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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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约翰生思想的启示意义

上面介绍了约翰生关于普遍“同一”和特殊“生存方式”的一些看法,同时探讨了他思想观念的源起和形成,不妨说,这些构成了约翰生独特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些看似保守的“异见”,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文化传播过程所呈现的三个基本变化或现象,即传播带来文化“相同”,引起文化“碰撞”,产生文化“增值”,[51]从而尽量避免简单化、片面化的思维。它们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约翰生主张的 “同一想法” 在文化传播上有普遍指导意义。它不仅认可文化 “相同或相似” 这个趋同现象,而且为传播中的 “文化碰撞” 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给文化增值提供创造动力。约翰生考虑人性同一心理,针对种族歧视这个层面,强调不分种族,人人有同等话语权,要文明、道德、公正、平等地解决殖民地文化变迁或进化的问题。他的 “同一” 思想有特定内涵,注入了他的价值观。这不是后来人根据 “同一想法” 而发展为单向的文化传播,搞 “世界文化一元论”。如史密斯的 《古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 (1911)提倡 “埃及中心论”,或由此延伸的 “东方化”,尽管它们对 “西方化” 是一种积极纠偏,但矫枉还是过正了。

约翰生的“同一”,看似与提倡“多元化”矛盾冲突,其实不然。文化传播带来的“相同或相似性”,是因为人类总会有“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想法、同一个愿望,把文化发展延续下去,造福自我和后代。过去地理隔阂,人类分居,老死不相往来,尚且能“人同此(一)心”、“心同此(一)理”,[52]何况现代交通便利,文化大传播、大交流呢。人心所向必有相同趋同。这种以人之心性来面对文化扩散,而不是以地理国家划分东西文化来硬性推销、强迫接受,实际为“多元化”世界主义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仿佛预示着文化传播应朝“人性化”的趋势发展。因为“人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不仅生产的产品要符合“人文精神”,而且生产过程要“以人为本”。[53]

“同一想法” 坚持 “以人为本”,本身必然包含多元体的共存。因为人人需要不同,文化层次必不同。约翰生强调无论种族优劣,都要按文明原则处理文化碰撞与冲突。这在我们漫长历史发展中有过经验和教训。如看中国唐朝处理 “番汉” 问题时,就能发现也有类似 “同一” 理念在起调解作用。开明君主李世民在总结自己一生的功业时,特别强调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唐初名将李靖也曾说过:“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54]两人都本着人性共同 “如一” 来看待种族差异,而对消除由地理环境造成不同族群的隔阂,则采用 “独爱”、“恩信” 和 “衣食周之”这些文明道德的方式,从而达到 “皆汉人” 的民族和谐局面。

在那个万水千山阻隔的年代,李世民与约翰生彼此无影响关系,两人心思却平行相通,可见中西文化依然有趋同之处。若把“皆汉人”概念推而广之,继续全球化,给力文化传播,最后能否达到人人不分种族思想“皆地球人”(世界公民)的大同世界理想,虽不乐观,却无妨拭目以待。

因此,约翰生“世界主义”的“同一”和“生活方式”观念,可以为东方古老的“求同存异”哲学注入新概念,为“理一分殊”提供新例证。所谓求同,就是求人类“同一想法”,不分种族贵贱,不分阶级敌我,不分大国小国,只有这样才能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和世界和平大同的梦想;所谓存异,就是尊重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尊重文化历史发展的淘汰规律,从低级文化向高级文化进步。

其二,约翰生肯定并欣赏的人类特殊的“生存方式”,为“存异”的“多元化”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如果“同一想法”是一种“包容”,人的想法都有同一性,不分种族身份,一律平等对待,那么,“存异”就更直接是一种“宽容”,允许不同“生存方式”的文化思想同生共灭。

