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学大寨与战旗农业高产
“四清”运动后，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经常与推行“大寨工分制”等运动联系在一起，战旗大队农业生产的发展即与全国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重要的关系。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战旗大队（当时属于金星大队）的李世炳同志就到大寨参观学习。1965年，郫县大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开始学大寨。1965年4月，大队长罗会金提出了“干部要学陈永贵，社员要学大寨人”的口号，发扬大寨人苦干的精神。[66]这或许就是战旗飘飘的出发点，也是“穷则思变”的具体实践。
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党中央作出把“三五”计划原来“抓吃穿用”的重点，转移到以备战为重点的“三线建设”上来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196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就提到，对西南地区这个第三线地区的建设注意不够。[67]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屡次提到三线建设，直到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三线建设被要求抓紧落实，而四川正是三线建设的关键地区。三线建设需要耗费巨大投资，只能从农业中继续汲取剩余，这是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背景之一。
1964年年初，周恩来认为大寨的经验应调查清楚，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学习，也不宜只强调精神而不提物质。1964年5月，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大队做了为期21天的调查，并向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方面旱涝保收、农田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根据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在山西大寨召开的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的情况，向全国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1969年，郫县县委下发了《“农业学大寨”三年规划（初稿）》。随后，先锋公社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下发了《先锋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三年规划（初稿）》，并提出了“高举一面旗，不忘一条线，大干三五年，一变（思想变）促三变（土地变、技术变、产量变）”的战斗口号，同时提出了“注意发挥典型与榜样的作用，公社要搞好一个大队，大队要搞好一个生产队的学大寨先进样板”，并“根据群众的要求，自愿推行德阳红光大队的大队统一核算，从战旗大队试点，有了经验后再逐步推广”。[68]从此，战旗大队具备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条件，这或许是战旗村至今仍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源。
在该背景下，战旗大队通过干部和群众思想改造、农田水利改造、民兵组织建设、动员妇女劳动力等，使得农业尤其是水稻、小麦，在短短几年内达到高产。1973年，战旗大队的水稻亩产量达到了762斤，小麦亩产量达到了520斤。而1975年，全国的水稻亩产量才468.57斤，小麦亩产为218.41斤。战旗大队的粮食生产情况如表2-1所示。
表2-1 战旗大队1966—1967年、1972—1973年基本情况和粮食生产情况
制度和道路确定后，干部的能力和品质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发展状况。
战旗大队的干部学习能力非常强，无论是第一任书记蒋大兴还是第二任书记罗会金，都不断组织干部、社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文件，进行深入的讨论，并结合大队的实际情况找出正确的道路。例如，贫农出身的战旗大队第二任书记罗会金，认真组织干部、社员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勤俭办社》一文所作的按语，讨论了靠什么办社、创业的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只能靠“穷棒子”精神，靠勤劳的双手，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方向明确后，大队党支部领导和党支部成员处处起带头作用。
遇到问题，战旗大队的干部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真整顿领导班子。有一段时间，第5生产队的田坎越搞越宽，种的庄稼是“上三层、下三层”，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侵占了集体土地。党支部发现后，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有一个支部委员就有这种情况。于是党支部通过召开支委扩大会议，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使该支部委员认识到了侵占集体土地的危害性，主动铲掉了加宽的田坎，带动群众刹住了侵占集体土地的歪风。在干部的带动下，充分发动社员群众，走群众路线，使得战旗大队能保持先进性。[69]
