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水能臣、河神信仰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洪水传说与古代中国蛟龙崇拜密切相关。水神大致分为长江水系、黄河水系、淮河水系。一般来说，是长江水系的许真君（许逊）、吴猛等在先，而后延至黄河、淮河水系的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等。按照崇奉目的说，有些水神只是保佑舟船不被风浪吹溺；而明清以黄河汛期防护堤坝为主的水神崇拜，则明确期盼为护堤固坝。大水弥漫，山中蟒蛇等爬行动物不再被深林草莽遮蔽，现形水际，给人以错觉、幻视和不尽的联想。因此，早期水神如许真君的出现，先是以蛟龙克星的身份；而后，大约在明代北上了的水神，索性以蛇或其他水兽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又往往是现实中治河之人的化身；而后，这类化身河神者，其原型多由治河能臣来充任，人格化特征突出，从而构成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模式”。

首先，“大王”“将军”因灾而出。据黄芝岗（1895—1971）20世纪30年代考察，黄河一带大王将军流传时代最早，灵迹最著名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兄弟四人，一说谢绪排行第四[55]。徐渭写宋末谢绪兄弟四人誓死报国，投水明志，元末朱元璋与元将战于吕梁，将败，忽有神助，河水北流遏截敌舟，元军大败。是夜梦中显形自述原委，明太祖封为“金龙四大王”。“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商舶粮艘，舳舻千里，风高浪恶，往来无恙，佥曰王赐，敬奉弗懈。各于河滨建庙以祀，报赛无虚日。九月十七日为其诞辰，祭赛尤盛。非王忠义之气昭昭耿耿，光融显赫，而能然乎！”[56]褚人获（1635—1682）也归纳：“金龙大王系浙江山阴诸生，姓谢名绪，太傅后裔。元兵入临安，谢愤主蒙难，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异而葬之，数有灵异，誓必灭贼。众卜何征，乩曰：以河逆流为信。明高皇伐元，与元左丞战吕梁，洪河水果逆流，见空中有神兵助战，高皇遂建祠洪上。永乐间，凿会通河，舟楫遇者，祷无不应。隆庆间，潘季驯治漕河，河塞不流，为文责之，数日河流，漕舟赖以安行者三百余年。顺治间，金华朱公为总河，正直慈惠，闻殁后为河神，行舟水手时见公戎服红灯侍从，往来河上，其灵应亦复如谢。幽冥事不可知，亦如阳官之升迁调易欤？”[57]

“朱大王”即清初能臣朱梅麓（朱之锡），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督。王士禛称：“总河尚书义乌梅麓朱公（之锡），温然长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后赍志以殁……康熙中，徐、兖、淮、扬间人，盛传朱公死为河神。十一年，总河王中丞徇民情，疏请建祠济宁，下部议，寝其事。按公此事与宋张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璟事略同。”[58]故事异文补叙：“朱梅麓，顺治十四年（1657）时奉命治河，至康熙四年（1665）卒于官，历任数载，所著有《寒香馆河防疏略》。徐、兖、淮、阳间人盛传，凡所擘画，力图永久，故首尾十年无大工，民免昏垫。朱死为河神，经总河王光裕疏请建祠济宁，部议未允。而豫河两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庙，称为朱大王。事纪渔洋《池北偶谈》。乾隆□□年，阿文成请敕封为河神。”[59]当然也有些河神是后来得到朝廷册封的。赵慎畛《榆巢杂识》还称：“陈留县庙祀河神黄守才，偃师县人，乾隆三年（1738）锡封‘灵佑襄济之神’。”[60]河神队伍庞大，过一时期就“吐故纳新”，显示了御灾民俗心理的实用性。用时间较近的、民俗记忆新鲜的治河能臣来替补过时的老河神，这符合民间信仰自发性、多变性或曰不确定性的特点，贾二强指出：“民间信仰的神灵往往是处于不断的自生自灭的过程中，一些前一时代名声很大、香火极盛神乎其神的神灵，享用接受了无数奉祭叩拜后，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一些从未露面的神道又会起而代之，此消彼长，兴替无恒。那种保证了正式宗教衣钵相传的种种戒条，在民间信仰面前似乎没有多少作用。”[61]

