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洪水、蛟龙崇拜及长江水神信仰

洪水、泥石流又被称为“发蛟”“出蛟”。一位美国学者给“蛟”的定义及功能概括，主要根据唐代南方的传说，言其是类似鳄鱼的爬行动物，神秘而变化多端：“蛟通常被视为一种龙，但有时它又会幻化成人形，有时又变成鱼的模样。它的各种变形是可以互通的……实则‘龙’的含义更为广泛；kraken一词比较适合，它指的是一种威力无比的海中怪兽……而且，dragon在我看来是一个总称，它不仅包括蛟，也涵盖了其他多种水中的怪兽，比如‘螭’……dragon一词囊括了所有水中的怪兽，而在远东地区，这些水中怪兽都被看作龙的化身。”“在南方的传说中，蛟是可怕的动物，它就像在丛林中端好架势的蛮人一样，时刻准备着扰乱由真正的龙所建立的文明秩序，而龙正是中国帝王的精神象征。在汉人眼中，它象征了水的破坏性与毁灭性，而龙则代表着水造福于人的一面。”[18]相比之下，明清中原、北方民间信仰中的蛟，则是蓄意制造水灾、兴风作浪的恶兽。蛟意象扭结着水灾—治水母题，也构成了生蛟、寻蛟、除蛟直至异鸟辟蛟等连环系列。

首先，“出蛟”本为水灾之果，被“逆推因”为水灾的祸起之由。在古代生态系统中，有陆地动物与水族动物之分，后者给人的神秘感大于前者，一个最大区别是后者因多数情况下隐没于水中，“距离产生美感”，给人的印象更神秘，更令人生恐怖之感，也更能引发丰富的异空间想象。因此，水怪往往在蛟龙崇拜流脉上生出一个巨大旁支。而蛟龙崇拜及水怪系列主要可划分为长江水系、淮河水系与黄河水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时空感。乐钧对水怪有生动形象的描绘：

乾隆癸卯（1783）二月，金溪北鄙祟岭崩，蛟也。大雨雹，风霆怒甚，山下村几墟、民几鱼，其暴如此。

郡中故多蛟。某年小山出九蛟，得九穴，然不为暴。某年夏雨甚，邻里陈坊桥涨及于梁。有田父荷锄过桥上，见两巨蛇黄色，队行水中。随以锄击之，毙其一，致之桥上。闻者皆来观。已见上流有浮滓如席，去梁数丈，盘旋不前。—浮滓者，相传蛟属行水中，用以自覆者也。—于是观者皆走避，浮滓乃奔下，势若山裂，浪沸起，高丈许；梁不尽塌，涨亦顿落，而人无损者。若此皆不为民暴者也。[19]

蛟兴灾报仇，被人格化地描写成有情感、有智谋，苦心孤诣地伺机行事。说明对蛟的行为有细致观察，持续重视描述那些妖蛟活动规律、形状：1.用对洪水前后有关征兆的具体描述，有说服力地解释蛟兴洪水的推因（实际上蛟的活动是水灾构成的“果”）。2.人格化地描述水灾祸首—蛟，“相传”强调了“谈蛟色变”的舆情，蛟这类水兽在水中“浮滓”之下，说明其具有灵性，会有意识地使用遮蔽物来进行隐藏，伺机要兴风作浪；甚至蛟还有善恶、“为民暴”“不为民暴”之分，滔天之水是否伤人，就在其一念之中。3.介绍贤能之官发明了辨认大雪中“蛟窟”之法：“闻古老言：唐太守在吾郡时，选材官佽飞，教之伐蛟，其法不传矣。验蛟之法：于大雪时四山望之，无雪处，其下乃蛟窟。”[20]此为伐蛟（免遭洪水）的必要一步，故事体现出消除洪水于未然的御灾思想。

似乎这洪水的肇事者蛟龙，还有高度智慧，不仅有意识地运用遮蔽物掩盖自身的行踪，还能猝不及防地向人类发动袭击。这类传闻，不能简单化地看成是恐惧支配下的向壁虚构。明代谢肇淛亦早有留意：

