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
鉴于鸦片烟毒的种种危害以及在近代中国流传之连绵不绝，从清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禁烟政策，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一直并未使鸦片绝迹。
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下令禁烟，有的书籍将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禁毒令。此令规定：“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另还明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22]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清廷又曾20余次下诏禁烟，并颁布禁种、禁贩、禁吸鸦片的各种章程、条例。但由于庞大的各国鸦片走私集团利欲熏心，无孔不入，加上当时的清朝已是吏治腐败，各级官员查禁不力，多方受贿，甚至暗中参与鸦片走私，致使鸦片走私在清廷不断颁发禁烟令的情况下仍日甚一日，呈现出越来越猖獗的发展趋势，并且流毒日广，不断向全国泛滥，在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最终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道光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上奏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举措进行禁烟。过去，史学界较为普遍地将当时主张禁烟的清朝官员分为“弛禁派”和“严禁派”两个集团，认为弛禁派以直隶大臣琦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为代表，其主旨是为阻止白银外流，取消禁种罂粟之令，听任内地民间种植罂粟，对鸦片进口则照药材征税，而且“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23]1836年，道光帝收到许乃济主张弛禁的奏折之后，并未立即表态准许实行，而是将该奏折抄送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官员复议具奏。广东的各级官员或者与鸦片走私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或者对鸦片走私的禁而不绝深为烦恼，又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于是由邓廷桢领衔上奏折表示同意弛禁办法。
弛禁派及其上述主张历来都受到鸦片战争史与近代史著作的批评与谴责，但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中主张弛禁论者为数很少，并指出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的说法，“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与事理相悖。因为，一旦实行弛禁，鸦片便成为合法商品，贩卖者即可不必行贿。对这些贪官说来，保持现状，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为有利的。弛禁论有利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对贪官的利益却是一种冲击”。另外，从各类史料看，也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将他作为弛禁派的首领，“也无从谈起”。[24]
不过，目前仍有不少近代史著作还是沿袭了清朝官员中存在弛禁与严禁两种派别的传统说法，而且对严禁派的主张予以肯定。许乃济呈递主张弛禁的奏折之后，引起另一部分官员的强烈反对。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给事中许球、内阁学士朱嶟等人，接连上奏驳斥弛禁论，道光帝随后也发布决不开禁谕旨，使弛禁说暂时趋于沉寂。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朝廷颁发谕旨，通令限一年之内戒绝鸦片吸食，逾期仍吸食者处于死刑。在职官员吸食，加等治罪，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所在衙门内之官亲幕友家丁吸食，除严惩该犯，官员也严加议处。当时，正为鸦片愈禁愈多而束手无策的道光帝为之所动，立即下令全国各省将军督抚对此项举措务必“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25]
于是，在清朝官员中开展了一场有关禁烟的大讨论。各地将军督抚纷纷复奏，就如何禁烟提出己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场清朝官员内部围绕如何禁烟的讨论，过去近代史学界也曾以是否同意处死作为标准，划分为严禁派和弛禁派两大集团，并将这场讨论说成是严禁与弛禁之争。近些年则有学者指出，仔细阅读这些将军督抚的奏折不难发现，这场讨论并不是严禁与弛禁之争，而是围绕如何禁绝鸦片而展开的一场大讨论。实际上，自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被驳斥后，各种禁烟措施从1836年秋冬起已重新执行，并且收到一定成效。到黄爵滋上奏时，主要问题已不是严禁或弛禁，而是以往禁烟办法失效，采取何种新措施以禁绝鸦片的问题。道光帝的批示，是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就禁烟章程各抒所见，尽快复奏。讨论的中心，也是如何才能严禁鸦片，不是弛禁或严禁。在将近30份奏折中，提出的各项禁烟举措，比较多的是主张严禁海口。所以，道光帝随后钦派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也是接受了多数人的建议。对于吸食处死的主张，只有8人表示赞同，不赞同者的主要理由是，立法贵在持平。所以，将不赞成处死的人都说成是弛禁派，并不合适。[26]