考虑到人类进化非常缓慢,文化传播带来的“文化增值”受益现象总是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慎重地对待和吸收所谓“异”类民族文化思想就很重要。约翰生很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思想随人之善恶本性,随时都有前进与倒退的特点。所以他说:“看似知识的洪水,灌输了整个一代,可退潮后留下一片干枯荒漠的大地;突然闪耀的智慧星光,给阴暗的地区带来一时灿烂光辉,可突然熄灭的光亮,又给人类继续暗中摸索自己的道路。”[55]历史进程谁说不是这样反复曲折地折腾,不是那样五十步笑百步地迂回前进呢?过去“异”类的东西有可能是今天“同一”的思想内容。如上述约翰生在他的时代提出的前卫思想,曾被当作一种“异见”或“保守”观念被一段“进步”、“革命”的历史所摒弃,而麦考莱的“进步”实为“落后”。因此,不能贸然以文化传播带来的趋同的“相同或相似性”现象而排斥一切不同质的“异”类文化思想存在。多元文化思想既为普世的新文化带来生机,也为原有文化形态带来内容附加值。

其三,约翰生坚持不断地“旅行”,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加见识,避免偏见和独断。全球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是通信、书籍、电视、网络的空间时效加大,而且更直接的是实地旅行及旅行文化的广泛普及。旅游成为丰富生活之必需,因为异文化总是有吸引力,实际阻止了文化单一化。实地旅行能直接感受和比较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进而提升文化创造力。约翰生之所以能客观地看问题,既与他读书多有关,也与他面对生活实际有关,更与他独立思考有关。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思维,是我们面对文化传播中发生文化冲突时应必备的。如面对求什么“同”与存什么“异”的选择中,思想家尤其决策的政治家不能缺乏独立的自由思想,不应屈从于环境大势。

比较而言,“求同”比“存异”更为重要迫切。[56]全球化及文化传播必将日益扩大人们的全球视野,培养人们的宽容思想。解决人类思想文化争执并向大同世界迈进,需要培养维护“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的共同意识。“求同”和求“同一”应是世界文化永远向前发展的潮流。因为人类文明的“同一”或共同价值,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不能因特殊而无视和轻蔑。若执着于“不同”、“特殊”,无视“大同”、“同一”价值观,甚至坚持对立对抗的思想主义,文化传播将非常有限,终将影响全球化和平发展。至于“同一”具体内涵即普世文化普遍主义的价值观是什么,将是因人因国而异、需要长期共同协商探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至今还未能达到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和公平平等的贸易竞争,还有点类似当年欧洲人因劳力资源短缺(当今是人工成本昂贵)开始向北非和中东地区开展贸易的延伸的“殖民化”,没有改变大国强族要比小国弱族具有优胜势力的趋势。这种占优势的经济,在文化上又直接导致文化传播中的偏向、偏颇、偏激,看似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激烈博弈,而强者似乎总是有理。我们对此提防和警觉是必要的。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化的关注点,所谓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世纪”的说法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实际。若在不远未来,硬把大国崛起特色作为文化一体化思想或纳入“同一”中心观念来大力宣传推广,便会遇到约翰生时代面临的同样的霸权支配垄断问题。世人对此担心也不无道理。

反思“全球化”是当务之急。尤其在金融风暴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全球化问题在当前更充满危机和挑战以及恐惧和希望,所谓“风险社会”几乎到处存在。当今的“全球化”很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殖民化、西方化,也不尽同于约翰生当年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并继续发展的“全球化”的格局,牵一动百,有可能让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导致约翰生曾暗示过的全球“悲惨日”不幸再现。我们应谨慎地推动全球化,防止惧怕和狂热的两极偏颇,坚持人类“同一想法”,求大同存小异,应对挑战。在文化传播下,借全球化之风,把人类文明共通、共享、共产的“同一”价值文化不分东西地传播下去,让这个世界的明天更加和谐美好。


[1] 此处参考了康有为的一个设想。他的《大同书》对“大同世界”有十三条建议,其中有:“第一条,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第二条,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58页。

[2] 参看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页。

[3] 怀特的《文化科学》提到文化累积的“加速度”现象。参看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4] 柴尔德有人类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论说,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参看[英]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8页。

[5] 这是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参看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6] 英国人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2002)提出郑和曾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此书畅销一时,可论点引起了广泛争议,即使是中国学者也多有质疑。

[7] Hardy J.P.(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Johns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8,p.108.

