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身体力行，几近文盲成驾驶 稚嫩心高，耳濡目染少年郎

我父亲不像我奶奶，有书不想读，而是因家道中落，只读过三个月的卜卜斋（即私塾），就要给人放牛赚口饭吃，13岁就出广州做了印刷厂的学徒，后来又上船，从“斟油”，即最底层的轮机工做起。我父亲是肯动脑筋，也会动脑筋的人，当时学艺，关键要会“偷师”，不久他就当了水手，新中国成立初期，跟香港海员工人起义回到大陆。想来也怪，新中国成立初是香港人起义回大陆，后来是大陆人“非法探亲”去香港，现在省港澳可以自由行，同是一片天，都是那块地，却上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悲喜剧。

我父亲很争气，一路业余进修，十分刻苦。别的不说，翻开他至今保存的一大沓笔记本，你很难想象这是只读过三个月卜卜斋的放牛仔做出的笔记。我父亲的字有点特别，笔画较长，没多少正规训练的痕迹，但够张扬，且字形倾斜，行行字都像弯下腰向前冲锋的队列。那些表格令人赞叹：规整的数字组成一个个方阵，虽然看不明白里面到底表示了什么，但可以感受到科学的严谨，同时透见一个人认真的态度。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这话看来一点不假，我父亲就像他一行行的字，埋头苦学，一路向前。1956年时，他考取了3000吨以上轮船的驾驶员执照，按行规，拿到这个执照就可以驾驶万吨以上的轮船。

在那个年代，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实在不少，可以说是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我父亲只是这道风景线上的一个小不点儿。但对于我来说，有这样一个父亲实在值得炫耀一番。

从我懂事开始，父亲对我就很严格。父亲是海员，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很少回家，他曾连续五年不能回家吃团圆饭，但只要回家，我们都有一个规定项目，就是检查功课。当时的家长几乎都是严字当头。别的不说，即使满堂红，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因此，对于父亲的回家，我是既开心，又害怕。

父亲从小在船上工作，西方人的行为习惯对他影响很大，别的不说，就说吃饭，他不是简单地以中国的文化传统——“食不言，寝不语”来要求我们，而是教我们咀嚼的时候不能张开嘴巴，这样吃起东西来就不会发出喳喳声，才显得斯文，有教养。后来看电影，看到外国人吃东西吃到最后时，喜欢吮手指，显出一派心满意足的样子，我们小孩子也学着吮，还觉得很过瘾。可父亲却说这样不好看。

父亲在南海141号轮与船员归航时合影，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

我说：“你不是要我们学外国人吃东西时不要张开嘴吗？现在我们学外国人吮手指，你怎么又反对？”

“那是因为外国人不会用筷子，刀叉又切不开骨头，那才用手。而我们中国人多聪明，筷子功夫了得，加上什么都切好了，用不上手，这不是比外国人更斯文吗！”父亲拿起筷子，一边演示一边说，“中国人发明的筷子真叫一绝，一支筷子夹在虎口，固定着，另一支筷子由食指和中指夹着，可以灵活摆动”，边说边将两支筷子清脆地敲了两下，接着说，“对待外国的东西，好的要学。我们好的东西，外国人也想学，就像拿筷子。只是我们学他们拿刀叉容易，他们学我们拿筷子就不容易了。”

我父亲就是那样，经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如果初次与他交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是放牛仔出身。

也可能因为父亲出身低微，对于人生的追求有着一种莫名的复杂心态。他1956年就考取了3000吨以上轮船的驾驶员执照，也就是说他具备了当船长的资格。这是他凭实力谋求自身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可运滞时艰，他在水手的岗位上足足熬了二十五年，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年在少校的位置上熬的时间还要长，期间连个水手长也没混上。

故事讲到这里，相信大家也猜得到我父亲这么勤奋，又这么优秀，却连个水手长都混不上的缘故，那就是托我奶奶和五叔的“洪福”，不但托了，还不敢乱说，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更要谨言慎行。但如果说心里不窝火、不憋气，那就不是正常人了。晋升先通过政审，那是当时的中国特色，也是我父亲一直都只能当水手的根本原因。于是他经常在交谈中引用两句诗：“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也是我父亲当时心态的写照。

由于他是老水手，“文革”前的工资已经达到105块，比中学的四级教师还要高，如果再加上出海加班津贴，他算得上提前进入了“小康”。他把所有的工资都给家用，然后用加班津贴买土特产回家。当一个人的追求受到限制时，会通过另一种途径去取得，那就是寄希望于儿女。

寄望于儿女，是漫长的人才工程。在此先按下不表，后面自有更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