除此之外，战旗大队的干部还善于从小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1973年，大队党支部总结了5队、8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8队的班子吃苦在前，带头大干，产量飞跃；5队的班子因循守旧，思想保守，产量稳而不高。战旗大队党支部认识到，没有革命干劲很大的领导班子是学不了大寨的。为此，大队先后进行了4次整风，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找差距，促发展。同时还采取了看（组织到外地参观，解放思想）、比（开展流动红旗竞赛，互相学习）、帮（6队干部分片包干，具体帮助）、论（实地参观，对比辩论）等办法，有力地加强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经过这些复杂的斗争和实践，战旗大队的47个干部锻炼出了“六斗硬”功夫[70]。没有一个干部挪用大队一分一文、侵占大队一草一木。民兵排长高玉洪（现任书记高德敏的父亲）拾金不昧，捡到110元钱和其他衣物全部交还失主。大队出纳周继尧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在病危时仍惦记着工作，被群众誉为“社会主义的红管家”。在组织建设中，战旗大队特别注意培养新干部的工作，不断从贫下中农中挑选并培养青年干部。全大队9个生产队中，各有1～2名2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这些新干部为领导班子注入了新鲜血液，老中青结合，令各项工作的氛围更加朝气蓬勃，带领群众奋勇前进。[71]
党支部的带头作用，对其他干部和社员的影响也非常大。战旗大队的干部作风得到了先锋公社党委的认可，公社党委号召全社学习战旗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战旗获得政治性资源的一种表现。
正因如此，战旗大队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劳动，降低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降低集体和个人消费、非生产性开支，提高集体分配比例，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才快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首先，由于贫农出身的干部勤俭节约，参加劳动多、消费少，降低了战旗大队的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经过不断调整思想路线，战旗大队党支部形成了好的领导团队。全大队干部没有一个人占用公款，如现金出纳周继尧同志到广汉修面机步行60里，晚上在车站过夜，不住旅馆；他有时出差买东西，耽误到下午5点，也不花钱吃东西。干部这种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精神，给广大社员群众做了榜样；在养猪方面，则大积自然肥，并从外部收集青草积肥，降低了对工业肥的使用及购买肥料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其次，战旗大队通过思想教育尽量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和消费。战旗大队的传统是，凡是可买可不买的用具一律不买，能够自己动手办到的事情决不花钱办，坚决抵制铺张浪费和歪门邪道。生产队社员开会和饲养场水轮泵站点灯，都用拖拉机队剩的废柴油，每年可节省2/3的煤油；生产队办专栏需要笔墨纸张，于是队里自己做土黑板，一年只花几盒白墨钱。战旗大队没有因出差买东西而开支任何招待费。有一次，大队水泵站宴请外地“五匠”，有人提议进城买酒肉招待，大队干部就办学习班，批判“四大自由”，开展路线分析，最终使社员提高了觉悟，节省了这笔开支。另一个例子是，随着战旗大队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拆掉旧房盖新房，他们说：“大队家大业大，留上几间破草房太难看。”这件事引起了战旗党支部的重视，组织全队干部和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讲话，同时带领大家回顾大队艰苦创业的历史，批判“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思想，发动群众开展路线分析，贫下中农深有感触地说：“拆掉几间旧草房事小，丢掉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精神事大，这是关系到我们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经过学习，大家决定把这几间旧草房留下做副业加工房，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艰苦奋斗教育。[72]
另外，战旗大队降低社员分配比例，提高集体分配比例，从而达到了高积累。在分配方面，国家部分一直较为稳定（除1972年的灾年降低外），集体提留逐步提高，个人分配部分缓慢增长，从表2-2中可以看出，1973年，集体提留约占总分配粮食的15.34%，比1966年提高了约6.16%。正是这样的高积累，1973年战旗大队的公共资金才达到了20万元，储备粮有20多万斤。
表2-2 战旗大队1966—1967年、1971—1973年粮食分配情况
单位：斤