[8] Hardy J.P.(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Johns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8,p.89.

[9] Folkenflik,Robert Johnson's Politics,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13.

[10] 语出Hannah Arendt's Race-Thinking before Racism,引文同上书,第115页。

[11] 这两个名词分别出现在1794和1795年。引文同上书,第125页。

[12] [英]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13]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基本内容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参考郭豫明主编:《中国近代史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14] 沙夫茨伯里伯爵(1671—1713),英国政治家,最开始是保皇派,后来在英国内战中反查理二世,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创始人。

[15] [英]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约翰生传·译者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页。

[16]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95页。

[17]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14.据近些年媒体报道,对人类基因的分析证实各民族人有99.9%的相同。

[18]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幸福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8页。

[19]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幸福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2页。有人据此推论全书宣传宗教信仰主题,可见仁见智。

[20]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14.

[21]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幸福谷·译者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6页。

[22] 一部当时出版的主要收集葡萄牙人航海的旅行文章的汇编集。

[23] Samuel Johnson,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Displayed;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20.

[24] J.P.Hardy(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Johns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8,p.108;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20.

[25] 见J.P.Hardy(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Johns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8,p.17.

[26]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4页。

[27] John Wiltshire,From China to Peru:Johnson in the Traveled World,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215.

[28]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20.

[29]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21.

[30] 范存忠:《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约翰逊博士》,《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31]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99页。

[32] 笔者在约翰生博士伦敦故居亲见“石块”被放入一个玻璃盒保存,引人注目。

[33]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34] John Wiltshire,From China to Peru:Johnson in the Traveled World,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16.

[35] T.B.Macaulay,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in Selected Writings(ed.),Clive and Pinne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145.

[36]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19.

[37] T.B.Macaulay,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in Selected Writings(ed.),Clive and Pinne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241.

[38] Clement Hawes,Johnson and Imperialism,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123.

[39] 见笔者介绍牛津国际约翰生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新浪网,blog.sina.com.cn/2009johnsonland。

[40] Edward Salmon,The British Empire,London:W.Collins,1924,p.83.

[41] “格言”几乎就是约翰生的一个代名词。至少在鲍斯威尔那本《约翰生传》里就给世人留下了这个谈话大家的印象。

[42] [英]约翰生、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53页。

[43] John Wiltshire,From China to Peru:Johnson in the Traveled World,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211.

[44] 这里借用钱钟书为1947年伦敦出版的一本旅行书写的书评《游历者的眼睛》,见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45] [英]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约翰生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页。

[46] [英]约翰生、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译者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页。

[47] 泰勒和摩尔根分别为“文化学”和“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奠基人。参看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4页。

[48] John Wiltshire,From China to Peru:Johnson in the Traveled World,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p.216-219.描写见[英]约翰生、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1页。

[49] [英]约翰生、鲍斯威尔著,蔡田明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18页。

[50] John Wiltshire,From China to Peru:Johnson in the Traveled World,in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7,p.223.

[51]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52] 与约翰生相似的钱钟书,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有 “全球意识” 的作家。他在《管锥编》 里有大量人心、文心思想相同的 “理一分殊” 论述。他的 “比较” 重在各国文学的 “平行” 而不是 “影响” 研究。所以 “求同打通” 是其文心所在。他主张 “中州无外皆同壤”,实与当时提倡 “敌我意识”、反对共同人性的社会思潮形成鲜明比照。参看蔡田明:《<管锥编> 述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5页。

[53]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54] 引语分别出自《资治通鉴》卷198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卷上》。关于民族文化源起融合问题,可参看郭精锐:《中国神话与英雄传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55]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见第217页和“译者序”的分析,第14页。

[56] 钱钟书早在阶级和文化尚未完全对立对抗的时期就有“求同”的远见卓识。参看蔡田明:《钱钟书与约翰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