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鸦片烟毒的严重危害

与日俱增的鸦片贸易与走私贩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不断增长的滚滚财源，对近代中国则造成了长久难以消除的诸多严重危害。

当时，外国不法烟贩通过鸦片走私贸易所攫取的利润高得惊人，其他任何商品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以1805年的情况为例，在印度鸦片产地的收购价为每箱160卢比，运到加尔各答拍卖即上升为每箱988卢比，再偷运至中国广州走私贩卖，每箱鸦片的价格则高至3500卢比，相当于收购价格的22倍。[7]由于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价，鸦片贩子有时甚至贩卖一箱鸦片，即可赚取1000银元。

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对华鸦片走私获得了大量收入。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于是，鸦片的生产和贩卖越多，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税收自然也会随之增加。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大税收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英国财政部从茶税中所得岁入，在公司专利末年，每年平均达三百三十万镑，中国茶叶供给了英国全部岁入约有十分之一，同时还供给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8]。通过鸦片税收和茶叶税收，英国政府即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大约500万至600万镑的巨额款项。华伦也曾在《鸦片》一书中指出：“多年以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了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差额的情况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用茶叶作为汇划资金和交流物资的手段，又使大量的收入流入英国国库，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贫困就给英国每年带来600万英镑。”[9]由此也不难发现，英国政府为何会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公开支持对华鸦片走私，甚至在清廷厉行禁烟时不惜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不仅使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惊人的暴利，而且改变了以前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也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不利的入超局面。例如，“1817年中国鸦片进口值为61.1万银元，仅占广州进口商品总值的4.1%，1825年鸦片进口值已跃居首位，达到978.2万银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42%。在1830至1833年的四年中，鸦片平均每年进口1395.3万银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52%左右。原来居进口商品第一、二位的棉花和呢绒则分别由占进口商品总值的53.5%和21%下降为23.6%和8.8%”[10]。显而易见，鸦片走私贸易也改变了西方列强对华贸易不同商品所占总值的格局。

美国也通过对华鸦片走私获得了暴利，并改变了对华贸易长期大量入超的不利局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总值远远多于美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每年都需要将大量白银运往中国，以此平衡中美贸易。但通过鸦片走私，这种状况即逐渐改变。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10年，美国运往中国平衡对华贸易的现银与以前相比即减少了80%。

在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之前，英国商船每年也都需要携带为数甚多的白银，运到中国购买茶叶、瓷器等商品。19世纪初，这种局面仍然继续维持，中国每年因贸易出超所获得的现银均为数百万两，有时甚至达到800万两之多。但随着鸦片走私量的激增，英商运往中国的白银即日益减少，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出现了与以往相反的局面，即中国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

银元的流通十分便利，并且在中国市场交易中具有超过其本身含银量的价值，所以外商运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均为银元。而后来中国流出的几乎均为细纹银，尽管当时的清廷禁止细纹银出口，但仍通过走私的渠道大量流出。仅从中国流入英属殖民地印度的细纹银数字，也可看出中国白银外流的严重状况。1814—1815年度，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已有130万两左右，1814年后又迅速增长，到1827年的13年中，共计流入2358万两。从1830—1839年的9年中，总数又增长至3176万两。[11]这仅仅还只是当时中国白银流入英属殖民地印度的数量，如果计算中国白银外流的整体数量则更加惊人。尤其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每年都达到了3000万两左右。

由于鸦片在当时已是清朝政府明令禁止进口的毒品，所以只能采取走私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且“向买之人皆系携带现银交易现货”。也就是说，中国国内之鸦片贩子，只能用现银购买鸦片，不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获得鸦片。这样，鸦片走私量的增加，即意味着中国白银流出量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23年以前，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为数百万两，以后急剧增加；1823—1831年间，每年外流1700万至1800万两；1831—1834年间，每年外流2000余万两；1834—1837年间，每年外流的白银已高达约3000万两。[12]