这场禁烟大讨论为随后清朝严厉推行禁烟运动作了先期舆论宣传准备。各省封疆大吏几乎一致主张严禁鸦片，“无一人议及弛禁者”，使道光帝坚定了厉行禁烟的决心。他先是将奏陈弛禁鸦片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接着谕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订严禁鸦片烟条例，并下旨驱逐趸船，缉拿鸦片走私犯，奖励缉私有功人员，另于1838年12月底任命在湖广总督任上认真查禁鸦片颇受好评的林则徐为兵部尚书，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节制广东水师，从京师专程赴广东督促禁烟，由此将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则徐临危受命，深知此行责任重大，困难重重，“乃蹈汤火”。他下定决心，将个人的荣辱祸福置之度外，临行前毅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省，于3月10日抵达广州。在广东，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是在对外禁烟取得相当成绩后接手进行，起初主要由两广总督邓廷桢负责。据林则徐的数次奏折透露，自1839年5月至1840年6月，共查获烟案890起，捉拿人犯1432名，截获烟土99360两、烟膏2944两，抄获烟枪2065支、烟锅205口；另还检获或民间自缴烟土98400两、烟膏709两、烟枪16659支、烟锅367口。[27]加上先前在邓廷桢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广东对内禁烟的效果已堪称全国之最。
不过，相当于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数量，对内查获的鸦片仍然微乎其微，因此必须对外堵住鸦片进入的源头，这样才能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所以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后，首先是着重于对外禁烟。经过一周时间的调查与私访，基本掌握了广东鸦片走私贩卖的各方面情况，林则徐即于18日公开发出告示，并通过广东行商（洋行贸易的担保人）传令各国洋商，在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有鸦片全数缴官，不准丝毫藏匿。缴出鸦片之后，还必须出具甘结（即保证书），自行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为了向洋商表达彻底禁烟的决心，林则徐还郑重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28]
外国鸦片走私犯们误以为林则徐此次禁烟之举，与以往一样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充其量也就是例行公事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已，所以并没有在次日对缴烟问题作出答复。英国大鸦片烟贩颠地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更是从中阻挠缴出鸦片，林则徐下令捉拿颠地，使其不敢出门。一直与洋商从事交易的广东行商，则一再向洋商说明此次情形严重，完全不同于以往，必须认真对待。洋商这才稍加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邀请行商一起商议对策。三天之后，英美烟贩只答应缴出鸦片1037箱，以期蒙混过关。
林则徐见外国烟贩拒不缴出全部鸦片，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下令“将停泊黄埔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如敢私自交易往来，及擅行雇赁者，地方官立即查拿，照私通外国例治罪。所有夷人舢板，亦不许拢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用人等，一概撤出，毋许雇用”[29]。此令既出，外国商船均被封舱，外国商馆也被兵丁封锁，“以致夷人都不能逃走”。面对此种情形，洋商只得妥协就范。义律向英国商人发出通知，要求将全部所属二万多箱鸦片交出，声称所有损失将来由英国政府按照既定原则与方式予以处理。许多相关论著都指出，这实际上是将走私鸦片的不法英商与清政府之间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的纠纷，为其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制造借口。
还有人认为，义律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和圈套，林则徐正好中了这个圈套。较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英国鸦片烟贩马地臣，他声称“中国人已经陷入使他们自己直接对英王负责的圈套中”。后来也有学者沿袭此说，认为英国人同意“交出鸦片，与其说是被迫的，毋宁说是蓄意的”。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义律答应缴出鸦片，是精心布置的一个圈套；林则徐迫令其缴出鸦片，则是无意之间中了义律的圈套。上述说法之理由，是认为在当时严厉禁烟的形势下，鸦片烟贩的存货难以处置，而缴出全部鸦片，是帮助鸦片烟贩处理了相当于印度全年产量一半的鸦片。另外，销毁相当一部分鸦片之后，会出现货源紧缺的状况，剩余的另一部分将有可能以更高价格出售。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迫令外国鸦片烟贩缴出鸦片，是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后，经过一个星期调查后采取的行动，并且与要求洋商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永远杜绝鸦片贸易，纯属林则徐主动采取的措施，不存在“陷于圈套”的说法。其次，对于林则徐通告缴出全部鸦片的谕令，义律起初实际上持坚决抵制的态度，甚至还曾一度策划以武力相抗，根本没有打算缴出鸦片，又何来以缴烟而设置圈套之证明？再次，义律最后同意缴出鸦片，主要是迫于各方面压力，他向英商说明的理由也是商船被封舱，商馆被封锁，没有食物供应，并且无法与本国联系，生存受到威胁，为了生命安全才不得不接受缴烟的条件。最后，义律声称缴出鸦片的所有损失，将来由英国政府按照既定原则与方式予以处理，并没有明确表示由英国政府予以赔偿，因为他只是商务监督，没有无偿收缴英商鸦片的权力，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有关损失将来由英国政府按照既定原则处理，也表明义律对英国政府究竟会采取怎样的政策并不确定。所以，“义律缴烟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不存在设什么圈套；相反，是对林则徐的强力禁烟措施俯首就范。至于事后义律积极煽动战争，并非那个‘圈套’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不甘心失败，或失败之后所表现出的复仇心理。……指责林则徐收缴鸦片是上了义律圈套，也是毫无道理的”[30]。
