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球化是旅行的世界

全球化是旅行的世界。旅行及文化发展是全球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人类祖先文化传播的最早形式无不是先靠旅行互相散发交流资讯，从局部走向全球的。尤其进入大航海时代后，环球探险，开通海岸，互通有无，旅行文化自成特色，文学特别发达。比起“战争”、“殖民地”、“移居”这类方式，旅行传播文化的影响作用虽比较缓慢和潜移默化，却时常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念形成和思维判断。介绍约翰生关于旅行的论述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约翰生的思想，学习他在面对文化传播与主流文化时，如何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和自由思想的态度。

约翰生是个伟大的旅行者。从翻译旅行书（1735）到写想象旅行书（1759），最后实地考察旅行（1773），时间跨度38年，可谓从青年到晚年。读万卷书，有他《英文词典》引语为证；行万里路，有他苏格兰旅行足迹为佐。约翰生毕其一生，把旅行作为起点也作为终点。旅行是约翰生的兴趣，也是约翰生的爱好，更是约翰生探索不息的精神体现。

“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也就厌倦了生活。” 这是约翰生为人所知的著名格言。它恰当地体现了约翰生对城市生活的无比热爱，表明他是一个拥城主义者。他与鲍斯威尔于1773 年10 月在赫布里斯的小岛旅行时，鲍斯威尔问他：“先生，除了你所居住的英格兰岛屿外，你还从未到过其他地方吧？” 约翰生回答：“只要看伦敦，我就看到了整个世界所能表现出来的一切生活了。”[42]显然，“生活” 能浓缩在伦敦里，如同玄学派诗人多恩用 “泪水” 代表 “全球”，因为生活无处不在，如同人之本性 “同一”那样。这里只能说明，约翰生持 “同一想法”，热爱伦敦，把人类生活看作到处都一样，“从中国到秘鲁”，与伦敦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人们如果过分看重他这个 “伦敦就是生活的一切” 的看法，就会忽视他思想行为的另一面。他早年读书时立志要远行，翻译旅行书，中年写了 《幸福谷》 虚构旅行，晚年到苏格兰高地实地旅行，这些足以表明他又是一个可以离开城市而乐意漫游的旅行者。伦敦不全是生活的一切。约翰生这些思想言行的矛盾之处，需要具体分析。

约翰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个城市。1737年，28岁的他离开家乡林曲菲尔德后，便定居生活在伦敦。大约有20年，他没有什么旅行活动，一直埋头于文字写作，如编词典，一种他称为无工伤的苦力。他有一段时间生活在贫困文人群居的“格拉伯街”。

悠闲阶层宣扬的生活观，“如果能到处旅行，生活会好，感觉会好”，此时无经济能力到处走动的他，只能对此嗤之以鼻。这很好理解，如他把换个地方的愿望与一条患狂犬病的狗在疯狂地挣扎相比拟，告诫读者，那些人的这类“满足”是偏僻地区居民的观念；他讽刺地评论人们提到“当伦敦空城时，大家都会移民到郊外去”的看法。（《漫步者》）约翰生似乎从不认为，幸福能在郊区农村里找到，也不认为隐居早退是种理想的活法。（《漫步者》）

在《幸福谷》里，他对当时卢梭一类革命思想家赞美农村村民朴素幸福的看法是嘲讽讥笑的。贫穷绝无幸福可言，这是他思想的一个底线，来自他拮据贫困生活的实际经历。应当说，在嘲弄或讥讽“换地方即能换思想”的同时，约翰生还是同意旅行有“治疗的特性”的作用。如他肯定运动和活动能让人生机勃勃，身心健康，“靠工作和行动才能消除悲伤”。（《漫步者》）

约翰生也赞同他同时代人的一些看法，如认为旅行不论在马背上或马车里，都有益于身体和思想。旅游有“治疗”、“理疗”作用，这是18世纪那些严谨的道德家劝人到外面行走的理由。他们认为，看那些喷涌的泉水，它们就会自然地流入到你的思想，洗涤你的心灵。旅行可以舒缓你的不满或实现你的愿望。约翰生一开始固执反对，到后来却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接受旅行这个“药方”。

1762年，约翰生得到皇家的养老金后，生活安定，不再为写稿挣钱操劳。他每年都能离开伦敦一次，有时外出几个月。1773年，他与比他小30岁的鲍斯威尔一起到苏格兰高地旅行，途中在德维根度过了他64 岁的生日。在其后两年里，他与商人思罗尔家人一起去威尔士的北部旅行，然后去法国巴黎。在66岁时，他写信给思罗尔夫人：“你和你先生也许不会阻止我，我想去开罗，经红海到孟加拉，漫游印度。只要1.4 万英镑 （指思罗尔酒厂的年利润） 的半数，就能送我去看其他地方的生存方式，让我回来把它们写成书。”[43]旅行心切，已急需人来赞助。

尤其到晚年，他对“换地方”有益身心的看法体会明显加深。尽管他还是很顽固地执着于“没有人可离身躯而去”的看法，时年74岁的约翰生向思罗尔夫人表白：“在旅行中，我能摆脱许多无用的不安心思。只有从天上摔落到地的天使，才会自夸思想别有其他出路。要有也是这个天使在说谎。外面的地方，至少对所有躯体之身都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希望这小旅行至少能消除我的一些忧郁症。”

