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清照的个性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多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没有读万卷书的必要，没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只能静守闺中，老死牖下。“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辨为美也。”（司马光《家范》卷八）相比之下，古代女子更缺乏个性特征。所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女性作家，却只有李清照能够卓立于众女性作家之上。李清照是一位个性鲜明、超越尘俗的女性，是一位别开生面的独创性作家。李清照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这与她始终真率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爽直、自由、不羁的个性密切相关。

首先李清照有着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李清照自幼便生活在一个书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她精通音乐，而且还擅长书法、绘画，她的艺术作品，明清之际还较多地见诸记载。当然，李清照最为擅长的还是文学创作，《碧鸡漫志》卷二称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才华横溢的李清照，在少女时代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天赋，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个性。

历代士大夫家庭不乏聪慧的才女，却很少能像李清照那样脱颖而出。这里更关键的原因是李清照的家庭环境宽松开明，身心都能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率真的心灵较少被扭曲。这应该与其父李格非的学术渊源有关。李格非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仕途沉浮与苏轼休戚相关，流传至今的《洛阳名园记》，颇有纵横家的议论气概，与苏轼文风一脉相传。苏轼崇尚真情与个性，鄙视程颐等理学家所倡导的“灭私欲则天理明”等违背人之本性的伦理规范，尤其反对将人的本性与欲望割裂，他说：“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1)苏轼的主张，顺应人的自然真性，这样能使人格得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因此，苏门师生的文学创作，较多地流露出真情本性，少有现实或世俗的顾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对此深恶痛绝，苏轼的政敌也多以此为口实，攻击苏门师友。例如，元祐三年（1088），后来成为李清照公公的赵挺之攻击黄庭坚“恣行淫秽，无所顾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一）；元祐六年（1091），杨康国攻击苏辙“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词”，苏轼尤过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五）。这与南宋人士对李清照创作的指责，如出一辙。李格非置身于苏门之中，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深受影响。表现在子女教育上，李格非并不轻视或束缚女性，而是任随李清照自由发展。

李清照有《如梦令》词，描述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词云：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词写自己由于醉酒贪玩而高兴忘归，最后误入“藕花深处”。不期而来的划船赶路少女，把已经栖息的“一滩鸥鹭”吓得四下飞起。作者的笔调极其轻松、欢快、活跃，语言朴素、自然、流畅。令人诧异的是，一位大家闺秀，居然可以外出尽兴游玩到天色昏黑，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迷路之后，没有迷途的惊慌，没有担心父母责怪的惧怕，反而又兴致勃勃地发现了“鸥鹭”惊起后的另一幅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画面，欢乐的气氛洋溢始终。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少女李清照来说显然并不陌生，应该是父母许可的。否则，只要一次严厉的责骂，美好的经历就可能化作痛苦的记忆。这首词显示出少女李清照的任性、真率、大胆和对自然风光的喜爱，这样的个性与宽松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与李清照同时代的袁采记载说：“司马温公（光）居家杂仪，令仆子非有紧急修葺，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袁氏世范》卷下）如果李格非也像司马光一样，甚至像《牡丹亭》中陈腐不通的杜宝那样，不允许女儿到自家花园游玩，李清照当然就没有上述的机会和情趣了。即使当今社会，许多父母对未成年儿女的管束，也要比李格非严厉得多。遥想一千多年前，古人对子女有如此通达开明的态度，真是令人钦佩。成年之后的李清照始终不肯“随人作计”的独立性格，对爱情的大胆率真追求与表达，就根植于早年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

李清照第一次结婚时只有18岁，性格不能说是完全成熟了。婚姻，对于任何时代的女子来说，都是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是人生旅程的一大转折。她们不得不结束有父母可以依傍、可以撒娇的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承担起一定的家庭义务与责任，要以新的角色去面对陌生的公婆与丈夫。这种巨大的转变，对一位稚嫩的少女来说，意味着在重重的束缚之外，又增加一条“夫权”的锁链，许多家庭因此埋下悲剧的祸根。这在古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婚姻状况，对女子个性的最后成型，影响至深。古代青年男女的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对彼此陌生的男女骤然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相互之间在兴趣、性格、爱好、文化修养等诸多方面经常存在着巨大反差，夫妻之间很少有恩爱可言。古代女子更多的是“所嫁非偶”，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许多女子被渐渐消磨去才气与个性，憔悴枯萎，在凄凉无告中默默离去。因此，能像李清照这样，有自己称心的丈夫，确实是幸运的。

李清照与赵明诚都具有率真的个性以及对美好事物执着追求的纯情。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但是，两人在婚前有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这为他们的婚姻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非常难能可贵。

李、赵二人情趣相投，他们节衣缩食，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夫妻诗词唱和，堪称神仙眷侣。崇宁初，李格非被打入“元祐党籍”，政治上遭受迫害，赵挺之则附和蔡京新党，成为朝廷新贵。在这一场政治风波中，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站在“元祐党人”的一边。李清照向赵挺之进言说：“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赵明诚政治态度同样明朗。陈师道《与鲁直书》说：“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后山居士集》卷十四）李清照作于晚年的《金石录后序》，以大量的篇幅回忆与赵明诚情投意合的恩爱生活，夫妻深情，款款流露。

相对美满的婚姻生活，为李清照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又一种良好的氛围。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其自主、自强、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终其一生，这种性格品质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