其次，敬奉河神为“金龙四大王”或“黄大王”等。研究者认为“金龙四大王”元代时期已被江南百姓认定为水神，广受崇奉[62]。但相关史料很贫乏，只是明代中叶后载录渐多。伴随漕运兴盛，沿着运河北上，崇拜习俗扩展到运河两岸州县，其功能主要是护佑往来的船只安全。到了清代，蔓延到通俗小说，其中的河神（水神）形象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非常生动、具体，力图以细节繁复来凸显真实可信。仔细审视上下文语境可知，河神（水神）具有多神性的神灵崇拜性质：

再说这河神的出处：居中坐的那一位，正是金龙四大王，传说原是金家的兀朮四太子。左边坐的叫是柳将军，原是个船上的水手；因他在世为人耿直，不作非为，不诬谤好人，所以死后玉皇叫他做了河神。右边坐的叫是杨将军，说就是杨六郎的后身。这三位神灵，大凡官府致祭，也还都用猪羊；若是民间祭祀，大者用羊，小者用白毛雄鸡。浇奠都用烧酒，每祭都要用戏。正在唱戏中间，这三位尊神之内，或是金龙大王，或是柳将军，或是杨将军，或是柳将军与杨将军两位，或是连金龙大王，都在队里附在那或是看戏的人，或是戏子，或是本庙的住持，或是还愿的祭主身上，拿了根杠子，沿场舞弄，不歇口用白碗呷那烧酒。问他甚么休咎，随口答应，都也不爽。直至戏罢送神，那被附的人倒在地上，出一通身冷汗，昏去许久，方才省转。问他所以，他一些也不能省说。[63]

虽然金兀朮是北方金国人，但因其被说书人和小说《说岳全传》描写为具有敬忠良憎奸臣等侠义心肠，似乎民间口碑还不坏[64]，常作为带有正义性格的形象，居然也被传闻变异，厕身于中原的护民水神行列，体现了民间水神崇拜的超民族性、超时代性，甚至是超地域性。

其三，早期水神的能量、职责、使命与主动权，也被赋予到明清以黄河下游为主的河神形象上（有时也扩散到南面的淮河和北面的海河水系），清初称河神为黄有才，籍贯是黄河中游的河南某县，仍延续明末传闻，主要还是在黄泛区形成。“黄大王者，河南某县人，生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辄云：‘适至某地踢几船。’好事者以其时地访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决河水，辄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杀之，水乃大入。始，贼未攻汴，一日，黄对客惨沮不乐，问之，曰：‘贼将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几，自成使果至。黄至顺治中尚在。”[65]守令昏庸无知，放开水禁，导致洪水泛滥。这类传闻包含着对昏庸地方官的谴责：“郯城东南有台，垒石为之，甚峻而坚，乡人传为钓台。或云大禹凿羽山，通沭水，作此台以镇水，俗又呼为镇水台。明世宗时，一县令毁台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叶，尚鲜好，有古剑尺余，压其上。下则一水泓然，池中二鱼，鼓鬣游泳。令竟放鱼于河，置剑于库而毁之。自是郯罹水患，遂迁今治。”[66]

黄河水神（河神）虽有着其以中下游东西流域为主的区域性，但因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向南北扩散的机会也较多。如陆长春写南来的官员对敬奉黄河河神的仪式好奇，有直观的感知。说嘉兴杜盐判至淮上，一日在舟中闻人声嘈杂，见数十人持香跪船侧，称来迎船中的“大王”：

某曰：“船中安得有大王？”曰：“在爷帐上。”仰视，见一金色大蛇，盘旋帐顶，骇极，欲趋避之。舟子私语之曰：“此河神也，来此大吉利，可无恐。”俄闻鼓吹喧阗，有众役拥舆盖，舁大轿至，则河员已排执事来迎矣。河员登鹢首叩头，两人捧金漆大盘，置几上，蛇蜿蜒入盘中，蟠屈层上，而昂其首。安置轿内，呼拥而去。某欲观其异，摄衣冠从之。舁至河神庙，焚香设牲礼，供奉甚虔，官民皆再拜，即命梨园演剧。蛇于座上翘首而观，俯而饮，至暮不去，笙歌达旦。明晨，蛇身渐细，倐忽不见。河员皆有喜色，共庆安澜矣。某疑蛇在船上，众何以知？归舟诘问，知为舟子所告。相传：船有此异，装载货物，必获厚利。故播扬于人，冀雇值加增尔。某又闻土人云，黄河中神最多，皆人首蛇身。风雨之夕，人常见之。有戴纱帽者，有兜鍪者，有本朝冠顶者，盖凡死事及有功德于民者，皆得成神云。[67]