闽中不时暴雨，山水骤发，漂没室庐，土人谓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岁久变化，必挟风雨以出，或成龙，或入海。闽乌石山下瞰学道公署，数年前，邻近居民常见巨蟒，长数百尺，或蹲山麓，或蟠官署觚棱之上，双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风雨，乌石山崩，自后蟒不复见云。先是，阮中丞一鹗无功于闽，而庙食山巅，舆论不惬也。是日山崩，政当其处，祠宇尽为洪水漂流，片瓦只椽杳不可见，时以为异云。[21]

暴雨山崩均可视为与人事相关。董含的描述较为真切：“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越中余姚、上虞、慈溪等县起蛟，山水骤发，高丈余，田禾房屋，淹没者甚众。”他记述的“起蛟”先是地中有声如雷，“忽大雨倾注，平地水高三尺，有蛟两角，裂地而出”[22]。也有把这蛟龙具体化为江河湖泊中的特定物种鼍，“鼍，与鳄鱼为近属，俗称鼍龙，又曰猪婆龙。长二丈余，四足，背尾鳞甲，俱似鳄鱼，惟后足仅具半蹼。生于江湖，我国之特产也。相传力猛，能损蚀堤岸，鸣声惊人。其皮可冒鼓，通作鳝”[23]。也不排除，猪婆龙只是洪水成灾原因之一，巨蛇形状的蛟龙，依旧是水灾元凶的主要代表。说明水灾叙事不光是灾情实录与经验之谈，民俗文本与群体记忆也受到一定的重视。

其次，水灾中目睹耳闻的猪龙（猪婆龙）形象，更加证实和强化了蛟龙崇拜。应当说，水灾暴发时，的确有平常难见的巨大水兽随波而来，出现在被灾者视域中。于是描写蛟龙形象便成为讲述洪水前兆的套路：“己未秋，江南江鸣，水立如山，久之乃复其故。又顺天府东安县河水暴涨，居人见水中有物如蛟龙，而目赤色，后有白马随之，目亦赤，随涨徐去。”[24]如此直观，显示出水灾目击者的在场性，成为灾难真实情况的目击者。李庆辰（？—1897）称某年河水涨发，“有渔人于潞河中央见一物，首大如丘，其形类豕，头浮水面，顺流而下。或云是猪龙也。见之，主一邑大水。纪文达公《笔记》，曾载水中有巨羊头浮于波面，云亦是龙。设此二物相遇，不知自以为何如也”[25]。在此，水灾现象记载的超常态怪物化，或许正是水灾民俗记忆中恐惧心理的文学化再现。而形状各异的怪物又呈现生活化夸张趋势，弱化了水灾记忆的科学性归因，强化了水灾形成的人为因素，体现出明清关注灾害源头探寻的民族性观念特征。

其三，连类思维的对象化。洪水中类似于蛟龙形象的漂浮物，与民众潜意识中的龙形幻影结合，让人杯弓蛇影，做出关于蛟龙与洪水关系的定向联想。对于巨大的浮木，刘献廷（1648—1695）的民俗记忆是可信的：

明弘治十六七年间（1503—1504）。荆涂峡间，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峡口，淮水不得泄，则壅而旁溢，春六濠颍之间，田庐没。商舶至湖，时遇怪风浪，多颠覆。往来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风起，大浪三四，掀逐而来，人艇俱没。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赶浪”，相讳不敢犯。又或夜静月明，梢人见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际，方报告惊谛，则倏然入水，风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后患息，人复见于涡河中。己巳岁，涡河干涸通骑，相传又徙于颍水。后颍水复涸，或又传入黄河中。墨谈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闻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盖木有生性，较飞潜之物，特未脱根于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顽也。木既经数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复脱根于地，又漂没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为怪也，不亦宜哉。[26]

那些常造成堰塞洪水、危害江湖商旅的巨型水怪，其形状相似，实为巨大树木。清初董含写：“鄱阳湖有大木，乘风鼓浪，昂首掀舞，远望如龙，一月数见，土人呼为‘木龙’，犯之者能覆舟，有祷辄应。粮艘骈集，皆虔祀之。中有十余艘笑其妄，扬帆先行，至中流，忽遇木龙撞击，一时俱沉，救援不及。洞庭有楠木大王，想即此类。”[27]巨木漂流水中，易于被当成有生命的水族生物。有关民间龙崇拜的原型，有扬子鳄、松树等多说，而这一传闻结合伐木放排、江湖中航行遭遇的水难，水中流木也很可能亦为龙传说的一个来源。

