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自身受挫，满怀希望儿子成博士 年幼无知，饱餐一顿“藤条焖猪肉”

李海光童年照

我父亲从小就注重儿女的前途教育。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在当时，理想前途的主流是当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我小时候最爱读的科普读物就是《未来世界》与《二十一世纪的交通工具》，书中展示的东西让人神往，其中的超级巨轮、双体船、气垫船、飞翼船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因为父亲是海员，我的理想肯定与父亲有关。

我天真地说：“我要像你一样，做海员，开大船。”

这是我从小就听奶奶讲“子当承父业”或“父业子当承”的祖训的结果，可我父亲却把脸一沉，说：“像我有什么好，行船骑马三分命。”

我当时很小，不知天高地厚，当然对“命”没有什么概念，也不明白命运的辛酸，更不知道这里的“骑马”其实就是当兵打仗，当时的我只知道父亲开着船可以去很远的地方。虽然很小就知道大海，可我从没亲眼见过大海。对于小孩来说，但凡没见过或体验过的事物，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真的很想像父亲那样漂洋过海，周游世界。可我父亲却说“行船骑马三分命”，当时的我真的不知为什么。

我天真地反问父亲：“那你为什么行船做海员，整天出海？你想我将来干什么？”

父亲似乎故意避开我的第一个问题，对我的将来却早有打算，很干脆地说：“我希望你将来做医生。”

父亲希望我将来做医生，除了靠真本事在社会上立足外，还有一种优势就是不太受别人约束，我父亲经常在交谈中流露出对医生自由自在的向往。只要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到哪里都受欢迎。这种心理折射出父亲受制于人的压抑，他希望我不要走他的老路。

但说实话，小时候的我对医生没什么好感，原因很简单，也很童真，因为医生会给小孩子开苦药、打针。特别是像打气筒的针筒，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那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首当其冲的是家中的大人，因为他们都把饭让给孩子吃了。所谓水肿病，其实是营养不良。连饭都吃不饱，母亲和奶奶不水肿才怪呢？而我在这时却得了急性肝炎，母亲和奶奶饿得脚软，还要天天背我去打针。那针可不像发烧时打的那种，那些护士阿姨哄着你，用的是“飞针”，你还没反应过来，她的针已经“飞”进了你的屁股。虽然个个小孩都怕打针，又哭又闹，其实真的是还没什么感觉就打完了。可治急性肝炎的针就不一样，那针像打气筒那么粗，还要慢慢地推进去，十分恐怖，所以我从小就对医生没有好感。但父亲却跟我讲了许多有关医生的事。印象最深的是学医要比学其他学科花费的时间要长，一般的本科读四年，学医的最少要读五六年，如果再读硕士、博士，至少要八年。他希望我最好是读完本科连读硕士、博士。看来只读过三个月卜卜斋的父亲似乎和很多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子女为自己圆读书梦、大学梦。当他说出自己的希望时，仿佛我已经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即如今的中山大学医学院），并准备连读硕士和博士。

讲了那么多，其实只想证明一点，人的禀赋、爱好，往往在孩童时代就已形成。当然，如果我对医学有兴趣，我相信自己会是一个出色的外科手术医生，甚至是专家、大师。但天意弄人，我与医学无缘，我父亲也绝对无能力为我创造学医的机缘。说得直接点，到后来“文革”时，我父亲因我奶奶和五叔的事，一个可以驾驶万吨轮船的驾驶员却只能去容纳二十人的交通船当船长，连出海的资格都没有了，可以说是自身难保，又怎能为儿子的前途做铺设呢。一切顺其自然吧！这当然是后话。

我读小学是在1960年，那时正是号称“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时期，也正值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生育高峰期导致的读书高峰期。在城市，饭可以少吃，但书总得要读。这样一来，名额就十分紧张，政策规定七周岁才能读书。而我是10月24日出生，本来没资格报名，但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都报名了，我也嚷着要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奶奶见我这么想读书，不知有多高兴。但即使我入学面试全部答对也没用，一条年龄的红线卡在那里，我被否出局了。但我想读书之心似乎铁定，公立学校读不成，民办也行。说是民办，其实是企业办学，是公立学校的补充。当时的小港新村，其实是大型央企、国企的宿舍区，这所民办学校其实就是这些企业联合办的。当时的民办学校可以说什么都不如公立学校。别的不说，招生时，公立学校挑剩的才到民办学校。学校的教学设备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教学质量自然就逊色一筹。最要命的是，平民百姓从来都不会考究办学条件，只看得到学生的表现与升学情况。当时刚巧有民办学校的调皮仔在市场上偷腊肉，被抓住了。在那个年代，偷腊肉算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因此，当时的平民百姓就有这么一句广州话的顺口溜：“民办学校无教育，教埋嘀学生偷腊肉。”一时间，民办学校名声扫地，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入读了这所民办学校。

学前的前途教育是美好的，但我读小学可以用“七劫三难”来形容。六年中有三年是在校外临时借用并改建的教室内上课，而这些教室有三间原来是公厕。六年中有三年在由公厕改建的教室内上课，相信在新中国的大城市中，这种经历也是空前的。六年换七个班主任，可以与日本五年换了六任首相相媲美。独特的经历当然有独特的故事，且听我逐一细表。

小学的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小学六年换了七个班主任。第一个班主任是同宿舍的街坊，姓杨，像个大姐姐，是代课教师，第二年就另谋高就了。二年级的班主任是陆老师，男的，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平心而论，这个略带书生气的老师也不错，但他却被公安局带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给上面写信。开头我还幸灾乐祸，因为他样子没杨老师漂亮，性情没杨老师温柔，声音没杨老师甜美，连批改作业时打的勾也没杨老师打得好看，我们都不喜欢他。陆老师刚转身写黑板字，就有学生溜出教室，离教室门远点的就干脆跳窗，在那一刻，能溜出去的便是英雄好汉。可以这样说，连我这样的乖孩子都想溜，而且真的溜了出来，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我跟着一个叫邓鉴明的同学溜出教室，来到一个小山冈，这里有几条大水牛在静静地吃草。我们便爬上牛背，模仿着电影里的放牛娃，优哉游哉地在田埂上漫步，可惜少了支牧童笛，只能装个样子，自得其乐。突然间，发现陆老师追了过来，吓得我们赶紧从牛背上滚下来，拼命逃跑。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陆老师一来家访，换来的肯定是“藤条焖猪肉”。

虽然对让我饱餐一顿“藤条焖猪肉”的陆老师没什么好感，他后来有没有平反以及他家里人有没有受到牵连，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一个肯追逃学的学生追到田野山冈的老师，肯定是一位负责任的老师，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学生。因群猴无首，当即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民办学校教师队伍不稳定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