可见，河神信仰并不仅是在洪水发作时的趋利避害，还带有信仰泛化倾向，同时被寄寓运河上护佑运输、幸运获利的社会功能与经济效益。

一般认为，黄河下游河神分两种：大王、将军。大王有六：金龙四大王、黄、朱、栗、宋、白大王。除上述金、黄、朱之外，宋大王为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为汶上老人白英。“当然河神并非全是黄河神，如宋大王、白大王则明显为运河神。……运河是朝廷命脉、漕运所关，却因不时受到黄河侵扰而难以畅通。黄、运命运相连，治黄是为了济运，河督的职责是河、运并管。河神由人而来，河神的主要职责是治黄—防止黄河泛滥，济运—保障漕运畅行。”[68]这些大王将军主要是以蛇为主的动物，如薛福成（1838—1894）精辟指出：“鬼神为造化之迹，而迹之最显者莫如水神。黄河工次，每至水长之时，大王、将军往往纷集河干，吏卒居民皆能识之，曰某大王、某将军，历历不爽。”其特征、状态也是经验式地口耳传扬：

闻河工凡见“五毒”，皆可谓之大王、将军，如蛇、蝎虎、蟾蜍皆是也。然托于蛇体者为最多，但其首方，其鳞细，稍与常鳞不同。位愈尊，灵愈显，则形愈短。金龙四大王长不满尺，降至将军有长三尺余者。又如金龙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黄大王黄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灵异。各就其神位之前，蟠伏盘中，而昂其首，或一二十日不动，或忽然不见，数日复来，其去来皆无踪迹。而鳞色璀璨，或忽然黄变为朱，朱变为绿，谓之“换袍”；或忽然死于盘中，谓之“脱壳”。其死蛇须送水滨，即自沉于河底，或数日后仍现于河干，盖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实未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盘中，生数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成，宫保即专折请加封号，奉旨金龙四大王封号，着礼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成案办理；其黄大王、朱大王、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党将军、刘将军、曹将军，着礼部一并议奏，并建立栗大王专祠，以答神庥云。[69]

可是“托于蛇体”的形象，却始料未及地同他们生活原型的姓氏挂上了钩，颜色配姓氏，印证了众目睽睽下那蛇的颜色，不由人不信。即使显露出来非神的特征，也被先入为主地予以神异的解释。本来这些河神多出自治河官员，他们生前的业绩延伸到死后变形为神的功力。

这类明清晚出的河神形象，很可能也与早期的邻近区域的同类信仰相关。唐宋时山西潞州、泽州等浊漳河，即有王某（868—？）为昭泽王的信奉，生前他曾屡施道法：“约束蛟龙，与民泽霖，止水救旱……其功德及于人心者至深且坚……”[70]

供奉“黄大王”作为河神，主要还是追怀治河牺牲的义士。吴炽昌《客窗闲话》称其本为豫人，前明诸生，“性喜水”，三岁时即入水不沉，后为孤儿，一次因惹其姑夫发怒，被蹬坠河中，居然能抱大鱼“出入波间”。然而这一治水英雄真正的价值显露，还是在清初合龙之时，说赶上河决不能塞，招募能建言献策者，黄生应募。将合龙时选四健卒，使抱椿随埽下，卒惧死，生洒泪劝建大功可享千年奉祀，若不从，违令亦死：

四人乐，尽醉持椿入水，血随波泛。椿定埽进，功以成。大臣欲奏官之，生曰：“我明诸生也，既不能死，又从而官之，圣朝安用无耻之徒耶？我之来，为万民恤难，岂为功名？”遂去之。后水退沙涨，运粮河没，千万人不能开，民不堪命，共荐黄生。河督召之不来，使民往请命，始至，相度旧河形势已定，曰：“以某月日兴工，颁示居民远避，吾将独力为之。”……河督往视之，运河已成，黄生不知所之矣。访之，闻已劳瘁卒。为奏封河神，立庙河干。后凡黄河有事，则神冕旒见波涛间，前驱四将，即抱椿四卒也。所至有功，进封为王，至今河滨有小黄蚘见，河工官弁即以舆迎之入庙。设享演剧，或留一二日，或三四日，即不见，人咸谓黄大王寄迹也。[71]