其四，以文学笔法，展现大众化的超现实想象，把水灾演绎为司水之神龙的失误作孽，误兴水害。《万花楼演义》写狄青母子遭遇洪灾：“原来此水乃赤龙作孽，即将西河一县反作洋湾。不分大小屋宇，登时冲成白地，数十万生灵俱葬鱼腹，深为可悯。恶龙既作此恶孽，伤害多人，岂无罪过！上帝原以好生为德，岂容作此恶孽，灾虐殃民，后来贬下凡间作龙马，以待有用之人。”[28]似乎这“赤龙”，品级要高于一般的“蛟”，造成水灾后不是被诛杀，而仅是被贬谪而已。

其五，铁器等可以克制蛟龙，抵御洪灾进一步暴发。蛟为水患祸首，那么，就有了抵御蛟龙的克星。一者是信奉铁器、牛豸等可御蛟龙等水怪。明人考证出唐代《封氏记》已有此说：

（唐代）“宝应中，海州堰破，水涸，差东海令李知远修之。堰将成，辄坏，如此者数四，用费过多，知远甚忧之。或说梁筑浮山堰，频有缺坏，以铁数万斤积其下，堰乃成。知远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将坏也，闻其下殷如雷声。至是，其声移上流数里，盖金铁味辛，能害目，蛟龙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池鱼皆死，以此知鱼龙皆畏铁也。”天顺中，徐公有贞治河张秋，菩提善溃，用一老僧言，以铁镇之，功辄就。人以僧为神，不知前时已有此矣。[29]

的确，抵御水族袭击是人类持久的愿望，唐代这一信奉即已流行。而明代民间流行的这类故事，被史家谷应泰（1620—1690）采进史书，记述了佥都御史徐有贞治河成功的原因。徐有贞欲堵住一决口，投下木石则若无踪影，请教山中有道高僧，僧很久才答：“圣人无欲。”有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龙有欲也，此其下有龙穴。吾闻之，龙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铁能融珠。”于是乃镕铁数万斤，“沸而下之，龙一夕徙，而决口塞”[30]。因龙非圣贤，有欲望即必有克制之方—五行生克的御灾之术。

其六，英雄“斩蛟”故事成为水灾治理的一个象征。《礼记·月令》：“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多被明清荒政奏论援引。清姚碧《荒政辑要》载：“蛟之可伐，由来古矣。斩蛟之事，亦数见于载籍。深山叠嶂之间，当盛夏雷雨之际，伏蛟忽起，大水迅发，害及田庐人畜，事出俄顷，迫不及防。”江南按察使翁藻奏伐蛟得乾隆批阅酌办，成为“洵非诞妄”的力证。翁奏称：“臣查被水之由，多系蛟发所致。按，蛟似蛇而四足细颈，颈有白婴，本龙属也。相传旷原邃阜，当春而雉与蛇交，精沦于地，闻雷声入土成卵，渐次下达于泉。久之卵大如轮，又闻雷声，奋起而上剖而出，暴腾狰劣，往往裂冈岭，荡田园，漂没庐舍人畜而迫不及防……”在引《月令》伐蛟之说后列举具体步骤：“惟是伐之法不传，询之山野父老，凿言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鸟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气朝黄而暮黑，星夜视之，气冲于霄。未起三月前，远闻似秋蝇鸣。此时蛟能动不能飞，可以掘得。及渐起，离地三尺，声响渐大。不过数日，候雷雨而兴，多生夏末秋初之间。善识者察气辨色，掘土三五尺余，其卵即得，多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或云蛟非龙引不起，龙非雷电不行，宜用铁与犬血及不洁之物以镇之。又云蛟畏金鼓，夜畏火。夏月田间作金鼓声以督农，则蛟不起。若连日雨，夜竖高竿，悬以灯火，亦可避蛟。凡此搜捕之方，防御之术，体察物理，未必无征。”[31]文中建议广为宣讲，捕获蛟卵赏银十两，还广引相关文献，水灾观察与神秘信仰兼容。