除此之外，战旗大队党支部还充分运用了劳动替代资本的方法。例如，“五匠”人员的统一调动，统一使用村社内部的生产建筑材料和工具等。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后，郫县对“五匠”人员进行了限制，规定农村“五匠”（含公社修建队务工社员）必须以农为主，以本地为主，以修缮为主；进入城镇和赴外地行艺的农村“五匠”人员，必须返回本队参加农业劳动。[73]由此，战旗大队的“五匠”人员全部被组织起来为队里修制农具。战旗大队还发动社员种植竹子，就地取材，一分钱不花，做到晒席、罗兜、竹扒、牛绳全部自给；大队保管室使用的小农具实行以旧换新，定额包干；捆麻用的篾条泡水后再捆，实在用不了的才丢，这些规定执行起来虽麻烦一点，但每年可以节省慈竹1000多斤。过去生产队的牵索、竹扒、扫帚等竹制农具都要花钱买，1971年以后，战旗大队自己动手生产，节约了这笔开支。在建筑方面，1971年，战旗大队的9个生产队修建保管室、牛房、猪场和大队副业用房共107间。如果所有材料全部买，要花费2万多元，他们自己烧砖、群众管料，只用了1900多元。[74]
战旗大队的干部与群众的思想塑造互为因果、环环相扣。在集体化的生产与劳动中，干部的办事能力和道德水平充分显露在群众面前，只有得到群众的认可才能长期居于大队领导的位置上，这是筛选大队领导的机制。经过筛选的干部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办事能力，从而能有效地教育群众并动员群众。由此，干部与群众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促进了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
解决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在当时的技术和资本条件下，农业增产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以往不被计算劳动价值的妇女劳动力的动员并大量参与农业生产，是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及增加农业产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战旗大队所处的成都平原，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基层市场体系发达，女性可以通过从事家庭副业（如纺织等）和手工业等体现自身价值。当然，由于阶层、年龄和行业的不同，妇女参与到市场中的机会也不同。施坚雅认为，成都平原的妇女虽然不如费孝通研究的云南禄村的妇女辛苦，但一旦有需要，成都平原的妇女就要去地里干活儿。[75]可以说，养育孩子、操持家务仍是大多数普通妇女的主要任务。因此，如何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并有效地将她们组织起来，对提高农副业生产具有关键性作用。妇女的力气虽然比男人弱一些，但干起活儿来，尤其是不需要使用大力气的活儿，其实不比男人逊色。
集体制度下劳动力以工分计酬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农村妇女的地位。后来，婚姻法、扫盲运动、妇女代表会等使妇女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决定妇女地位的关键是经济基础。在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劳动的时期，妇女无论是做家务、帮助干农活儿还是从事家庭手工业，都很难让他人关注到她们的工作价值，也意识不到她们付出的劳动。直到集体工分制出现，把妇女完全带入了农业生产，并按她们的出工情况付酬，即使这些报酬可能仍然是付给男户主的，但是根据工分核算薪酬的方法，使每个家庭都开始意识到女性劳动力的存在。这种意识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不干活儿就没有工分。正如黄宗智指出的，即使妇女与男性未能同工同酬，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变化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成倍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生产的高度密集化。[76]
除了工分制，妇女代表会（简称妇代会）的思想教育等也起到了发动妇女的作用。1963年，先锋公社的妇代会就通过对全社妇女队长以上的干部集中培训的方式，使得大多数的妇女能将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相结合，妇女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公社通过宣传典型人物，激励全社妇女，如出工多、投肥多、勤俭持家的火花七队队长陈秀英，既能安排队里生产，又能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还要带头劳动，有时间的话还要上手挑肥，关心集体、团结同志，被冠以“百里挑一李双双”之名。[77]
战旗大队通过创办幼儿园，将更多的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提高女干部和女民兵的数量，动员妇女加入大生产。
战旗大队的妇女，有些认为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妇女在家喂猪、煮饭、带好娃娃就行了。[78]在干部问题上，大队的同志也对培养女干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婆婆妈妈，娃娃瓜瓜，当干部也搞不好”；对于未婚的女同志，大队的同志又认为“培养出来还是人家的人”。在民兵的吸收上，以往对妇女入队的附加条件较多，对家里小孩多的妇女即使符合基干民兵的要求也不吸收。[79]
