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化趋向的多元文化

后人对约翰生的批评尤以麦考莱最有针对性。这恰好能从反面反映约翰生的“世界主义”是非“西方化”的，在文化传播上是主张“同一”而分殊的多元主张的。麦考莱是个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学者，也是个为帝国服务到海外执行公务的政治家。他在185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约翰生条目”里，对约翰生的“谈话”有肯定，可对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否定的。让麦考莱感到不安的是约翰生大胆的“世界主义”或全球意识。如他批评《幸福谷》所言，约翰生不分区域的野蛮文明，“把整个英格兰的国内体制搬到埃及”[35]。这种不分阶级、不分先进落后、“到处都一样”的大同思想，确实是约翰生探讨人生幸福的大背景，让这部作品有了世界主义的情怀，抵制了认定先进国家幸福的一般概念。作为最低纲领的“世界主义”者，约翰生是启蒙运动中提倡平等“同一想法”的传统继承人，而作为后代的我们常选择偏离约翰生的“轻松挑战”或他对文明“进步”的“商讨”态度，结果忘记约翰生思想，而这正是我们当代人可用以直接批评帝国主义和种族观念的工具。[36]

更糟糕的是，我们在评价约翰生是否与时俱进时，不但受贝卡·夏普的“垃圾约翰生”（Junking Johnson）影响，如萨克雷《名利场》第一章写穷艺术家的女儿贝卡·夏普，把约翰生的《英文词典》扔出马车的细节描写，而且还受麦考莱的欧洲文化至上观点的驱使，与他一起拒绝不同质的文化。如麦考莱在印度做官时说：“整个印度和阿拉伯的本土文学都比不上欧洲图书馆里一个书架上的好书。”[37]这位到过印度任公职，曾为印度教育制度英国化作出贡献的设计师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批评约翰生的“世界主义”无疑有很强的“种族优胜”心理作怪。

由于18世纪、19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迅猛发展和殖民地扩张，英国成为一个“日不落”大帝国。文化传播的重心，不仅要求重写殖民化的国家，而且要重写殖民地的主人，推销一个与英国过去18世纪殖民历史不协调甚至相反的“史前史”。情形如同当今若进入“中国世纪”，要重写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传统那样。麦考莱就抱着这种种族至上的使命感，写出了这种为帝国服务的历史文学。

面向主流文化，麦考莱绕不开历史，尤其对约翰生那些掷地有声的言论感到刺耳，他只能把约翰生当作靶子，讽刺他不过是个“命定的陪衬物”，有点像行将灭亡的“莫希干”人，他们最后展示的那些传统要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潮流卷走。麦考莱描写进入伦敦社会的约翰生，是个“过去时代的坚固化石的样板”，把约翰生与菲尔丁小说的诙谐落伍人物维士特绅士作比较。他攻击约翰生的散文风格笨重，如中世纪般古老，如同“那些不幸运的中年酋长被他们一连串的锁子甲套住所窒息”。麦考莱最后对约翰生的智慧“谈话”也不放过，“他的格言消失在沉重负载的那些为辩护和装饰的语言中”[38]。

麦考莱以帝国文明进步观念来打击约翰生的保守思想，在帝国如日中天之时，在革命潮流滚滚之下，是沉重有力而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所以有人说，要推翻麦考莱对约翰生批判的不实之词，来庆贺约翰生200 周年诞辰 （1909）。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学者们几乎没必要再提那个麦考莱及其影响，无须批判开道，便可讨论约翰生作品主题。当今全球纪念约翰生诞辰300周年 （2009），可以说约翰生没有敌人。[39]

历经百年沧桑巨变，那些曾经说他“反动保守”、“反革命”的阶层，现在可能比谁都厌倦革命、反对革命。这种情形，又好比当年人批倒孔子不简单（1919），当今人尊孔祭孔谈《论语》心得太容易。谁说敢言的道德作家的命运不是时代的弄潮儿。麦考莱似乎完全想不到，在他去世后，今日世界还会再现一个约翰生曾预见设想以“同一想法”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全球主义。可见同是博学大家，两人思想距离有多远。麦考莱虽比约翰生晚生近百年，但思想却远远落后于约翰生。作为一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我们现在只能替他思想的狭隘、渺小而惋惜，而佩服约翰生超越时代的伟大。

约翰生是智慧大家，却几乎没有什么张扬殖民主义“西方化”的格言。最能证明麦考莱说约翰生对帝国“史前史”毫无相关这一胜利预言的是，英国一位史学家在1924年说，在追溯帝国文学史“进步”的过程中，“人们从来都不会去查找约翰生关于帝国事业的普遍智慧”[40]。确实，除了怀疑和批判，约翰生从来没有麦考莱那种信手拈来的宣传种族优胜和帝国进步之类的“格言”可作参考之用。[41]约翰生那些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作品，因为它们顽固地保留在启蒙开明这个时期，足以抵制以任何理由来为霸主统治服务的目的。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把约翰生与当时中华帝国的态度作一比较，看他们面对大航海时代如何把握 “同一”，解决文化冲突。当年欧洲帝国随政治、经济势力扩张，在传播上扩散强势族群文化，不顾其他。约翰生却坚持民族平等的 “同一” 观念。面对英国到美洲、印度各国进行殖民地统治的不文明做法，约翰生不以帝国殖民地的主人身份自居，甚至毅然放弃这个 “主人” 身份，同情被压迫的一方，反对奴隶制，坚持反殖民主义的立场。这使他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既不兴奋更不乐观，完全不像进步历史学家那样为人类新纪元到来而欢呼雀跃。这个 “悲惨日” 也应属于他所说“人类希望的幻灭” 的一类。他付出了被嘲笑的代价，他的 “保守” 观念遭到同时代人、后人甚至今人的批判就不足为奇了。可若从他主张文化传播交流的 “同一”，平等待人的 “世界主义” 看，即当今多元化的全球意识，却表明一种为后来证实的超前思想，他又是当之无愧地走在他时代和我们时代前列的先锋者了。

从被殖民、被侵略国一方来看，问题也恰好出在不“求同”而顽固坚持“异见”为主导的观念。面对入侵，土著居民本身落后，难以抵抗，无可奈何，所以约翰生要替他们说话，告诫帝国遵循文明道德公正的规则，不能野蛮行事；而古老文明大国本可应对，却故步自封，不愿去适应挑战，坚持搞特殊化，就实在有些落后于世了。如前提到“长城”，约翰生当不会为中华帝国“胆小”怕事撑腰。本来中国人有可能早在明朝就直面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面对“不同”去“求同”，借鉴西方科学，发展生产，壮大国势，富裕民众，可惜因闭关守国和大王朝天国主义的固有传统文化思想作怪，直接抗拒而错失机遇。到后来中国更是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拒绝“求同”导致我们一再失去许多历史机遇，致使我们落后于世界近几百年。当前改革开放，实际是一种“求同”的思想解放。首先放弃了过去人性是阶级性的观念，淡化阶级阵营对立无话可谈的“敌对意识”，进而接受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营理念，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迎来中国当今经济迅速发展和国家日益富强的局面。

根据人性“同一”观念，约翰生的“世界主义”自有其逻辑的思想力量，成为反殖民、反种族歧视、反对战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尽管它有时被轻视、被混淆、被误解，却无疑可作为我们对当代问题思考的精神食粮，为我们接受“不同质的文化”提供直接相关的思想资源。这里似应强调，约翰生思考“文化不同”，以人的本性大同为出发点，比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文化或民族主义文化更灵活、更智慧，更接近全球化趋向的多元文化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