从稍早的民俗记忆仍可看出故事的传播：“古语有云：‘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王，英豪也，至今游中州，过大王镇者，犹觉凛凛然有生气。王之全传，事迹尚多，此其大略。”的确，有时水神黄大王还化作人在尘世间活动，能预见，仍带有善良人的思维。如前引黄大王担忧李自成掘河水灌汴京事，似乎水神也是有良知的，但又能力有限，这解释了何以有时理水、救人未必成功。

其四，栗毓美（1778—1840），是清代最为传诵的、最有现实根据的治水能臣。对这位治水能臣的载录异文很多，但基本上突出了其早年经历的悲楚与治水任上的尽心竭力。陈其元（1812—1882）的记载较有代表性，说栗恭勤公由拔贡到知县，官至太子太保、东河总督，为治河名臣，死后封为河神：

其治河也，创造砖工议，谓柳苇秸科，备防不过二三年，归于朽腐，实为虚费钱粮。购储碎石，不但路远价昂，而滩面串沟阻隔，船运亦属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滚转，仍不免引溜刷深。砖性涩，与土胶粘，抛坝卸成坦坡，即能挑远溜势。每方砖价不过六两，而石价则一方自八九两至十二三两不等。方价既多少悬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砖则以一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结实。并将与砖较量轻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砖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价，可购两方之砖，而抛一方之砖，又可抵两石之用，经费尤多节省。于是破除浮议，不辞劳怨，决计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谕地方大吏无掣其肘。公遂连岁奏绩，叠邀优叙。年六十三岁，卒于河防工次。上闻震悼，恤典綦厚，河南人如丧考妣，即生祠处处祀之。

公殁之明年，河决开封，各官昼夜堵筑。当合龙之际，河工忽来一蛇，众欢迎之。盖河将合龙，河神必化蛇至，有黄大王、朱大王、齐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见蛇之色，而知为某某，当称其号，以金盘迓之，蛇即跃入，以河督肩舆迎之庙中，祭赛数日，俟龙合，蛇乃不见。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见者，历祝以“某某大王”，均不为动，众人大惑。巡抚牛公鉴闻之，至河滨，一见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跃入盘中。越日下埽，平安蒇事。众问巡抚曰：“何以识为栗公耶？”曰：“栗公项下有白颠风，周围似玉，我见此蛇颈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应。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请，以公列入河神祀典。[72]

这段倒叙，先状写栗毓美在治河工程上的发明创造及其效果。继而将治水能臣与蛟龙崇拜结合，将治水能臣的敬业意念延续到死后，变化为水族形貌的栗毓美依旧在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最后，带有归因性地交代出治水能臣青少年时代的奇特经历。说公早慧，幼即为某翁招至家为婿，做儿子伴读。数年后翁子被盗杀，被疑，将论抵。翁女另醮同里王某，后者醉告女是自己慕色而募剑客欲杀栗，“误中汝弟也”。女为公申冤，案件得以昭雪，公出狱后女昭明心志，自刎死。故事属于“醒悟嫁仇”母题[73]，表彰节烈之女，栗公感其义终身不置正室。似乎，治水能臣栗毓美超乎凡伦的能力和责任心，与他早年蒙受贤善妻子救助雪冤有关。又如高继衍亦称：“朴园以由女得释，哭不成声。后以拔贡，由县令洊（荐举），至河督。养师夫妇终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瓣香焉。”[74]早年的人伦悲剧塑造了他正直、勤奋敬业的品格，对重生再造之德女性的感恩之心，历久弥存，成为栗毓美献身事业的不尽精神动力。