这些对妇女的认识，随着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而迅速改变。战旗大队党支部动员广大贫下中农，要求妇女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大队的妇女代表大会积极响应，为了解决无人照顾孩子的问题，提出了“大队应办一所幼儿园”的建议，并积极筹建。为了动员那些犹豫的妇女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幼儿园，大队干部组织全村妇女学习毛主席有关妇女工作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用今昔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使广大妇女认识到，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力量。最终，战旗大队幼儿园入学儿童有164个，幼儿园在解放妇女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等方面都显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全大队妇女劳动力出勤率达到了90%，1973年，全大队520亩小麦，妇女一天半就收割完了；两个晚上妇女就把全部插秧任务完成了，比往年提前了7天。大队的男同志都赞扬道：“我们大队妇女不简单，硬是顶起了‘半边天’。”
妇女在生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可以从时任妇女主任的蒋志珍的口述中得到印证。蒋志珍在访谈中多次提道：“那时候我们干劲儿真的大得很……给我改的‘战旗李双双’的外号，就是很鼓劲。”当时蒋志珍主任带着女民兵们还去郫县参加了文艺比赛，唱的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这首歌，这些都增强了战旗大队妇女不服输的劲头儿和劳动积极性。蒋志珍还作为妇女工作的典型代表，获得了多次表彰，起到了带头和榜样的作用。[80]
蒋志珍是战旗大队一个重要的妇女代表，担任大队的妇女主任，还管着大队里所有的女民兵，后来获得了多次表彰。她在家里排行第五，前4个都是姐姐，她出生的时候，奶奶说都是女娃子，把她淹死算了。侥幸活下来后，她的母亲一直教育她，说她是捡回来的一条命。因此，蒋志珍一直将共产党记在心里，认为自己若在旧社会，肯定活不了。1965年，她初中毕业，因为没钱读高中，蒋大兴动员她回到村里工作。不到20岁的蒋志珍对村里的妇女工作充满了热情，她回忆说：“那个时候思想非常单纯，那会儿大队非常团结，喊哪个到哪儿去，从来没有人说不去，说这个工作不对，不说这些。”新时代重建了女性的价值体系，在工分制的安排下，女性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蒋志珍的带领下，战旗大队在女干部和女民兵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刻，充分调动了女性的积极性，在农副业生产和农田水利改造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效。由于对培养女干部重视不够，战旗民兵连在整组前只有两名女干部。党支部针对这个问题，组织干部学习了毛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等教导，使干部充分认识到民兵工作中培养女干部的重要性，并认真选拔了10个女民兵担任连、排副职干部，充分调动了女民兵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党支部还针对女民兵数量少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战旗大队党支部列举了女兵孟笔群的事迹。她有3个小孩，爱人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顾，但孟笔群每次都积极参加民兵活动。这使大家认识到，妇女能不能参加民兵活动，不在小孩多少，关键在于教育程度高低。在这次整组中，民兵队把符合条件的48名有负担的女同志，全部吸收入队，其中有43名为基干民兵。[81]
到1976年，战旗大队妇女民兵的占比已经很高。在1976年度民兵整组试点时期，“通过整组入队31人，其中女性10人，基干转为普通5人，普通转为基干1人，出队23人。整组后，全连有民兵503人，占总人口的36.2%，基干民兵178人，其中女性80人；武装基干民兵128人，其中女性32人；普通民兵197人，其中女性94人。”[82]可以看到，基干民兵中，妇女占比约44.9%；普通民兵中，妇女占比约47.7%，几乎和男性民兵数量相当，也印证了蒋志珍所说的妇女民兵的数量和男性民兵数量差不多的情况。
正是由于妇女民兵干部和妇女民兵数量的增长，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也进一步动员了妇女。这些原本并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劳动中。尽管妇女的劳动工分只是男性劳动力的八成，但妇女的积极性并未有丝毫减弱。例如，1973年，“小春收割刚结束，又打响了栽插大春的战斗，男民兵要赶犁水田、运施底肥，其他活路全部由女民兵承担。女民兵们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干其他活路，晚上打着灯笼、火把扯秧子，有时干到深夜一两点钟。因为全体民兵和社员的努力，我们大队的粮食获得了全面丰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71年冬，我们抽调了100名民兵组成了改渠突击队，负责全公社开凿横山支渠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民兵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鸳蔸（一种工具）沾满了泥土，女民兵就用双手捧；雨天路滑，大家就用人传，终于克服了困难，提前半个月完成了任务。在改渠民兵这种打硬仗精神的带动下，在家的民兵和社员也一起动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挖土1万多方，开通的斗渠和毛渠共16条，总长达15华里（1华里=500米）。”[83]
不仅如此，战旗大队在各项工作中还涌现出不少出色的妇女。例如，女民兵拖拉机手李仕芳，在1975年的“双抢”工作中，机器出了问题，她的右手食指不幸被扎断，她忍着剧痛，坚持把机器修好，使得“双抢”工作顺利进行。[84]