中国原本是采银并不多的国家，只是因贸易出超，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白银流入，使中国的白银并不短缺。在政府财政收支和民间商品交易中，均较为普遍地以银两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手段，所以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外国白银不再流入，相反中国的白银还不断流出，立刻就会出现白银短缺的恐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最为突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银贵钱贱，19世纪末铜钱七八百文可换纹银一两，19世纪初银钱比价也保持在1000文左右。但随后不断上涨，1817年涨至1216.6文，1827年又涨至1340.8文，1838年更涨至1637.8文。[13]银钱比价的持续上涨，使平民百姓的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因为除一部分富裕人家之外，一般平民百姓劳作所得为铜钱，在平常生活中也多用铜钱，并无多少存余之白银，而缴粮纳税却一直必须折为银两支付。如同时人所说：“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因为银价日益上涨，百姓缴纳各种赋税时，就需要支付更多的铜钱来兑换成白银，经济负担由此而无形增加。

上述这种状况，也影响了清王朝的赋税征收和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清王朝的财政困难。19世纪30年代初，清朝即有官员指出这一弊端：“查烟土一项，私相售买，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14]在出现“各省市银价愈昂，钱价愈贱”，以及国家财政严重受到影响的情形之后，也有官员上奏朝廷说：“近年以来，银价之贵，州县最受其亏。而银商因缘为奸，每于钱粮紧迫之时，倍抬高价。州县亏空之由，与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均未必不由于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此也。”[15]可以说，大量鸦片的走私贩卖已经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因为财政是政府的经济命脉，赋税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赋税无法顺利征收，政府的收入得不到保证，财政即会陷于崩溃。1839年，各省积欠的田赋税款高达2940余万两，已相当于清朝整整一年的田赋收入，这种状况当然会使清朝的财政收支左支右绌，难以正常维持。

此外，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不少官员也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成为瓦解清朝统治阶级的一大毒瘤。尤其是在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几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16]官吏受贿如此普遍，其后果必然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17]更为严重的是，官员普遍受贿导致吏治腐败，对清王朝的统治也构成了潜在威胁。

鸦片泛滥对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和危害更是罄竹难书。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加，吸食者越来越多，涉及众多社会阶层。起初，主要还只是限于地主、官宦、富商及其子弟等富裕阶层，吸食者并不普遍。随后，即向社会各阶层蔓延，“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至道光朝中期，中下级官员吸食鸦片已十分普遍，“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18]。一般民众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当时吸食鸦片之风日甚，成为时尚，也极易受到感染而沾上毒品，一旦上瘾又难以戒除，故而在一般民众中吸食者也为数不少，有许多人甚至为此而不惜倾家荡产。至于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吸食鸦片，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专家学者估算的数字也相差甚大。有的认为1835年全国吸食者为200余万人，有的推算1838年达到400万人，还有的说高达1000多万人。[19]虽然所说数字不一，但都肯定当时吸食鸦片者不在少数，而且其发展趋势是与日俱增。

吸食鸦片虽可带来一时之快乐，但久而久之却对摧残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产生极为严重的恶果。上瘾之后，“就像不能没有水和食物一样地离不了鸦片”，并且完全失去自制能力。一旦毒瘾发作，“其症状为极度的心神不安、烦躁、全身发寒、脸上发烧、打喷嚏、出虚汗、淌口水、流鼻涕，有的人还恶心、呕吐、腹泻等肠胃性不适。腹部、双腿和背部都严重痉挛；全身骨头痛，肌肉抽搐；神经兴奋、发颤。每一种症状跟其他症状相矛盾。烟瘾发作时，瘾君子很饿，但又吃不下；他很困，但又睡不着”[20]。长期吸食鸦片的“烟鬼”从外表一看即知，大都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而且烟瘾发作时，“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只知“淫朋聚二三，对卧若翁媪”。严重者“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是其毒并不止于杀身，而且至于绝嗣”。[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