此外，毛祥麟（1812—1874）称栗公为山西浑源人，曾官东河总督[75]。张培仁称“山右栗恭勤公”，治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及督东河，过吴家屯，梦羽士告曰：‘公后切勿宿此，恐不利。’后迎钦使至其地，以夜逼二鼓，止焉，是夕遂卒。公殁之次日，河营外委于某者，乘骑至开封大公馆，见公肩舆至，告以将赴江南查办事件，后河决祥符，大梁城不没者三版，居民见雉堞悬灯千万，皆总河部堂栗官衔，城卒保全，开封民尸祝之。”[76]宣鼎也写其梦兆“千万莫到冯官屯去”，但他仍以治河大业为重，不得已而前往，终竟以身殉职。甚至他死后为神，依然不忘以自己发明的投砖法破除水患：“后十余年，水决中州，汴梁城已岌岌。官民男妇，伏雉堞大呼乞命。蓦见一金甲神，拥怒潮东下，呼曰：‘快抛砖可免！’如其言，霎时水退四五尺，得安堵。至今东河时现栗色小蛇，官员伏地拜曰：‘如恭勤公，乞登冠顶。’果跃登冠，须臾不见。”[77]李岳瑞（1852—1927）《栗恭勤公遗事》结尾述说这位“道光朝名臣”过劳殉职，其治河工程改革具有历史功绩：“初，河堤用石为之，而兖、豫间无大山，辇自数百里外，劳费百倍。及公莅任，奏改用砖，岁省费以数十万计，至今民尸祝之。”[78]《清史稿·礼志三》载：“穆宗朝，加金龙四大王封号至四十字，庙祀封丘、临清、张秋镇、六塘河；封故河督栗毓美诚孚栗大王，附祀郓城神庙。”[79]

抵御洪水—尤其是河水决口的威胁，最突出的功能体现在金龙四大王的显形。而且现实世界里本来水灾发生地就难免出现一些小蛇这样被惊扰的小动物，这就是黄河系水神“大王”和“将军”等传说的主要由来。而且就是它们被御灾者当作治河能臣的在天之灵及余威，用以震慑水怪。民间多神崇拜表现在水神敬奉上，还有河神队伍的集合系列上。用军队的序列和官阶来命名河神，显示尊崇之意，是明清人们取媚河神的方式之一，大王、将军即是也。百一居士的记载，突出了水神以龙为中心而衍生出河神家族：

物莫灵于龙。时而夭矫云中，时而盘旋海曲，大小变幻，其用靡穷，固所宜尔。乃有所谓大王、将军，皆河工官员，殁以成神。幻化若小龙，长不盈尺，细裁如指。身类蛇而头则方，隐隐露双角，有满身金色者，有具朱砂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将军，其身略大。名号不一，最著者为“金龙四大王”：会稽诸生，姓谢讳绪，谢太后内侄，于兄行为四，殉宋室难，投苕溪死，有明屡卫河工，翼护漕运，封为大王。少读金龙山中，在山建祠，故名之曰“金龙四大王”。此外又有“栗大王”“朱大王”等号。“将军”亦甚多，老于河务者，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龙四大王，清浦为河工总汇所，大王来者愈夥，有一岁而至十数位者，有一岁而至数十位者。或当春夏之交，潮汐泛涨，或于漕船北上，河水缩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来也，先后次第不相谋；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无形迹，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者欤！大王观剧，当出见时，河宪赴河干，以朱盘引之入，覆以黄纸，舁送大王庙，使伶人演剧，去而后止，每点一剧以头点为准。……[80]

这里的“演剧”，其实就是取媚在场河神的一场驱逐水怪仪式。从人类学仪式展演角度，许多民间戏曲的演出，实际上就是禳灾驱怪的仪式，贯彻着御灾驱灾的民间信仰：

其实“擒妖逐魅”是中国宗教仪式剧的一个常见主题。这类“擒妖母题”要表现的，是背负不祥厄运的凶煞，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由法力高强的神灵降伏或驱逐，从此不能再作祟人间。并且，在不同场合需要底下，不同性质的厄运凶咎会由不同的凶物妖魔所代表，而故事中的擒妖神灵，也往往是一名特别能克制这名凶物的神话人物。[81]

一般来说，“大王”指的是治河能臣化身的蛇，而“将军”则指较大的蛇及其他水兽。它们都是黄泛区为主的灾民们用来抵御洪水恐惧的心灵慰藉，是吉祥水兽。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卷下称：“龙之中为人所尊视，屈伸蜿蜒者，袭王号无数，大体龙愈贵其体愈微，何王何号，治河吏士，一瞥即能指目之，载之图经，著为《龙谱》，—按之良是。语其状，特盈指之小蛇耳。渐大其位渐卑，降号为将军，又下此，鼋鳖也。”如金龙四大王，黄钧宰就如此载录其得名：“大王姓谢氏，越人，为民捍灾赴水而死，灵爽赫奕，累请封锡，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为金色小蛇，故曰‘金龙’。北方舟子皆敬之，见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来，必以朱盘奉归，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神以口衔一二，即知所点之剧……”[82]仪式进行时，倘若有谁敢对这些“大王”“将军”稍有轻慢，那可真是非同小可。说丁稚璜两次在山东治河，在侯家林时，“大王”“将军”来集工次，每日演剧敬神，众蛇各就神位前昂首观剧，优人呈上戏单请点戏：