蒋志珍在访谈中提道：“战旗大队没有得过二三名，（干什么活）都要赶在先锋大队前。（任何事情）我们都超过先锋大队，先锋大队说明天完成，我们今天就提前完成，所以我们出名就出名在这一块，什么都在前面。”这段话回答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战旗大队能超过一直作为先进公社榜样的先锋大队。正是这种全面竞争的意识，使得战旗大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倡导的“同工同酬”并未在所有地区实现，但工分制使得妇女作为家庭的独立劳动力，经济地位得以显著提升，妇女进一步得到解放，广泛参与到农副业生产和农田水利改造运动中，这些潜在的劳动力的价值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说，该时期的战旗大队，妇女的确顶起了“半边天”，对战旗大队的农副业增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大量劳动力只是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农田水利改造也是农业增产的关键。战旗大队党支部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动员大量劳动力投入到开沟排水、深耕改土等事业中。
当时战旗大队有1800多亩田，有近一半属于烂漕田、下湿田。好一点的田只有属于2队、4队、8队的400多亩田，属于油沙田。下湿田、烂漕田处于低洼槽地，地下水埋藏很浅，许多田面甚至浮有红褐色的锈水膜。部分渍水严重的泥土成为颗粒无收的荒土。由于地下水位高，长期排水不畅，这些田的耕种变得异常辛苦。许多渍水严重的田土被耕翻后不松散，须晾晒到12月才能播种小麦和油菜。由于烂漕田的水、肥、气、热不协调，农作物长势普遍很差，产量很低，许多田只能种一季大麦，亩产也只有几百斤。每年水稻成熟后，烂漕田的渍水无法排干，农民只能在泥水中劳动。收获稻谷所使用的拌桶打谷机要垫上稻草才能移动。作物产量上不去，农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当地甚至有“种田不种蒋家湾，终年积水排不干”的民谣。
在战旗大队第一任书记蒋大兴的带领下，大队积极发展生产，村民拼命干活儿，并开始着手改造农田水利等，使得战旗大队的土地耕作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85]
正因如此，第一任战旗大队大队长的罗会金首先带领村民对战旗大队的土地进行了整理规划，并提出了“沟端路直树成行，条田机耕新农庄”的口号，将土地全部“条块化”，每两亩地划成一块田，晴天大干，雨天坚持干。经过大概三年时间，战旗大队的土地都被划成一块田了，沟全部是直的。[86]
土地的“条块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旗大队的生产条件。而战旗大队干部的努力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此期间，接任战旗大队支部书记的罗会金参观大寨后，向全村人传达了大寨精神，号召大家向大寨学习。尤其是1971年春，在郫县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战旗大队党支部遵照指示，在温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关心下，罗书记继续带领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1972年冬天至1973年春天，战旗大队大力改田改土，兴修水利，全大队担土面田100多亩，改变了部分低产田的土质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战旗大队党支部通过狠抓民兵组织建设工作，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全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将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小丘、小田，改造成了方方正正的标准化农田，沟、渠、路相通，灌排方便，进一步提高了战旗大队的土地耕作水平，为粮食增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战旗大队党支部为了粮食的增产，在早计划、整好田、匀播种、多追肥、精收细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农业学大寨”的热烈氛围中发动群众科学种田。例如，为了提高小麦的产量，战旗全大队在“1972年7月就发动干部、群众，从总结小春生产入手，安排、落实了1973年小春的生产计划。早计划，早落实，推动了早准备，早耕田，从而增加了小春底肥，保证了整田质量。全大队每亩小麦增加灰粪半挑至一挑，霜降左右整好了80%的小麦田，达到了田底子干，土整得细，泥耙得泡（收满耙齿），为适时播种，全苗、壮苗，根深叶茂创造了较好的土壤条件”。[87]为了提高水稻的产量，解决土地不平的问题，战旗大队“组织全体劳动力打歼灭战，收小春后结合施肥挖高填低担一道，犁田后再用泥船秧盆拉一道，使土地平整，有利于浅水灌溉”。为了防止施肥不当，他们重施底肥（每亩平均施磷肥50斤、粪水20担），早施追肥（一般在15天内薅头道，施化肥5斤，粪水10担，油50斤；在25天内薅二道，施石灰100斤）”。[88]
正是在冬春农忙时节，战旗大队通过动员群众投入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进行土地整理和生产管理，使得战旗大队的全年全大队劳动累计日数逐年增加，1973年达到了1 221 666人/天，每亩平均劳动时间648人/天，比1966年增加了367 369人/天，增长率为43%，如表2-3所示。
表2-3 战旗大队1966—1967年、1972—1973年全大队全年实际劳动累计日数
单位：人/天
