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北朝经学派名家

北朝从北魏开始，就迅速地实行民族汉化，过程中虽有波折，但大趋势一直如此。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建国之初就重视儒学，《魏书·儒林传序》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

对于如何复兴儒学，拓跋珪能听从儒生的建议，《魏书·李先传》记载拓跋珪问定州大中正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回答他：“唯有经书。”于是太祖有了收集天下儒学著作的想法，此后不久，“经籍稍集”。

魏明元帝时，朝廷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二月，另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陪祀。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下诏：“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魏书·世祖纪》）

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将汉化推向高潮。北魏立国时，就将尊崇儒教定为国策，提出了要复兴汉魏以来的经学。对于他们所强调的经学，《魏书·儒林传序》中说：“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

北魏推行的是汉魏经学，其所讲乃是郑玄、服虔、何休的代表性作品。魏初的经学名家有常爽，他对五经及诸子百家均有研究，著有《六经略注》，曾在温水以西设置学馆，门徒达七百多人。刘献之在解经方式上也有一定独创性，《魏书》本传中说他：“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刘献之撰有《三礼大义》、《三传略例》及《注毛诗序义》。

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成功，北朝经学达到极盛阶段，《魏书·高祖孝文纪》中称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皇帝雅爱儒学，天下为之风靡。

北周宇文氏乃是鲜卑化的匈奴，宇文氏原本是北魏属民，宇文泰在西魏时期重用汉人苏绰，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命苏绰根据《尚书·周书》作《大诰》。武帝宇文邕继承父志，继续推崇儒学，在天和元年(566)“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在天和三年(568)八月，于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北周书·武帝纪》）。

苏绰未能完成皇帝的布置而卒，继之者乃是范阳涿人卢辩。《北史·卢辩传》载：“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汉、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时未建东宫，其太子官员，改创未毕。寻又改典命为大司礼，置中大夫。”

周文帝时，卢辩为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苏绰去世后，卢辩根据《周礼》来建立官制。卢去世于北周明帝时期，谥献，配食文帝庙庭。隋开皇初年，以卢辩为前代大儒，追封为沈国公。

两汉时期，《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并传，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立于学官，于是《小戴礼记》广泛流传，而少有人习《大戴礼记》。卢辩认为《大戴礼记》没有解诂，为此撰写了《大戴礼记注》。此书对《大戴礼记》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在清代之前，为《大戴礼记》作注者仅卢辩一人。清代经学家研究《大戴礼记》均以卢辩注为基础，孔广森就是以卢辩注为基础，作出了《大戴礼记补注》。余外，阮元、戴震、卢文弨等都是根据卢辩注来对《大戴礼记》做整理和研究。

北朝还有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那就是徐彦的《公羊传疏》。徐彦生平事迹无考。他的这部著作乃是儒学核心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作者时代不能确认的“疏”。宋《崇文总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徐彦可能是唐人，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他是北朝人，持此论者有清代的严可均、洪颐煊、阮元、王鸣盛、皮锡瑞等，他们各自列出了自己的推论，其中阮元在《十三经校勘记》中以六条证据来说明《公羊传疏》绝非唐人所作。现代学者赵伯雄也主张徐彦为北朝人，他在专著《春秋学史》中做了详细研究。

徐彦的《公羊传疏》乃是以何休的《公羊解诂》为本，何休在作注时引用了很多文献，却大多未注出处，并且将自撰注文与所引注文混在一起，徐彦细加辨别，将他注与何休注区分出来，此乃《公羊传疏》最重要的贡献。

在文字训诂方面，徐彦对何休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比如，《春秋》原经中提到隐公元年：“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何休在注中说：“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何注直接给出结论，徐彦则是征引多种文献来分别指出何注说法的出处。比如“生称父”，徐彦说：“即下《曲礼》云‘生曰父’是也。《广雅》云‘父者，矩也’，以法度威严于子，言能与子作规矩，故谓之父。”对于“考”字，徐彦同样引经据典予以解释。

除此之外，北朝较具名气的经学著作还有苏宽的《春秋左传义疏》、贾思同等撰的《春秋传驳》、熊安生的《礼记义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