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奇迹”与生态警钟的敲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发展迅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给我们敲响了生态警钟，特别是前几年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雾霾，从“北国之边”到“江南水乡”无一例外地被笼罩在雾霾之下。如何走出生态困境，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经济奇迹与生态弱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78—202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不足3%。中国经济保持40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奇迹。197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2020年，上升到101.6万亿元，提高了275倍；经济总量从居世界第10位上升到并稳居世界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实现了20%至30%连续跨越，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和重心，经济实力决定了国家在地缘政治中地位和话语权，各国都为此极力发展经济，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弱置了生态环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似乎也走了一条类似于近代许多国家的发展之路，在发展经济时，没有充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相对于快速的经济发展而言，处于弱置的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年通过弱置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现在通过转移生态危机来继续发展经济。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生态弱置问题不容回避，我们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它们现在转移污染的“邪路”。我们的经济和生态发展，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我们在品尝现代化甜果的同时，不得不忍受环境污染苦果的煎熬。据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3.1亿辆，人们的出行工具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是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也是造成灰霾、光化学污染的重要原因，加上机动车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集中排放量巨大，对城市空气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直接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据测算，仅“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增的机动车在1亿辆以上，新增机动车的汽柴油消耗约1.5亿吨，由此产生的尾气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从某种意义讲，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空前破坏的40年，“中国奇迹”的背后隐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加剧。“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耗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9.9%，未达标的城市占90.1%”。当今我国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不仅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且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GDP的3%，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已占到GDP的7%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70%的企业不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环境风险继续增加，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首先是水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全国年缺水总量约为300亿至400亿立方米，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此外，全国7大水系中约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水污染呈现普遍化和严重化趋势。全国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地下水只有3%。有报告显示，中国近年来水污染事故不断增加。

其次是大气环境问题。2013年以来，受空气中PM2.5含量严重超标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连续发生多次中度、重度、极重度雾霾天气。雾霾天气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浓度之高（最高达1000mg）、受众人数之多（近6亿人口），堪称中国环境史上之最。据报道，全国330多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处于二级标准以下。2013年1月，2/3的日子出现了严重雾霾，其中，北京有25天出现雾霾。2010年，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检测显示，空气质量达一级标准城市占0.9%，二级标准的占72.6%，三级标准的占25.6%，低于三级标准的占0.9%。

再次是土壤环境问题。2006年的有关监测和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1/10以上。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的水土流失不断加剧，据《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37.2%，每年的因水土流失而减少的耕地为266公顷。西部沙漠化的面积已经达到262.2万平方公里，并且以每年26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不断吞噬着人们的生存家园。据测算，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4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前，中国的土地沙化、盐碱化的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达53.4亿亩，生产建设和自然灾害损毁的耕地每年约1.12亿亩。中国城市平均容积率只有0.3，40%以上的土地属于低效用地，大量土地粗放利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断加剧。经济学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形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在生态问题上，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遇到一个普遍的生态困境：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在这个阶段，随着GDP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程度也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出现了矛盾冲突。反思“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尽快超越倒U形拐点，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许多国家已经在行动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就中国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目前还没有摆脱倒U形曲线定律，还没有超越倒U形拐点。4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呈现出集中爆发、复合叠加的发展态势。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海水污染、饮水安全、水土流失、资源瓶颈等问题集中爆发，生态问题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问题。“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能源资源需求增长迅速，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二）城市奇迹与生态容量锐减