1839年4月9日，洋商装载鸦片的趸船开始陆续开往虎门。次日，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众多官员也乘船前往虎门，监督收缴鸦片。由于鸦片太多，清点费时，中途又产生一些纠葛，直至5月20日共收缴20291箱。另有两种说法，分别认为是20283箱和19180箱。如此之多的鸦片收缴之后，怎样处理是一个难题。许多洋商以为中国政府不会销毁收缴的鸦片，而是进行专卖，从中获利。起初，林则徐上奏建议将鸦片全部解往京城，验明销毁，获道光帝准允。后又考虑路途遥远，人力和物力均耗费巨大，且运送途中容易出现意外，道光帝又采纳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的建议，谕令就地销毁。
6月3日，在林则徐亲督之下，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正式开始，到23日才销毁完毕，整整历时20天。据林则徐奏折透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销毁鸦片的方法和程序是比较复杂的：“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锄木爬[耙]，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颗粒悉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放涵洞，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31]虎门销烟的场面也十分壮观，这一重大举措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严厉查禁鸦片烟毒的决心与信心，也沉重打击了外国不法鸦片烟贩的嚣张气焰。正如有的史书所说：“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32]连到现场观摩的外国人也对虎门销烟的壮举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们已把销烟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反复察看过了，他们在整个工作中那种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别的能执行得比这项工作更为忠实的了。……至少，这使我不得不相信了。”[33]
除了虎门销烟，道光帝还曾迭发数十道上谕，亲自督促各省各级官员，推动全国各地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运动，包括查拿烟贩，收缴鸦片，惩处吸食鸦片的官役弁兵，奖励禁烟有功人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禁烟声势和影响。如果不是英国政府发动维护鸦片贸易的可耻战争，在当时的情形下并非没有禁绝鸦片的可能。
英国作为后起的西方殖民强国，较早即开始觊觎古老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即频频来到中国进行试探，但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打开中国的大门，走私鸦片便成为一种非法的手段。当清朝政府厉行禁烟之后，鸦片走私也暂时受到沉重打击，无法再通过这种手段牟取高额利润。但是，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各大鸦片烟贩纷纷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武力方式，以强大的军事威胁逼迫清政府就范。英国政府终于对中国发动卑劣无耻的侵略战争。
1840年6月28日，英国军舰封锁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不准中国船只进出，鸦片战争正式爆发。[34]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单纯的“通商战争”，英国是为了打破中国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有人说是争“外交平等”，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还有人称之为所谓的“文化战争”，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实际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与政治因素，是英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的必然结果。鸦片烟贩在这场侵华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定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予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35]
另外，曾有论者批评林则徐断绝通商、封锁商馆、强行收缴鸦片的禁烟行动操之过激，并认为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此说有失公允。茅海建先生专门针对这种说法提出如下不同意见。首先，事实已经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不过激的禁烟行动，完全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次，按照清朝的标准，断绝通商应属广东地方最高官员应有的权限，而且林则徐赴粤之前已向道光帝请旨，并不存在过激的问题。再次，按照清朝定律，封锁商馆也称不上过激行动。清朝法律规定，贩卖鸦片获充军、流放之罪，对嫌疑犯无须取证即可拘捕，“化外人”犯罪同例。所以，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的外国人统统拘捕，审讯定罪，当时并无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也无干涉之理由。但林则徐并未这样做，只是对商馆进行封锁，实际上相当于软禁商馆中的外国烟贩，而且在获证确切的情况下还将大多数烟贩释放，仅将16名罪行最严重的烟贩驱逐出境。如此看来，林则徐的行动不仅不属过激行为，相反还显得较为宽大。总之，林则徐断绝通商、封锁商馆、收缴鸦片的禁烟行动，并非操之过激之举，当然也不应对鸦片战争的发生担负责任。“即使按照今天的国际标准来看，对于不执行本国法令的外国实行经济制裁，也不会成为什么过激的问题。”[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