英雄“斩蛟”即除妖治水的御灾业绩。李丰楙教授曾总结先秦到汉魏六朝文献中荆佽非、甾邱、澹台子羽三位斩蛟英雄事迹：“以为勇武之表率，于是乎而‘斩蛟’成为见证英雄的一个重要代表性母题。”而后世宗教传说使斩蛟英雄神格化、神圣化，“相对的被斩的蛟就被妖怪化”，许真君斩蛟中的蛟，就由水中猛兽变为具有神变之能的妖物，英雄斩蛟就成了“神仙除妖”[32]。邓志谟《铁树记》由此得名，小说第十四回《孽龙精入赘长沙，许旌阳六次擒蛟》写施岑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欲斩之，真君曰：“此孽杀之甚易，擒之最难。我想江西系是浮地，下面皆为蛟穴。城南一井，其深无底，此井与江水同消长，莫若锁此畜。回归吾以铁树投之井中，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使后世倘有蛟精，见此畜遭厥磨难，或有警惕，不敢为害。”“……于是驱使神兵，铸铁为树，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铁索钩，镇其地脉入口摆数尺，牢系孽龙于树，且祝之曰：‘铁树开花，其妖若兴，吾当复出。铁树居正，其妖永除。水妖屏迹，城邑无虞。’又留记云：‘铁树镇浜州，万年永不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溥收。’……真君又铸铁为符，镇于鄱阳湖中。”[33]所铸各种铁器、剑等均属于镇妖、镇水法物。

丁柔克（1840—？）也记载，直隶某县大石桥下石刻大僧手执阳物镇风水，也有的用塔来收水，“或用铁牛、铁豸，则拒其水也。龙畏铁，触铁则目盲。牛为土，土能克水。豸即廌，为神羊，善触邪，故镇以二物……”[34]这是带有五行相生相克意义的神秘信仰，似乎铁为水族所畏，熔铁更有毁坏龙珠之效能，因此熔铁治妖龙的治水实践，实际上成为驱除妖龙以治水的逻辑替代。运用金属的治水实践在于谦故事中也有，说徐有贞治水得老僧告知，水怪当于洪口之下，“似蛟非蛟，似鳄非鳄，形长力大，口能吐波发浪。所以才筑得就被他拱坍，非水势之恶也”。遂知晓用石灰煮水的主意，后又梦到先前跳入洪口斗怪螭、化为河神的郝回龙、郑当柱，得知铸长铁柱，与大锅底贯坠于下可塞住决口，于是就在老僧（博物者）与河神（治水英雄）的多方谋划下，“又铸精铜、精铁，杂为元金之物象数百斤，以镇定之，取金水子母之义也，名曰广济闸。历三年，功始完备”[35]。

明清时代人们在堤岸之上铸造铁犀牛以镇水灾，属铁器镇水信奉与牛崇拜的结合。许逊故事即以此镇压水兽。如《许太史真君传》即有一系列图像描绘其杀蛟治水、铸造铁柱等带有法术意味的仪式。万历二十八年（1600）黎巽撰《郡丞孙公修堤记》写前太守“鸠铸铁犀，每堤各二，以镇水怪……”[36]（当然许真君的画像与刻石的碑文也具有类似镇压的效能）《大明一统志》称江西南昌府城内市中铁柱宫前有井，“水黑色，其深莫测，与江水相消长，铁柱立其中，相传晋许真君所铸，以息蛟害者”[37]。清代黄伯禄辑《集说诠真》也有类似说法。

清末传闻，潮州湘子桥头旧有铁铸犀牛一，“盖用以厌水灾者。咸丰时大水，铁犀牛忽不见，使人沿下流没水求之，不获。既而得之于蔡家园，盖逆水而上，已十里矣。……一时相传‘铁犀为妖’云。有精格致者，独以为物理之常，无足怪者，或请其说，曰：‘潮河之底，皆淤沙。铁犀身落沙上，与来水相激，因之身底沙空，势必偏重而仆向上流。水又激，又仆，累尺得丈，积步成里，日久乃见于蔡家园，倘仍不获，将骎骎乎愈行愈远，且越大埔而上之矣。’众服其论，而铁犀为怪之谣以息”[38]。这实为沈括《梦溪笔谈》等老故事的翻版，不过增加了铁犀牛镇水。宣鼎（1832—1880）也写在苏北盐城见到古代留下的大铁板：“然吾每阅古丛书，载前人误掘古陵寝，中既遍堆牡蛎壳，上画春工，更多积大铁板。注云：‘所以防蛟龙也。’盐城近海，安知非前人设此为防蛟龙凌啮乎？且城名瓢，安知非堪舆家鉴其形势，恐其瓢泊，特铸以镇压之欤？及游范公堤，则堤上亦间有古铁，或如磬之折，剪之交，璧之半，周规曲尺，其形不一，于此益可信防蛟龙之说矣。即如运河堤上有铁犀虎辟潮，更可为证。……古铁其有神欤？则又不仅能辟蛟龙、御潮患已出。”[39]

