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鸦片进口贸易与走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罂粟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鸦片产量的急剧增长，完全是受西方列强对中国大肆进行鸦片进口贸易与走私的影响。
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的商人，但起初数量有限，影响并不大。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大国印度，占领果阿（一译“卧亚”），设置印度总督进行殖民统治。据学者的研究，葡萄牙人最早是将鸦片作为药品，向粤海关纳税之后，合法向中国输入的。到清朝康熙年间，因鸦片进口日益增多，在中国上流社会中开始流行，上瘾者也与日俱增，清廷遂提高了鸦片的进口税，但仍无法减少鸦片的进口数量。清雍正七年（1729），清王朝首次下诏查禁鸦片。在此之后，葡萄牙人不顾中国的禁令，以先前强占之澳门作为跳板，利用中国政府对其货船不予检查的优惠条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不法葡商一般都是将鸦片藏于商船底部夹层，偷运至澳门，与中国鸦片商私下交易，再由中国鸦片商将鸦片运至内地，葡澳当局则公开保护这种鸦片走私活动，甚至还派出武装舰船，在澳门至泉州的走私热线为走私船护航。鸦片走私不仅使葡萄牙商人获取了高额利润，而且使中国内地也出现了一批见利忘义的鸦片走私犯。
除葡萄牙之外，荷兰殖民主义者也进入印度，占领了爪哇，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后，荷兰又曾于1624年侵占我国澎湖与台湾地区，直至1661年被郑成功率军驱逐。在侵占台湾期间，荷兰人将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的方法传入台湾，后经厦门传入中国内地。荷兰殖民当局还实行鸦片专卖制度，通过鸦片贸易获取利润。在17世纪70年代，荷兰每年都利用从中国取得的自由航运权，在印度收购30余吨鸦片运往中国和东南亚，1800年以后又增至近60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后来居上成为向中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头号大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先后侵占印度、孟加拉、槟榔屿、马六甲，并成功打入暹罗和缅甸，最后将目标瞄准了中国这一东方最为古老的大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名义上是一个享有商业垄断特权的贸易公司，但实际上还拥有代表英国的政治权利，负责管理亚洲英属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很早即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神秘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次碰壁。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须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后来曾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0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在《中国闻见录》中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的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与此相反，中国许多精美的手工业品如瓷器、漆器、丝绸品等，却很受英国以及欧洲各国上流社会的青睐。此外，清香芬芳并具有提神解暑功效的中国茶叶，更是受到西方国家各阶层的喜爱。于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虽有所扩大，但推销英国商品十分有限，用现银进口中国手工业产品和茶叶的数量却迅速增加，从而使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入超局面。
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当时一心只想向中国倾销商品，对于这样的局面，自然是无法容忍。在此情形之下，罪恶的鸦片贸易就成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其实，早在18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只是数量不多。1729年清廷宣布禁烟，鸦片贩卖又成为非法贸易，也使外国对华鸦片贸易不可能得到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眼看流入中国的白银日益增多，无计可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顾中国禁令，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非法贩运鸦片，而且这种方式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的中国贸易特别委员会质询对华贸易商人A.马塞松的一段对话即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上述这段对话，可以说明白无误地和盘托出了英国方面对华进行鸦片贸易走私的根本目的，也揭示了鸦片在当时中英贸易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东印度公司从波斯大量购入罂粟种子，在印度各地广泛种植；占领孟加拉之后，东印度公司又陆续在该地种植50多万英亩罂粟，由此在印度和孟加拉培育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罂粟栽培地。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印度公司于1773年即获得了向中国出口鸦片的专卖权，1797年又取得了鸦片制造的垄断权。自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输入中国之鸦片的原产地、制作与销售等各个环节，并从中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额利润。
1800年东印度公司正式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3]。为了保证对华鸦片贸易和走私的进行，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管理鸦片种植、生产、交易的庞大机构与设施，其中包括最高管理机构，在主要罂粟种植区下设的两大经理处，以及隶属于经理处的若干分理处和收购处。东印度公司以贷款引诱大量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按照规定，烟农均与东印度公司签有合同，必须将所有的生鸦片全部卖给东印度公司，而且自己不得吸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产则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进行，为此还建设了大型的鸦片制造工厂。为便于在华倾销，东印度公司想方设法对鸦片的生产予以改进，“使罂粟的蒸熟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在贸易销售环节，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有代理处。因为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清朝乾隆皇帝后来下诏规定中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东印度公司主要将鸦片以拍卖的方式交与认可的中间商，烟商既可用白银支付烟款，也可立下借据，到广州出售鸦片后在代理处支付白银。还有不少中间商贩卖鸦片之后，随即在中国收购茶叶、瓷器等运往英国，交易后再与东印度公司结算，从而形成英国在亚洲独特的“三角贸易”，即英国向其印度殖民地输出大量的机器制造品，然后通过印度向中国贩卖巨额鸦片，所得利润用于支付在华收购的茶叶、瓷器、生丝。通过这种三角贸易，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英国对华贸易中十分不利的入超局面。马克思曾指明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时期，“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4]。有关统计数据也表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的鸦片，与以前相比数量之多确实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随着英国国内政坛的变化，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废除，变为统治印度殖民地的行政机关，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时代宣告结束。但在此之后，向中国偷运贩卖鸦片的罪恶行径不但未结束，反而变成众多英美洋行公司和鸦片烟贩追逐的目标，对华鸦片走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例如，由英国商人查顿和马地臣创办的怡和洋行，建立有专门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的武装船队，成为当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最大的鸦片公司，二人也先后被清朝官方驱逐出境。以不法英商颠地为首的宝顺洋行，也是当时向中国偷运鸦片的大公司之一，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后，曾迫使颠地交出鸦片1700箱，并具结永远不得再来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同样疯狂向中国贩运走私鸦片，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有后来居上、超过英商怡和与宝顺洋行之势。
除了怡和、宝顺、旗昌这样的大公司之外，还有更多外国中小公司和分散经营的不法洋商，也都依靠向中国走私鸦片获取暴利。其走私贩卖鸦片的方式也不断变化，起先是将藏有鸦片的商船直接开到广州黄埔港，在船上与中国商人完成交易。当清朝政府厉行禁烟后，外国鸦片走私贩又采用新的方式，将商船偷运的鸦片卸在停泊于珠江口外伶仃洋岛的趸船上，然后再载着其他货物驶入黄埔港，用鸦片样品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伶仃洋岛四面八方可通水路，船舶出入方便，因而被鸦片烟贩选为储存和贩运鸦片的理想之地。到鸦片战争前夕，岛上存储鸦片的趸船多达近30艘。中国商人交款后，凭提货单雇走私船“快蟹”“扒龙”到伶仃洋岛的趸船上提货。由于在鸦片提货的过程中，还是常常会与清朝政府的缉私船出现武装冲突，于是，洋商也派出许多武装船只，保护鸦片走私船与政府缉私船对抗，使鸦片走私一度成为公开的行为。“大批外国船只或由外人控制的船只，就以‘客船’的姿态出现……从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面的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了。”[5]
不仅如此，鸦片走私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伶仃洋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地区，鸦片走私都十分猖獗。例如英国的鸦片走私烟贩，北上至闽粤交界的南澳建立鸦片存储站点，怡和洋行还将鸦片运至福建泉州卖出更高的价格。正因如此，“在外国鸦片贩子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活动下，鸦片的输入量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在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被取消后的四年里，鸦片的输入量竟增长了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