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公务员听证权是矫枉过正

反思时下听证制度的诸多缺失，需要修补的不仅是代表资格甄选的纰漏，更要修补民众已经被听证严重伤害的心。

正在公开征集意见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规定“现职公务员不能被选为听证代表”。这一规定公布之后激起不小波澜，反对声占多。有观点认为，“行政决策公众都有参与权，公务员也是普通公民，也是可以代表不同诉求的”。有人建议，应该删除这条规定。

对此，笔者持相同意见。然而，冷静一想，要判断这一规定的是非，不能就规定而论规定，需要对听证制度及其影响作一审视，梳理出其因由。否则，就难以求得共识。

回头看，听证制度出笼之初曾刮起一阵民主决策的清风，给民众许多期待与憧憬。但随后一而再、再而三的“逢听必涨”怪象，最终粉碎了民众的期待与信赖，备受社会诟病。

在广州，“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的“定律”从开始至今尚未有过否定的例子。近日黄埔大桥收费听证更是只划定“不变”或“涨价”两个圈圈，让代表多数民意的听证代表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听证程序是否存在猫腻难以排除，由此而引发民意的强烈不满，更加加重了民众对听证会的信任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广州市试图将现职公务员排除在听证代表之外，可以正面解读：一方面，民众痛骂听证会，矛头直指政府部门代表“运动员”与“裁判员”角色混乱，需要矫治，以安抚民意；另一方面，肯定公务员代表中部分人罔顾民意，倾向于既得利益方，干脆一刀切，以求彻底消除民众的怀疑。由此观之，其初衷是好的，表明政府正在致力于尊重真正的民意。然而，以“一棍子打死人”的简单、懒惰做法，将公务员“另类”看待，就是以偏纠偏，矫枉过正。其“偏”在于：一开始就将公务员的代表意愿设定在民意的对立面，类同于刑事案件的“有罪推定”；二是等于完全承认“逢听必涨”的罪魁祸首就是公务员，误导民众；三是对公务员“特殊”处理，与民主决策原则背道而驰。

听证制度作为民意表达和提高相关行政决策合理性、可行性的重要渠道，首先应看听证代表是否具有代表性。反思时下听证制度的诸多缺失，需要修补的不仅是代表资格甄选的纰漏，更要修补民众已经被听证严重伤害的心。

显而易见，破解听证会的困局，只纠缠于代表的资格于事无补，重要的是确保听证程序的公开、公正，任何一个环节都开诚布公接受人大、政协、媒体和社会民众的监督。做到这一点，听证制度要收拾信任危机的败局就不是白日做梦。

而这，正是民众之所愿。

200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