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天演论》《物种起源》：救亡图存的思想底色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摘自毛泽东1970年12月29日在姚文元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今译为“斗犬”）。

——摘自毛泽东1974年5月25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尤其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20世纪初期，在相当程度上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先进人士走向革命救国之路，打下了思想底色。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不如自己看书，于是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历时半年。这期间，他集中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书籍。其中便有《天演论》，在毛泽东的回忆中，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地接触西方近代思想，对于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的西学启蒙。

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负责选进图书，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的中文全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即其中一种。这年10月，他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里说该书已销售10本。11月，他又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书之重要者”。

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教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在1898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

庚子赔款的奇耻大辱，给了中国人一个当头棒喝，一个极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20世纪初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先进人士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竞存”“适”“天竞”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民权代替君权、共和制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邹容写的《革命军》，甚至直接用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述“革命”的内涵。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进化论对青年毛泽东产生的影响，也具有思想上的革命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二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备”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

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思想底色。毛泽东后来多次讲，自己在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就很可能与此前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有关。事实上，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到晚年，还把《物种起源》印成大字本来阅读。

1974年5月，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前，听说毛泽东喜欢读达尔文的书，便准备了一张达尔文的照片，上面有达尔文的亲笔签名和达尔文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都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和希思的对话，就发生在毛泽东接过这些礼物之后。对话中，毛泽东称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咬狗”，是指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非常熟悉。

《物种起源》和《天演论》所创立和发挥的进化论学说，是揭示生物演变规律和人类起源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喜欢读这两本书，并时常谈到进化论，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毛泽东看来，进化论创立以来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学发现的传播规律：新的进步学说要让人们接受，不经过剧烈的争论，不进行有效的宣传、阐发和普及，大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百家争鸣”之必要，举例说：“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再次谈到哥白尼等人的学说，并把其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联系起来：“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毛泽东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复杂多变的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几度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宣传的“物竞”“天择”“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理念吻合。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说明人们把自然科学成果运用到社会发展领域，甚至把自然科学成果当作社会科学成果，是可能和必然的。

第三，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终其一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而且始终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达尔文和赫胥黎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一个比马克思大9岁，一个比马克思小7岁。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启发。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便明确说过：“达尔文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甚至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些，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潜在关联。毛泽东看重《天演论》和进化论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