蛇以首触戏单，所点之剧往往按切时事，非漫无意味者也。而点第一曲者，必金龙四大王，其次第亦不稍紊。有总兵赵三元者，戟手谓人曰：“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叫云：“不敢不敢！”群趋视之，则有蟠其颈者，有绕其背者，咸劝总兵跪神座前自责，且愿演剧三日以赎罪。倏忽间，已见大王复位矣，然未见其去来之迹。贾庄之役，有某提督驻河干，忽见大鼋顺流而下，或谓此元将军也，宜设香案，望空叩祷，可获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将军耳，彼区区介族，何足惧焉？”命军士举火枪击之，鼋遽返而上驶，若畏避者。提督方自鸣得意，忽见大小鼋数千，蔽流而至，波涛汹涌。提督正命举枪，则向所见之巨鼋已倏忽近岸，昂首沫，众鼋随之，奔流箭激，声势震荡，军士皆惊恐奔溃。提督知不可御，亟策马登高避之。而其所驻之河滨草屋十余间，皆被水卷去，沉汩无余矣。[83]

载录者感慨：“噫！宇宙间灵迹昭著者，莫如河神。彼武人粗卤，不知敬畏，幸而未降之罚，乃著异于俄顷之间，以示薄惩，神顾可慢乎哉？”娱神是民间表达敬畏的积极方式之一。演戏以娱神，也最大效应地扩散了河神崇拜。这体现了重视经验实证的农耕民族，在河神崇拜方面特有的务实民族性格。然而，对于河神并不灵验的叙述，也不是没有，然而很难影响河神敬奉的主流倾向。

对于黄河水神崇拜最盛地区、祭祀季节、仪式过程、场面、功效预兆等记载最详者，莫过于丁治棠（1837—1902），他认为金龙四大王为正，黎（当为“栗”之音讹）大王为副，二者是“无角无足，形如小鳣”，不过是“色分青黄，头判方圆”，都是治河尽节者投水所化。说累代晋封，至清丕著威灵，河堤一带皆建祠宇，而与黄河水患相对应的中下游为甚：

而山东之庙尤赫，矗立河岸，华翥轩翔。三四月桃花水发，敛多金，建醮演戏，调出色名优，尤重美旦，必声、色、艺俱佳者，方中神意。否则，神怒不享，决防溃堤，为害甚巨。届会期，山东巡抚率河工诸员，盛具彩仗，亲到河溽迎神，更遣水手操舟探望。神或来或不来，来则黎作先导，即青色圆头者，金龙次之，即黄色方头者。巡抚脱冠作仰盂形，鞠躬迓之，如接大宾。二物次第入冠，巡抚捧坐己舆，前挽后推，旌旆翩翻，蜂拥入庙，拱送上龛。龛中设水晶大盘，盛明水，二物出冠，委蛇入盘，掉头外睇。巡抚众官，对行三叩礼，烧巨蜡如臂，爆声雷动，鼓乐喧阗，响彻云衢。礼毕，巡抚陪坐，众官鹄立，优人捧册，请神赏戏。一优执朱笔，俟首肯者点之，神爱风华，多点淫戏。演入妙处，神亦在盘鼓舞，若甚惬意者。曲终，众官撤班，神犹蜷然卧盘中也。神不去，戏不止；日不足，继以夜。或观数日，观旬日，视盘中无物，神乃去，剧始罢场。神来愈久，河工愈固；乍来乍去，防有小灾；不来，则崩溃必多。河官以之卜休咎焉。有川友过黄河，闻金龙在庙观戏，入视之，空盘也，举目四望，见神蟠烛火内，条长如蚯蚓，唼烛花作戏。龙本水物，能入火不焚，可谓有神通矣……[84]

似乎这化为小蛇的河神在此地停留越久，就预示这祭祀仪式取得的效果越大，越是给了当地官民面子。本来，治水御灾就有着无上权威的行政化、官府化趋向，治河官员殉职后化身为御灾水兽，就合情合理，顺理成章[85]。《清稗类钞》录祭祀河神仪式，富有反传统性和颠覆性：

