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只有天下型文明，才能扛起天下的责任

当今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当今的人类世界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和平困局、世界性发展失衡、全球性网络治理失控以及全球气候异常、全球性疫病大流行等，这些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巨大的难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世界末日的危险绝不是杞人忧天。另外，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一旦其感觉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国家收益时，先发国家便会放弃这种努力，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其他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种巨大困局，可以称之为“21世纪人类文明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巨大困局总结为“三大赤字”。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2019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讲话时，又增加了“信任赤字”。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提出要破解“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在这“四大赤字”当中，全球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而信任赤字，则源于原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指导思想具有狭隘性和排他性，这种陈旧的指导思想又因拒绝改变而变得不合时宜。

必须看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的，出现治理失序和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缺陷有内在逻辑联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全世界接续出现了三个“日不落帝国”，即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它们在缔结世界秩序方面先后做出了各自的尝试，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运动兴起，就证明其已经基本放弃了建立包容全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秩序的努力。

其实，不管这些强大的西方帝国如何标榜愿意继续领导世界，其治理世界的逻辑缺陷是无法修补的。这是由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决定的。赵汀阳等中国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13)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深度发展以及信息文明天然具有的全球攸关属性，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全世界各经济体再也不能从世界体系中分离出去，全世界的民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紧密关联的体系当中，无人可以回归“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各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利益主体，国家利益重于国际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仍然处于失管和无人负责状态。世界需要一个愿意为全人类前途命运担任领航责任的国家出来，组建为人类文明护航的联合舰队。

为了缔造永久的人类和平，康德曾主张建立“世界共和国”。康德认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秩序，才能意味着“所有敌意的结束”。

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主张将“人类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人类世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

总而言之，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就必然要求一个能够超越本位主义，愿意将自身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国家或者文明体挺身而出，为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付出努力，而这一切又是西方文明无法提供的。所以，包括汤因比、罗素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一个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天下型国家。自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时代，中国的先贤就确立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天下型文明的特质，以天下主义为指导，主张“以天下为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并催生出能够贯彻这一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形态——大一统国家，直到近代，中国作为天下型国家被迫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因为拥有数千年的天下型文明传统，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必将焕发其固有的天下情怀，催生出新天下主义，即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这一文明演进过程，是由中华文明精神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即世界主义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运动方向。

概而言之，中国在21世纪担当起新的全球化运动的旗手角色，具有内在的逻辑规定性：

其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奥尔森的理论，部分占整体的比例越大，其与整体的利益相关度也越高。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最大的份额，即使从自己的本位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全球事务。更何况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文明体，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都决定中国必须为21世纪人类社会整体命运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其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型文明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与其文明天然重合。正如白鲁恂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也就是说，中国原本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天然包含世界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其国家形态早已超越了民族、宗教和主权边界的范畴，是一个能为天下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文明体，这一文明体的治理体系简称“平天下”，历史已经证明其可以包容一切人和一切的利益相关方，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体，以天下主义为指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按照天下主义指导而建立的天下体系，可以做到“天下无外”，即进入天下体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受益，并且没有人会受损。这一崇高的人类理想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演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实现天下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其三，面向21世纪，作为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了解决人类文明的21世纪困局，已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这一伟大倡议秉承的就是中华文明古典的天下主义，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既是这一伟大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伟大倡议的践行者。中国智慧在未来融合世界智慧，必能创制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必将是符合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在这一新的文明建设思路引领下，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深受其益。即使一时间持观望态度甚至逆反态度的，中国智慧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对其保持耐心和友善。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其非霸权特性，在21世纪也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终结者。“新天下主义”引导下的人类世界，将以增进合作、促进共赢、共同缔造人类美好生活为蓝图，让全人类共享信息文明社会的成果，将人类世界带到一个超越狭隘利益博弈、争取创造更大共同福祉的新境界。

世界有困难，中国有方案。

世界有困惑，中国有经验。

本书在下编部分，对中华民族作为承载人类轴心文明的世界历史民族，在21世纪必须进行的文明演进运动，进行了逻辑分析，论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责任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以快问快答的形式，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和天下大势的相关重大问题，做出简洁的回应。

概而言之，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天下型文明，与全球化运动已经深度融合，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21世纪的中国，必将在服务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求得自己更加美好的前程，而世界也将因为中国之贡献而呈现出更加光明的新样式。犹如百川归海一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虽然百转千回，但也因此汇聚了千百江河，凝聚成了浩瀚的势能，在21世纪汇入世界文明的海洋中呈现出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文明的大趋势，也是人类精神运动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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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

(2)汤因比的文明史观略说：汤因比对文明的研究抛弃了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这个社会所处环境恰好能够激励这少数人应对来自自然和其他社会的挑战，那么应战成功的社会就能够进入文明阶段。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所处环境的挑战过小或者过大，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被消灭。这种挑战和应战不会一次性结束，而是会不断重复发生。汤因比的文明史观请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7.

(4)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9.

(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7)本书所说的协作，包括人类生产生活中一切互动、交流、交际、合作和沟通，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沟通。

(8)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定律”，表明了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毛泽东曾多次论述中华文明既要强大，又要可亲。比如，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为了“强大”，就必须团结全体人民；为了团结全体人民，就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治天下之方法，让社会主义使人可亲。

(11)尽管学界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定义尚存在一些争议，但学界普遍接受信息文明是这一时代的主导力量的诠释，在生命科学和核聚变技术尚没有出现革命性进展的时候，信息技术显然是改变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力量。

(12)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表明，某一区域内的疫情防控不取决于某个局部做得很好，而取决于没有局部出现漏洞和空当。这就是典型的“木桶效应”。在全球范围内也适用这一原理，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最终不取决于某个区域取得成功，而取决于所有区域均得到有效防控，而没有漏洞和空当。

(13)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