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不断加速，一座座崭新城市拔地而起，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1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7.4%，上升了39.5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4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1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20年增长1倍。”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和扩大，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城市的扩张，侵占和挤压了城市周围的生态容量，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见证，是诸多“中国奇迹”的一个表现。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两大事情之一。城市化将人口大规模地集聚起来，为社会大生产的组织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人力保障，“人口红利”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大规模的人口集聚，意味着能源消耗、废弃物的排放也大规模地增加，城市化绝不是简单地将农民市民化，不是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简单变更。城市的扩建，厂房和住房的兴建，意味着对农田、林地的大量占用，城市空间的扩大与自然空间的缩小、生态容量的下降是同一个过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城市景观代替了农村原有的自然田园风光，山水一色的原生态自然逐渐被大路大楼所替代。各式各样的工业区、产业园、特色街的兴建，使空气中充斥着浓厚的工业和商业气息，自然空间在城市化的铁蹄踩踏下日趋萎缩。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和生活的污染物也随之迅猛增加，城市生态空间被侵占得所剩无几，大量的城市垃圾开始向农村“流动”和集中，城乡之间的“异地污染”现象屡见不鲜，“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我国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遵循着从经济发达区域向经济欠发达区域不断转移的逻辑，农村成了城市污染物的寄存处，西部地区成了东部地区污染物的转移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省份发展迅速，而东部地区资源能源相对有限，因此，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东部，从某种意义上讲，东部地区经济“巨人”的“成长”是建立在西部资源“巨人”不断“输血”基础之上的。目前，东部的“经济巨人”已经“长大成人”，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间，于是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有时甚至是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转移到西部地区，出现了“东污西迁”“东脏西移”非生态化的大转移，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随之加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长期的污染已经使农村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多达2000万公顷以上，占耕地总面积的1/6；每年城市有2800万吨生产、生活废水流经农村，农村饮用水中符合卫生标准的比例仅约为66%，部分省份如江苏、河南、广东、浙江甚至出现了癌症村。”随着城市“污染下乡”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的“那山那水”渐渐地成为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可谓我国城市化扩张的生动体现，如此大规模的“扩城运动”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大规模被占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在一些地方被曲解甚至误解了，一些地方政府将城市化简单地等同土地城市化，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来推进城市化进程，出现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导致大量“鬼城”“空城”“睡城”的出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是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国，土地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显得十分有限和宝贵，如果再任由城市化的大规模吞噬，守不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这将对中国的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产生巨大的威胁。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思维，增加了城市发展的生态隐患。“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双重考量和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卖地冲动’，其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甚至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的主要渠道。”城市化进程中，整齐划一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物拔地而起，千城一面的建筑风格让人们无论到哪座城市，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单向度“摊大饼”式扩张，成了城市发展的通用方式，城市原本应有自然之美、人文之情、历史之蕴等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忽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单一化的城市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断裂。城市大规模扩张，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挤占了大量生态空间，生态容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不断地锐减。

（三）人口奇迹与生态系统的失序

一般而言，一定的环境，其人口承载量是有限的。过度的人口将会增加生态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人口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污染也越多，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也越大。人口规模与生态资源存在内在的匹配关系，人口规模较小，生态资源较为丰富，人与自然能够较好地和谐相处，人口规模庞大，生态资源显得十分有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问题比较严重。“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对自然系统的压力正在直线上升，贫穷的世界人口太多但消费不足，富裕的世界人口少但消费过度，这两者都对地球生物圈造成不断上升的压力。”1972年，德内拉·梅多斯在其著作《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人口膨胀—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的世界模型，指出，人口膨胀必然导致三种危机的同时发生：一是土地过度使用，粮食产量下降；二是自然资源枯竭，工业产品下降；三是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死亡数量增加，人们陷入“人口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该模型当前的解释力有限，因为没有考虑到人的创造力以及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明确了人口膨胀与生态失衡的内在关系，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3亿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3亿，人口增长了46.73%，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但人口的无序和过度增长，打破了人与自然原先内在稳定关系，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日益严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世界的3.3倍，人均淡水资源为世界水平的1/4，人均耕地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而我国的生态足迹已经是2.1公顷，生态赤字为生态承载力的1.5倍，大大高出0.4倍的国际平均水平。”人口快速膨胀，对生态资源的需求量随之迅速增加，而生态资源的相对有限以及再生产周期限制，出现了人口与生态资源之间出现了“僧多粥少”的情形，人们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使用现象时有发生，人口与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创造了诸多“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大面积的土壤与水污染等生态问题频现，生态环境已经向我们亮起了红灯。如何保护生态、实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国内外学界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求良方。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唤马克思，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言，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人类但凡遇到重大社会困境和问题时，都自然地叩问马克思。”“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显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但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才可以重新表述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一种自我毁灭的危机，不是那种预测过的危机，而是走向一种更深重的危机，一种普遍的生态危机。”《资本论》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经济学经典著作，但其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分析当前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创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生态批判，因为他把生态批判理论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结合了起来。”正如列宁所言：“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它让人们充满力量，充满期待，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