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旗启示
战旗诞生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去依附”的阵痛中，战旗给予今人的启示与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是共通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战略援助下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机制的国家工业化体系，以应对周遭险恶的政治环境。政府只能通过集体化的组织形式从农村提取剩余，以此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要继续追加工业化投资，靠自己的力量补齐重要产业环节和生产装备，同时还要偿还苏联债务。在成本无法向外转嫁的情况下，唯有成本内化。历史表明，中国之所以能渡过难关，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有经历了土改“淬火”的广袤乡村。在战旗村和周边村庄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宏观背景下的微观主体所做出的贡献。例如，为了贯彻“农村要多养猪”的指示，社员们在会议中对全社的大小地块和一年的农时精打细算，愣是在饱和的粮菜生产中见缝插针挤出了“猪草田”；再如，面对土地质量和形态不利于耕种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初战旗大队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下湿田，修建水渠改善灌溉，作物从原来的一季种植变为两季种植，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透过这些文字记录，我们看到，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创新的组织管理经验和高强度的自我剥夺精神，为国家多产、多供农副业剩余，既承接了国家“去依附”的制度成本，也逐渐提高了村社内部的资源和社会整合能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发展体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很多乡村得以内部化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走上农业村工业化道路的前提条件。
总体上看，正是以大规模劳动力投入代替稀缺资本要素和以“自我剥夺”的积累方式化解资本原始积累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两大机制，使得战旗村能够在农村工业化时期平稳快速地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外部宏观环境的政治化动员这一“外因”作用于战旗村，促使战旗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及该精神内核指导下的行动机制。正是这些精神逐渐内化于战旗村的发展机制之中，使得战旗人不畏艰难、勇敢向前，最终成为助力战旗飘飘的强大动力，成就了战旗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精神包括党政引领、勇于担当；集体为先、团结互助；艰苦奋斗、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善用政策及“公”字当头的斗争精神等。
基于地理资源差异，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战旗村提供了一个在组成社会结构的最基本行政单位——村庄观察东方文明的机会。
中国的农村至今仍然是“三生合一”。所谓“三生合一”，是指生态、生产、生活这三个看似不同质的范畴在乡村这个空间场域是融合为一的。中国的基本地理特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加之水资源季节分布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农业生产面临严峻的资源禀赋限制，然而中国却能在人地资源矛盾如此紧张的条件下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除了精耕细作、循环利用和资源节约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外，还在于村社内部形成了深度结构性关联的村社共同体，他们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共同团防抗灾，共同维护村内各种手工业以减少外部性风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乡土社会的在地化文化和治理秩序。
这个实体基础领域的“三生合一”，对应着乡土社会上层建筑的“三治合一”。“三治”可以按治理内容简单划分为治人、治水、治村，还可以按当代学科范畴归纳为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也可以从治理手段上分为德治、自治和法治。在战旗村的奋斗史中，治人、治水、治村呈现螺旋上升的逻辑含义。村庄成立初期最稀缺的物资是粮食，因此粮食也就成为能够有效构建收益预期、调动全村人生产积极性的物质载体。烂漕田、下湿田过多，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得改土改水，是为治水。条田改土需要高强度投入劳动力，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要靠思想领域的政治化动员、经济领域的集体统一核算才能有效组织和动员劳动力，是为治人。除了一般性的治理手段，战旗村还得到了以准军事化体制开展农田建设的机会，对村内劳动力资源的整合程度遂大大高于其他村庄，不仅粮食、畜牧业生产能力强，乡村副业发展卓有成效，还借此获得了工业化的条件，极大地拓展了村庄生产和村级治理的纵深，使战旗村成为西部地区一面有名的“战旗”，是为治村。这段历史记忆，对于21世纪后战旗村重新进入集体经济轨道，成为全国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面“战旗”，具有重要意义。团队将东方村社这种建立在村社和农户的基础上、以农村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维系村社内部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有效实现交易成本内部化的群体理性称为“村社理性”。
所谓发展，就是将自然界亿万年形成的各种特质资源渐次进行资本化开发并获取收益，简单来说就是“资源资本化”。现代世界是以民族或国家为基本竞争框架，人们对此的理解是，一国的地表领土边界就是其资源权属边界，资源通过资本化开发产生收益，成为一国的经济基础。但事实上，大量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从自己的资源中获得足以维持本国国民生存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基础条件，或者是资源开采权利被一次性让渡给跨国公司，又或者是在出口本国资源、进口必需生活物资的国际大循环中因缺乏定价权而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总之，国家的资源性收益处于不确定、不完整、不充分的状态，也就难以维持一国对内、对外正常的国家政治建构。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完整的“资源主权”，才能据此形成经济主权，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政治主权。[28]