世谓：“河工合龙，必有河神助顺。”其助顺也，先以水族现形，其形如小蛇，大王头方，将军头圆。朱色者，俗呼为“朱大王”，河督朱之锡是也。栗色者，俗呼为“栗大王”，河督栗毓美是也。河工、漕船诸人皆祀之惟谨。某为南河同知，一日，吏白：“龙见。”视之，三寸小蛇也，圆首方脊，身甚光泽。大吏立命以盆盛之，更演剧娱之。蛇居于盆，昂首四顾，躁动不已。吏以戏单进，置盆中，龙首触之，则曰：“此龙王所点剧目也。”如所点扮演，演未半，一鹰忽下啄而食之。某大惊，吏白：“龙王顷跨鹤去矣！”台上仍演戏如故，大吏犹鞠奉觞不稍懈也。河上之舟有胶于沙者，则曰：“龙取之，明春当还，船货无恙。凡值之者，舍舟去，俟春水至乃行云。主此舟者，必大获。”光绪乙未（1895），有布商舟搁浅，信之，即舍去。月余更至，舟乃不见，惘惘乘他去。过河渚，则见曩舟荡漾中流，已有乘之者矣。诘之，不承，乃讼于官。其乘者，数无赖也，即妄言龙实使之。官不信。曰：“能使龙为我证。”即检舷侧，果有小蛇延缘其间，捧以入，曰：“龙来为我证矣。”以示商人，商忿曰：“龙王乃助贼辈耶？”攫之掷地，足践成糜，观者皆骇。讼既罢，商资仅还其半，然竟无恙。[86]

意外总是难免，而一旦出现，又成了治河御灾文学书写难以回避的话题，客观写实描述潜有弦外之音。故事深层体现了对于求祷神灵不验的不满，也是一种灾害民俗心理的曲折表达。

事实上，故事发生前五年去世的陈康祺，就曾睿智地总结出如上观点：“国家怀柔百神，河神载在祀典。每遇防河济运显灵，经历任河、漕两督奏于常例外，颁赐藏香，复请锡封赐匾有差。夫御灾捍患，功德在民，固褒赏所必及也。惟近年河工久停，而漕船北行，沿河挽运、督运诸员，神奇其说，几乎以请封、请匾为常，似非政体。考黄大王事迹，见《池北偶谈》，其人国初尚在。至朱大王即河督朱之锡，栗大王即河督栗毓美。夫会典无异姓封王之例，称谓亦恐不经。况诸臣所据为显应者，尤诞妄无稽乎？（按：河神助顺，必先有水族现形，河、漕各督即迎之致祭。其朱色者，众以谓之锡；栗色者，众以谓毓美也。）安得一深明典礼之儒臣，俾任秩宗，厘正其失！”[87]带有矫正纠偏、重视治河工程“执行力”—能臣与民众的科学精神。

能臣方能治理水患，这一“能力迁移”原则在暗中支配着造神运动中核心信仰的生成规律。如果没有行政的权力、身份，那么，必须要某种“灵验”赋予这一身份类似的条件。作为黄河水神的一个参照，约生成于明末清初的钱塘江神即是。据《稗史汇编》称：“衢州周宣灵王者，故市里细民，死而尸浮于水亭滩，流去复来，土人异之。祝曰：‘果神也，香三日臭三日，吾则奉事汝。’已而满城皆闻异香，自尸出，三日，臭亦如之。乃泥其尸为像，其母闻而往拜，像回其头，至今其头不正，显异百出。尝作一长年操舟载杭商入闽，他舟发，其舟故不行，商尤之。乃曰：‘汝欲即到乎？闭目勿动。’一夕开目，已到清湖，去杭七百里矣。”[88]

研究者认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发达，钱塘江航运的需要导致了周雄成为江神信仰神。此前，钱塘江沿岸已有平浪神晏公、金元七总管、金龙四大王等信仰分布。但在这些已有水神中，晏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分布，金元七总管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金龙四大王以守护大运河航运为主。因而，周雄信仰填补了钱塘江中上游未能孕育出本地固有水神的空缺[89]。不过，我们却不能同意将水神原型定位于“其死亡多设定为溺水”，应当说，这不过是较少、个别的现象，更多的还是治水过劳死，从中寄托了对朝廷治水工程的肯定，对于恪尽职守官员的怀念和期盼。尤其是在水患多发的淮河、黄河流域，航运保护的功能只是水神信仰现实意义的一小部分，多数还是水灾防御的需要，与“乡土保护神”有着较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