正因如此，战旗大队的粮食产量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尽管曾有人说：该劳动力的巨大投入也摊薄了工分值。1972年，劳动力工分值只有0.43元，比1966年的0.98元下降了50%以上。1973年，战旗大队水稻种植面积有1620.9亩，水稻平均亩产920斤，其中第八生产队亩产达到了1016斤，比1972年单产增加了80斤，总产量增加了19万斤，成为战旗大队历史上水稻产量最高的一年。[89]同年，小麦种植面积由1972年的488.6亩扩充为505.4亩，平均亩产达到了520.2斤，比1972年增产13%。[90]除此之外，油茶亩产达到了248斤，玉米亩产达到了580斤。另外有统计数字表明，1966年，战旗大队粮食总产量为120万斤，而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74万斤，总增长率为45%。[91]
战旗大队之所以能迅速动员大量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设施改造，并维持大队的良好秩序，跟其民兵组织的制度建设良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大队的广大民兵都从严、从难要求自己，基本上做到了一有情况召之即来。可以说，战旗大队的农副业生产是在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下进行的。
1970年前，战旗大队的民兵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四清”运动后，战旗大队就组建了民兵连，党支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民兵过时论”“民兵无用论”“民兵即社员”等声音盛行，党支部中有些成员认为，民兵工作是部门工作，是民兵连连长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甚至有的人说：“生产不抓荒一片，民兵不抓看不见”，对民兵工作抓得少，管得少，支持得少，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970年，战旗大队对民兵工作重新进行了整顿，并采取了3条措施，从思想和组织上加强了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具体措施如下。
（1）把民兵工作始终置于党支部的领导下，明确管理权责。党支部7个成员，有5个分别担任了民兵连的干部，每半个月开一次会，讨论民兵工作。为了解决行政干部与民兵干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说各重要，结果乱了套”的矛盾，在对干部进行“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教育的同时，9个民兵排的18个排长中，有11人是由生产队正组长或副组长担任的。这样做就使民兵工作和其他工作协调一致，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了保证。
（2）干部以身作则，当好民兵的带头人。党支部的7个成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带头参加民兵活动，从不特殊，从不例外。例如，1971年军训时，大队支书罗会金去县里开会，没赶上训练，回队后他主动要求补课，学习了规定的科目。支委党开炳当时已50多岁了，凡民兵出操，他都以普通兵的姿态积极参加，从不缺席。干部的模范行动，对广大民兵的鼓舞很大。
（3）不脱离生产，建立健全民兵活动制度。党支部根据民兵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一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的特点，在安排民兵活动时，本着农闲多搞，农忙少搞，有分有合，以合为主的原则，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即每月1号、6号的早晨，以排为单位出操学军事知识，晚上学政治知识；以连为单位每月会操一次，进行检查奖评；每半个月召开一次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和布置民兵工作；每旬擦拭武器一次。实践证明，这个制度对于让广大民兵树立战备观念，做到常备不懈是行之有效的。[92]
这些措施使战旗大队将民兵工作牢牢地把握在党支部的手里，民兵在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大队权威、参加农业生产及农田水利设施改造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支部充分依靠和发挥民兵在各种治安和生产运动中的骨干、突击队作用，逐渐改变了战旗大队开始抬头的散漫、落后的趋势。
首先，民兵连是维护大队治安的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初，战旗大队连续发生了14起盗伐案件，闹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大队的生产工作。党支部立即组织了120多位民兵，连夜出动，跟踪追击盗贼。民兵走了3个县8个公社，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仅用半个月时间，除破获了战旗大队这14起盗窃案外，还破获了与此有关的18起盗窃案和13起治安案，追回了大部分赃物，受到了彭县、灌县等县兄弟社队的赞扬。民兵副连长杨明书，为了抓捕家住新胜公社的盗窃集团要犯易某，不顾个人安危，去易某家林园埋伏了整整一个昼夜，在当地民兵的协助下，将易某捉拿归案。战旗大队广大民兵在治安领域的英勇，维护了当地的治安秩序，为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受到了上级干部的表扬，得到了社员的认同。
