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南朝经学派名家

南朝有宋、齐、梁、陈四朝，学界一般将宋、齐与梁、陈作为两个阶段来述说。对于宋齐经学状况，唐姚思廉在《梁书·儒林传序》中称，国家初开，无暇顾及儒术，以至于“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此后李延寿在《南史·儒林传序》中承袭了姚思廉的说法，到清代时，焦循认为，宋与齐不能为儒林立传，此正是儒学衰微的表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持这种观点：“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但是，皮锡瑞同时指出，南朝四朝中，仅有梁武帝重视儒术。焦桂美赞成这个观点，她在《南北朝经学史》中说：“南朝经学于梁最盛，梁武帝于此贡献最大，自为共识。”但是，焦桂美认为，不能因此而抹杀宋、齐经学之成就。

为什么后世大多对宋、齐经学评价很低呢？焦桂美认为这出于主观倾向，她讲到了姚思廉的《梁书》虽然完成于唐，但实际上是绍续其父姚察旧史而成。姚察曾是梁武帝的旧臣，梁亡后入陈，但姚察对梁朝感情深厚，“姚氏父子对宋齐经学评价不足，或有意凸显梁武帝朝经学之盛”。

宋、齐均为寒族，乃是凭借武力夺取政权，他们上台后重视传统，来维护其统治，比如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刘裕下诏“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可见其有弘大国学之愿，然刘裕于此年去世，其愿望未能实现。

文帝继承父志，同样倡导国学，于元嘉十五年(438)设立儒学馆，聘请雷次宗掌之，转年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这就是在后世颇具名气的儒、玄、史、文四学。元嘉十九年(442)正月，宋文帝下诏立国子学，转年国子学得立。以上都可说明南朝宋对儒学的重视。可惜文帝之后，宋室转衰，此后的孝武帝、前废帝及明帝期间，皇室骨肉相残，宫廷内乱，致使儒学衰落。

如前所言，南朝以梁朝儒学最盛，梁武帝在位四十六年，是南朝帝王在位最久者，他在登基后，即天监四年(505)下诏开五馆，建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他在诏书中称：“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将儒学与做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十岁以下之人如果不通一经，则无做官资格，除非此人像春秋时鲁国的颜回、战国时秦国的甘罗那样，方不在此限。

梁武帝不限士庶，通过经学来选拔人才，这种做法冲击了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门阀士族制度，这种用人政策影响深远，并且成为隋唐开科取士的先声。梁武帝本人身体力行，除下令编撰《通史》六百卷外，还亲自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尚书大义》《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萧统、萧纲、萧大临等皆能通经。

陈于公元557年取代梁，至589年被隋所灭，计三十二年，立五帝。陈朝在经学方面少有作为。

在南朝经学史上，对后世有影响力者有两位：雷次宗和皇侃。雷次宗在年少时曾入庐山拜慧远为师，学习《三礼》和《毛诗》。当然，他也会跟慧远学习佛理，故其被后世列入“东林寺十八高贤”之一，对净土宗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元嘉十五年(438)，雷次宗被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生徒百十余人。朝廷立儒、玄、史、文四学，由雷次宗掌儒学，他一度返回庐山，又被宋文帝下旨征回京师，在钟山为其建招隐馆，命雷次宗为皇太子和诸王讲授《丧服》。

雷次宗是从慧远那里学得《丧服》之旨。《高僧传·慧远传》载：“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

慧远虽然是僧人，却兼通儒学，他讲授《丧服》时，雷次宗和宗炳在旁边侍奉听讲，此后雷次宗根据慧远的讲述，撰写了《丧服义疏》，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宗炳见到后写信嘲讽他的署名。这段记载至少说明，雷次宗对《丧服》确实有所研究。为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这里说的“礼服”乃是指《仪礼》中的《丧服》，在皮锡瑞看来，对于《丧服》的研究，乃是南朝经学的最高成就。

那么，南朝中研究《丧服》者谁的成就最高呢？皮锡瑞接着说道：“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就整体而言，雷次宗的经学成就远远不能与经神郑玄相并提，皮锡瑞所说的“齐名”，乃是专指对于《丧服》的研究，因为郑玄对《丧服》也多有研究，《隋书·经籍志》载有“《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及“《丧服谱》一卷，郑玄注”，《旧唐书》则著录有“《丧服纪》一卷，郑玄注”及“《丧服变除》一卷，郑玄撰”，等等。

皇侃是南朝梁著名的经学家，他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年少好学，拜贺为师。《梁书·儒林传》说皇侃：“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他著有《礼记讲疏》《论语义疏》《礼记义疏》《丧服问答目》《孝经义疏》等经学著作，流传后世者有《论语义疏》一部。

关于何为“义疏”，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称：“缘义疏之兴，初盖由于讲论。两汉之时，已有讲经之例。”这里讲的是义疏的起源。而后马宗霍谈到魏晋时期尚玄谈风气，同时说：“而讲经之风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坐说法，本彼宗风，从而效之。又有升座说经之例，初凭口耳之传，继有竹帛之著，而义疏成矣。”

可见，义疏体例的形成跟玄谈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梁书·皇侃传》称其：“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在皇侃这里，佛经几乎与儒典有着同等地位。以至于孔颖达对义疏一体有着贬斥态度：“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义疏一体有其时代性。汉代经学家解经，乃是以经文为本，所作传与注均为解释经文。南北朝时的经学家，则是以经注为本，他们引用一人或多人的注释来作阐释，故其解经的目的是让人读懂古人的注和传，于是就产生了讲疏和义疏。周一良认为，讲疏和义疏也有区别，他以《隋志·经籍志》《旧唐志·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了皇侃的《礼记讲疏》和《礼记义疏》，来说明两疏有别：“盖讲疏为门人笔记，义疏则侃自执笔。”由此可知，《论语义疏》乃是皇侃亲笔所撰。

《论语义疏》至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后不再著录，直到清康熙朱彝尊著《经义考》时亦不见著录，说明此书失传了。乾隆年间，此书从日本回流我国，引起学界关注，孙志祖等人认为此书确是皇侃真本，陈澧则认为“不尽真也”（《东塾读书记》），江藩认为该书为伪造。但大多数当今学者认为此书为真。

皇侃的《论语义疏》乃是《论语》学史上保存完整的最早的一部义疏体例著作，其作疏方式可由《学而》篇为例，其首先说《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为科段矣”。这一句是解篇名，而后他解释《论语》为什么要把《学而》一篇排在最前面：“此书既遍该众典，以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也。”在皇侃看来，《学而》排在《论语》的第一篇具有深意，以此说明书中每一篇的排列位置都不是随意的。而后他又解释了其他篇章的排列原因，可见他更在意的是文字背后所包含的意义。

总体来说，《论语义疏》是以魏何晏《集解》为本，而后广泛采集前人之著，故该书能够博采众说，不主一家。元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评价此书：“引事虽时诡异，而援证精博，为后学所宗。”该书引用诸家之注，超过四十家，所引原书大多失传，因此该书也受到后世辑佚家的重视，清马国翰就从该书中辑出多家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