然而治河实践，往往无情地证实了上述“投铁”镇水崇拜的荒诞。张惠言（1761—1802）实录嘉庆二年（1797）黄河在曹州决口，好佛而专横的山东巡抚伊江阿依赖门客（原广慧寺僧）王树勋，筑坛聚僧道诵经，这“王先生”称：“堤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龙，吾以法镇之，某日当合龙，速具埽。”几百个役夫持埽（石块、树枝等捆扎的堵决口填塞物）待命，巡抚亲自坐镇，法事却竟然完全不灵。“王先生佛衣冠，手铁长数寸，临决处，呗音诵经咒。良久，投铁于河，又诵又投，三投，举手贺曰：‘龙镇矣。’……明日，水大甚，巡抚命下埽，众皆谏，不许；埽下，数百人皆死。居数日，王先生又至，投铁者又三，埽又下，死者又数百人，堤卒不合……”[40]实录这一连续三次各淹死河工数百人的惨剧，显示出巫术思维在抵御水灾实践中的致命危害。

其七，长江流域的洪水与对治蛟专家“许真君”的信奉。真君为许逊，信奉有明显的长江中游的地域性，论者总结：“古代人通常认为水灾是‘蛟’所为，因此伐蛟也被人们认为是抗灾措施之一。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晋代时家居南昌的道教‘净明道’创始人许逊为民伐蛟治水、除病的事迹广为流传，使江西首府南昌一直将许逊当作治水除病、有求必应的神来供奉。……”“从实用或工程的层面看，伐蛟之术虽对水灾防治没有任何意义，却可成为灾区民众精神的安慰。皇权对伐蛟之术的矛盾态度，反映的是清人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矛盾与彷徨。”[41]许真君以斩蛟起家。西晋《神仙传》以降，其作为斩蛟救灾母题杂糅了多种相关传说，到明代邓志谟、冯梦龙这里才加以综合改写，蔚为大观。《太平广记》卷十四引《十二真君传》奠定了英雄的成长和建功立业事迹。而唐代也早流传：“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42]

早期的许真君，所斩并非全是蛟龙，只是平息水患的民俗期盼将其作为兴风作浪的蛟龙的克星。曾敏行（1118—1175）叙述许真君平水患业绩：“吉水玄潭观临大江上，江中有旋涡，相传云：有舟没于此，久而不见踪迹，乃出于豫章吴城山下。以为江有别道，由旋涡而入。晋时有蛟为害，尝出没涡中，许旌阳捕逐至其处。旁有巨石，裂而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阳试剑石’。且云：‘旌阳铸铁作盖覆涡上，今水泛时其涡乃见。’”[43]洪迈也写濮州王老志以道术知名，当地有善辩士人谈论正热烈：“忽地下旋涡坼，俄已盈尺，中有鳞甲如斗大，先生谓客曰：‘子亟归，稍缓必致奇祸。’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电雨雹倏起，马蜷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庐百拜乞命，仅得脱……”[44]描绘术士与蛟龙斗智斗勇，实际上隐喻现实世界中人们在躲避、抵御水灾。可见诛灭长江水系蛟龙、水怪也被描写为是由于水兽、水怪兴风作浪。《铁树记》称江南孽龙本为才子张酷，船覆溺水，漂泊沙滩吞火龙珠后不饥，能游泳，一月后脱胎换骨：

遍身尽生鳞甲，止有一个头还是人头。其后这个畜生只好在水中戏耍，或跳入三级世浪，看那鱼龙变化。或撞在万丈深潭，看那虾鳖潜游。不想那个火龙见了，就认得是他儿子，嘘了一气，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来，即能千变万化。于是呼风作雨，握雾撩云，喜则变化人形，而淫人间之女子。怒则变化精怪，而兴陆地之波涛，或坏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为人间大患。诞有六子，数十年间生息繁盛，约有千余，兼之族类蛟党甚多，常欲把江西数郡，滚成一个大中海。[45]

