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梁启超：“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11日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
社会的进步，总是从改良开始的。当整个社会无可救药，改良之路走不通的时候，革命才会成为共识。所以，近代许多革命家早期大多喜欢阅读康有为和梁启超有关变法维新的著述。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启超1890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政治上的主要助手，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他于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和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是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舆论阵地。
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才能和办报经验极为推崇。1958年4月，他对吴冷西等人说道：“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几乎都是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他的文章，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他成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不奇怪。
毛泽东是在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到《新民丛报》的，那时《新民丛报》已经停刊两年了，是他的表兄文运昌借给他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报刊，但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却有振聋发聩之感。
比如，他在《新民丛报》上读到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这篇文章，当即写了这样一段批注：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到长沙读书后，又读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相比，《时务报》更加老旧，但却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他曾说自己对梁启超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两份报刊，推动了毛泽东沿袭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所受到的启发，继续思考中国的变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毛泽东在1919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说：“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为什么有这种气概？“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尽管1919年的中国早已不是《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中国，但毛泽东对那段历史思潮，仍然心心念念。
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1911年春，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依然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钦佩。在思想上，他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把他当时崇拜的人物糅在一起，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半的学习中，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隐约都能看到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
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有为、梁启超在毛泽东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1915年4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于是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他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又连写《在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广为散发。
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给自己取别名“子任”，对梁启超的仰慕程度可见一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曾发表过文章《新民说》，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组织的社团就叫“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新民说”对毛泽东的明显影响。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题为《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开篇便述及1897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销）。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对民主人士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还真索要过《饮冰室合集》来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