约翰生的思想矛盾之处可以从早年与晚年的经济贫富和身体强弱状况中得到合理解释。因为思想家并不总是能保持思想一致的，所以“知人论世”还要“知时论言”。

尽信书不如无书。约翰生的思想深邃和眼光宏放，还直接与他读旅行文学书保持独立思考有关。在大航海时代，介绍旅行探险、刺激幻想的书籍特别流行，这类书满足了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人人爱读。这时的文化传播，尤以有能力到海外的商人水手游客旅行后，写出强调海外民俗风情不同的游记来影响人。“怀挟偏见，厌恶一切外国事物。这个混名可以移赠许多英国旅行家。”[44]人们最容易被所谓符合主流文化的思潮所吸引或蒙蔽，想当然，若无“鹰眼驴耳”，便会信以为真，甚至会与那些种族观念强的作者“同流合污”，打造出一个白种人优秀、能走遍天下的文化天地。在约翰生时代和后来帝国强大的时代里，文化传播市场都充斥着这类种族优胜的天真幻想书籍。约翰生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既读这些流行的旅行文化书，又会经过深入思考，从历史现实比较，悟出真实道理。如上所述，他很早就确认“同一”思想，人性善恶一体，所以他才敢于抵制那些排斥异文化的错误思潮。

促使约翰生去旅行的动机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年轻时的激情理想冲动。如在早年，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说：“我要访问国外的大学，我要去法国和意大利。”[45]

其二，满足好奇心。在很多时候，他表示希望或计划去冰岛、印度和瑞士，去地中海沿岸，甚至对到长城的人大力夸奖，因为他们的后代足以为先父的精神而永远感到自豪。

其三，对自然和物理世界持有终生热爱的浓厚兴趣。他不仅通读文史，还涉猎科学实验书，熟读医疗书，同时对航海探险知识表现出很高程度的认知。1755年，他替生病的朋友威廉（Zachariah Williams）执笔写过一本小册子《谈经度的航海探险》。威廉在1714年试图赢得英国国会提供的大奖，做一次更准确的制订经度线的航海计划。若没有这个精确度，将给海上贸易带来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英帝国对美洲、印度和太平洋扩张殖民地的时期。帝国对商业的勃勃雄心伴随着科学的好奇和探险，有力地促进了对先前未了解的全球地理方位的考察活动。

尽管约翰生对殖民地也有厌恶的看法，可这并不影响他对科学探险的兴趣和了解。他能临时为人“捉刀代笔”，写出谈“经度航海”这个专业技术含量高、难度大的主题，绝不是临时抱佛脚、赶鸭子上架所为，其中必定有他长期的研究心得。在约翰生晚年期间，库克（James Cook）船长曾三次下“南海”（1768—1771，1772—1775，1776—1779），并在1770年首次到达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北部。船长和他的同伴们把所见的许多闭塞岛屿的文化资料带回英国，引发探险新热潮。约翰生为之兴奋鼓舞，也有航海到澳大利亚这个愿望。1772年，他曾想加入他朋友班克斯（Joseph Banks）船长到“南海”的探险航行，终因担心晕船、身体不适才没去成。

其四，更重要的动机是他在 《苏格兰西部群岛旅行记》 （1775） 里表述过的旅行目的。1773年，一位64岁的老人和一位33岁的年轻人行走在苏格兰高地荒无人烟的小道上。他们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没有便利的住宿，没有现代化的联系方式，只能靠马车、靠小船、靠骑马或靠两条腿走路，跋山涉水，穿越沼泽，横舟过海，夜宿茅棚。这历时3 个多月的旅行目的，不是游山玩水，而仅是为了 “了解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46]。

两人从高地返回，先后写了《苏格兰西部群岛旅行记》（1775）和《赫布里底群岛旅游日记》（1785）。在这部书里，他多元的世界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对本地环境和特殊民俗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早期的社会学或民族志学（人种学）书。[47]书里表现出一些现代的科学考察的概念，即如何获得可靠的报告和有效的证据等。他提醒人们注意，高地人为生活所迫，并不讲究叙述的准确性，也没有做永久记录的习惯。约翰生作为“报告记者”的优秀品质，在这部书的叙述中以最“优雅的方式”表现出来，如“高地棚屋见老妇人”的精彩描写。[48]

他在苏格兰开始旅行时，就希望听到古老的传说，看到近古的生存方式，可他来得太迟了。英国占领者早已改造了这些高地氏族部落的习俗。他为之惋惜却无可奈何，也表示尊重文化传承和历史选择，提醒人们向前看。

旅行让他自审反思。他开始说高地人忽视种树，后来他对高地环境有更多了解后，他发现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全面。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为什么这个地方罕有供应这些必需品，因为很少人去关心这些想象的愉快”。这里他自责追求自己“想象的愉快”，而忘了他人切身的生存条件。即使完成了考察并认真思考记录出版旅行书，他在书的结尾还是告诫自己：“我关于民族生活方式的这些思考，只是其中见闻不多的人的一种思考。”[49]

在约翰生的考察里，“方式” （manners） 与 “生活” （life） 不同，而 “方式” 虽不同，可 “自然” （nature） 到处都是一样的。有研究者指出：“他在旅行写作中，一边是严厉的理性批判者，一边是抑制不住的想象的追求者。” “他在古典的普遍性的观念和现代的特殊性的兴趣之间挣扎。”[50]作为读者，我们既能看到他的矛盾性，又能看到他的一致性。

文化是多元的。旅行见证各地文化民俗的不同色彩。我们可把约翰生的“了解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看作特殊性，是“同一”中的“理一分殊”。正是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普遍“生活”，激发他出外旅行看世界的兴趣。他渴望旅行，如同《幸福谷》的王子，要检验“外国的风俗和规则”。这似乎与他深信“真理的稳定性，人类生活的普遍一致性”这些“同一”的特征看法相违背，但实际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个“生活方式”合理存在的特殊性，又直接导致民族生活各异和文化多元的普遍性。文化传播后的原有“文化增值”，将呈现出为普世接受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西化”，也不是“东化”，而应是以人同一心理为基础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