的内涵与作用、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与形态嬗变、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内容进行了论析和批判，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和深化，必须对资本逻辑的本性和双重作用进行分析。王传玲、杨建民在《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2019年）一书中，从资本逻辑的视角阐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根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辩证关系，对生态危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论证，对现代化演进及工业化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梳理，阐述了资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如何建设生态文明、走出资本的生态悖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提出具体建议和措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和模式的实现提供理论参考，为最终实现生态文明与资本文明和谐发展提供新思路。相关研究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关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对于我们厘清资本与生态的逻辑关系提供了文献的支撑和视角的借鉴。

第二，《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研究。鲁品越在《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2015年）和《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2016年）书中，指出西方生态哲学的缺陷在于脱离社会关系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物化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出发点，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关系系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这对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质内涵以及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鲁品越在《＜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2015年）一文中对《资本论》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态系统哲学，《资本论》的生态哲学以劳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为基础，以吮吸生态“自然力”的资本逻辑的正反馈循环圈为中心，以资本逻辑的时空展现对生态逻辑循环圈的撕裂为基本机制，同时也包含如何通过市场建立循环经济的理论，以及对于惠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这是目前关于《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刘思华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2006年）一书中，结合《资本论》文本，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当代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统一的观点，这对挖掘和理解《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常红利的博士学位论文《资本和生态——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研究》（2010年），结合《资本论》文本，从资本生产、流通等环节，对资本再生产导致生态后果进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张雄在《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2010年）一文中，从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解构以及财富幻象中的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等三个方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财富哲学反思，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卜祥记在《＜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2013年）一文中，对《资本论》的总问题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指出资本逻辑对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这对认识和把握《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陈凡、杜秀娟在《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观》（2008年）一文中，从生态学批判论和自然生产力论的视角对《资本论》中的生态观进行了概括，指出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发展循环经济有效之举，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朱炳元在《关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2009年）一文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的影响、共产主义的生态问题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对于充分认识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传玲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与生态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2014年），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语境和逻辑理路进行了梳理，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进行了阐释。万冬冬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和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生态意蕴》（2014年）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只有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瓦解资本逻辑，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理解《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启发意义。胡家勇、李繁荣在《＜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015年）一文中，指出《资本论》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遵循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规律，通过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可以避免的。这对厘清和把握《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具有启发意义。莫放春在《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研究》（2011年）以及《＜资本论＞与生态文明》（2015年）两篇文章中，对施密特、奥康纳、福斯特等国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生态思想进行了梳理概括，对《资本论》的生态文明启示进行了概括。栾永玉、林超琴在《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再论析》（2021年）对《资本论》中生态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资本与生态的辩证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这些已有研究对于了解和把握国外学术界《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动态以及厘清《资本论》生态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论，关于生态哲学、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资料支撑。但在已有研究中，直接论及《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献相对有限，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因此，本选题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本论》文本出发，深入挖掘《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要义，探寻《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力图从《资本论》生态哲学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尝试性的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