对于村庄这样的微观主体，只有拥有较完整的“资源权益”，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维持村庄在地化的“三生”与“三治”，进而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的制度空间，使村庄得以成为国家宏观去依附的微观基础。在村庄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大量要素由城市资本和产业资本主导配置、新型城乡融合尚在发育之中的大环境下，战旗村的经验尤为重要。
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整体上处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输送剩余的势态，没有完整的资源权益。当21世纪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型，强调发展不平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时，乡村的资源权益成为“深改”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问题是，城市长期占有乡村剩余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且渗透于方方面面的制度和话语中，中国如何改除这一路径依赖，实现向新型城乡融合关系转型？
也因此，乡村资源要素的定价和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成为体现村庄自我发展权的重要内容。
我们看到，战旗村不断通过“龙虾两吃”，拓展村内资源收益，其实质就是把一些过去未充分定价而让出去的资源权利重新定价，所获得的收益成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第一个案例是以“龙虾两吃”增加集体资产收益，将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分开，分别核算租赁成本和转让成本，形成21世纪集体经济再出发的“第一桶金”。其中，企业原材料等流动资产拍卖在战旗村是个重要的创新，所收回的现金充实了集体资产，部分用于帮助承包者缓解资金约束，营造村企共生的良好生态；部分用于村内事务，如支付村内公共服务、社会文化建设支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作为村庄空间重构基础的组织整合、社会整合。第二个案例是在集中村内土地与外部主体合作开发时，不仅充分考虑了农地和建设用地的价值差异，还精细计算了建设用地的资源价值实现——在出租使用权获得“田面权”收益的同时，也保留了村庄对于建设用地的终极“田底权”，随时可以将其进行与城市用地“同权同利”的变现。
战旗村民还写出了一份回应马克思“空间正义”要求的中国答卷。在这里，村内资源和资产由全体成员共有，所得收益对村内全体成员进行社会化分配，这是从最根本的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上落实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早在战旗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被评为“中国好社企”之前，战旗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就已经具有社会企业属性了。
除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外，“空间正义”在中国还有着另外的、特别重要的含义。
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溯，首先，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国家，在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屡次依靠广大内陆空间优势来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国家靠战争来追加殖民地收益变现的逻辑下，中国反殖民地胜利的一条实质性经验就是“依靠空间打赢时间”。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政权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物力、财力与投机资本对决，才彻底实现了金融主权的“去依附”。如果说投机资本运作靠的是金融手段，而金融是在时间维度上对未来收益的透支，那么在金融信用不足的情况下，新政权依靠全国的财力、物力来熨平通胀，实质上就是依靠全国财力、物力在空间上的集中。这一场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获胜的机制仍然是用空间来打赢时间。
第三，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资本遭遇危机时，化解城市危机的手段都是让城市无处就业的人“上山下乡”，其中包含着对乡村空间资源和组织资源的使用。改革开放后，空间仍然在化解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有效吸纳了社会就业和过剩产能，而将时间维度上的危机向后延宕，究其实质，也是用空间打赢时间。
既然中国是用空间打赢时间，那么国土空间中的每一个人，即空间资源的每个主体，就天然有权利要求获得一份对应的收益分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空间正义”之内涵。
再看微观层面。集体化时期的战旗社队组织俨然就是一个在地化社会企业，只不过“有实无名”。在无法从外部获取资源，还要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农业积累的严峻条件下，保障村社成员的基本生存成为社队组织的头等任务，为此而形成大体上“人七劳三”（劳动工分占三成、人口数占七成）的分配格局，这种平等保障每个成员生存的做法当然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今天有人说这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忽视了乡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大量剩余被外部占有，导致村社内部不具备按劳分配的条件这一基本事实。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村社依靠内部积累哺育了砖厂、豆瓣厂、面粉厂、酒厂、铸造厂等企业，一方面是集体企业通过提供就业和社员福利等方式反哺村社，另一方面则是村社集体共同承担了企业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使得战旗大队的集体经济和村庄总产值在全县排名长期位居前列，不仅维持了村集体的向心力，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当村内资源再次加强整合时，资源收益分配中的社会企业逻辑也再次加强了，全村用了4年时间将所有资源量化折股，村民以股份形式成为集体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这样的结构性关联，村集体经济的“统筹”功能持续壮大，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政府政策扶持的效力提高，村庄与外部市场主体对接的成本有效降低。这充分表明，农村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这是“空间正义”在微观上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