其次，战旗民兵连是大队进行“公私”利益斗争的坚实力量。原来战旗大队侵占集体土地、加宽田坎、大种蔬菜、弃农从畜的不良风气严重。党支部发动和依靠民兵，批判了“三自一包”等思想，保证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稳定开展。通过这种民兵普遍参与和监督的方式，战旗大队民兵连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后，战旗民兵连是大队农业生产与农田水利建设的绝对力量。广大民兵为了粮食多增产以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向荒边古埂要粮”的口号，把战旗大队的旧河道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未开垦的荒边古埂20余亩全部辟成了水田、早地，并种上了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民兵连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过程中，从1970年开始，大搞科学种田，连、排成立了科研小组，种了样板田、种子田、试验田。甚至有5个民兵，步行40余里路积肥上万斤。1972年，整组后的民兵连进一步参与了小春田间管理工作，使得菜籽普遍播种2次，有的播种了3次，麦子播种了100多亩，捡了石头200多方，油菜扫叶60%以上。这些举措都为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旗大队的民兵连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跟其民兵的绝对数量，以及民兵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枪支的数量、年年整组是有关系的。在人数方面，1972年，战旗大队民兵连有9个排、37个班，民兵总数达480人，占全大队总人口的37.7%，占全部劳动力的人口比例更大。[93]在枪支方面，战旗大队领导民兵连，加强了党控制武装的能力。1975年，战旗大队拥有枪支32支，比先锋大队的枪支数量多24支。可见在民兵力量上，战旗大队比先锋公社的其他大队要强劲很多。各大队的武器分布情况具体如表2-4所示。
表2-4 战旗、先锋等大队1975年民兵武器分布统计
战旗大队民兵连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战斗力，跟党支部每年都对民兵连进行整组和教育、提高民兵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战旗大队根据每个民兵的表现进行评选，在基干民兵、普通民兵、非民兵之间进行出队、入队、转队的调整，表现好的可以加入民兵连或被升级，表现不好的要被降级或退出民兵连。以1972年的整组为例，赵政委（人民武装部）亲自带领人民武装部、征办工作组，于1972年12月3日在战旗大队开展了1973年度的民兵整组试点工作。整组中，新入队10人，基干民兵转普通民兵40人，普通民兵转基干民兵43人。整组后，民兵被编为9个排、36个班，民兵总数为490人（占战旗大队总人口的38.4%，比整组前提高了0.7%）。具体方法上，战旗大队以排为单位，组织学习民兵的性质、任务、条件，按照民兵的组织原则，以排为单位宣布出队、入队、转队名单，编好班、排、民兵干部的配备，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作为衡量标准，由支部提名，群众评议，报公社批准。对兼职过多的干部进行调整，特别抓了副职干部和女干部的配备。在开展民兵教育的过程中，民兵养成了热爱学习的习惯，如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党的基本路线等，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扫除了各项工作中的思想障碍。
除此之外，依靠群众实行开门整组的群众路线是战旗大队民兵整组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整组教育开始后，战旗大队会组织群众和民兵一起学习，共同提高。在总结工作、进行评比时，采取社员评民兵，民兵、社员互相评议的方法，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缺点。发动社员评议民兵，同时发动民兵评出支持民兵工作的优秀社员，在出队、入队、转队阶段，组织民兵、群众进行专题讨论，讨论“如何当个优秀民兵”和“如何支持搞好民兵工作”。引导大家从路线的高度认识民兵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整组工作中还出现了父亲帮儿子，母亲帮女儿，哥哥帮妹妹，丈夫帮妻子的温馨局面。老贫农苏大娘，一听见民兵紧急集合的号声，就立即起床，督促全院民兵参加紧急集合；贫农陈大爷，帮助儿子开展忆苦思甜工作，希望儿子参加民兵，并亲自为儿子报了名。[94]
这些事例，对于战旗大队民兵觉悟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大家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使整个大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局面。不仅稳定了治安，促进了大生产，对今天党如何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战旗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通过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行改造、动员大量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农副业生产、完善民兵制度、大兴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战旗大队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达到农业高产的同时，又通过调整农业与副业生产的激励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的肥力，进而实现了农业增产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