此后是许真君（许逊）将其与诸多蛟党一同诛灭。那么，怎么治理“暴涨患民”的恶蛟？对此，可有消极、积极之分。一种是消极地避蛟、畏蛟。如清人称：“山人善缘，泽人善汹，惟其所习也。镇江儿夏日浴江中，没水深际，忽遇洞府豁然。垒石为门，门数重，儿蹑步入，见白发翁须眉特古，若八九十者。青石方丈，置明珠一颗，巨逾鸡卵，当翁端坐处。乘翁假寐，窃而涌出。”但家人不敢留，白太守，守让其复入水送还，儿送回时翁尚未醒。守杀此儿，理由是保证不了此儿不将复窃。故杀儿息祸，以活一方人命。理由很充分：“翁必蛟蜃之精，修炼数千百年，然后成人形。使醒而失宝珠，恐贻地方忧。”作者认为应觅个如先前陶岘水精奴那样的高手，让其持千金宝剑潜水底戳水怪而夺其珠[46]。

另一种，是以人力积极地对抗水害。抗灾者精心锻造了一些特制工具，当众蛟为强弩射落，漂浮水面时尽行勾起，以根除水患：

有牛形者，有蛇形者，有独角者，有双角者，有生鳞者，有出毛者，有无鳞无毛而光皮者，有无角者，其类不等。仍令绳刃再四搜取，只见水翻，并无蛟浮。武侯思道：“恶类若尽，水不应翻，其中非老蛟则他怪耳。”……于是加入牵袖落底铁链绳刃，犹如翻江一般，只见一蛟似龙非龙，周身带伤飞出水面，欲腾空而走，又为强弩射下而死。再看时，水亦不翻，谅蛟已尽，即命泅手上岸。其铸成铁犼即立于岸，又命兵担土运石，修整被蛟水冲坏之处，其有砂塞者即行挑开。真是为民而不息苦心也。[47]

在晚清汪寄这里，除了运用带有倒须钩的铁链，还大造声势，用配备毒药炮弹的大炮，轰杀、毒杀水中怪物。“响声纷纷不绝。只见红水反涌出来，翻作红涛”；“红水溢涌，随后流出无数奇形异状的怪物”，将水怪绝灭[48]。这是多么精彩的治水患、平水害的象征图景！

总之，蛟龙及其他水兽、水怪兴洪水，水灾乃是蛟龙作怪所致，这一顽强的信奉，一直纠缠着水灾推因与防御，延续到民国。即使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依旧供奉保佑人的神灵。“中国人历来认为龙蛇龟主水，有水蛇顺流而下，一定是上界有了什么吉谕，于是，名门大户、商号洋行都到河堤岸上来恭迎神位，以此祈告上苍保佑津沽父老。……恭迎水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大街，前面是鸣锣开道，4个人夫抬着香案，香案上还燃着香火，那水蛇也乖，就那么抬着脑袋盘在托盘里，后面是社会名流，是富商巨贾，是洋行买办，是北洋遗老，是当今政客，一路走着一路揖拜，再后面是吹奏的响器，最后面是尾随的市民……这就是洪水到来之前的天津，无论在天灾，还是在人祸面前，天津都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49]这一在“庐山”之外的观照，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重视。

然而，更多的还是人力与求神并用的抵御水灾方法。如董含记载淮水暴涨，宝应、高邮，石塘俱坏，淹死者无数。“柳榆高者，仅露其杪。至十七日地震，河堤崩坏，水势益汹涌。济河而上，伊、洛之间，蛟龙突起。黄河董口，水涸沙生，将来运道大为可忧，此谋国者所当蚤（早）计也。”[50]有些水灾言说蛟患难以解释，但有“发蛟”之说，可以部分地消减大众心中的恐慌。震钧（1857—1920）载光绪丁亥（1887）七月，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而到了三年后的庚寅年（1890）更甚，“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街市上的苇席油纸都买不到了，“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余有《畿东水利或问》，即作于是年云。大水时，燕郊村民朱殿洪，以捕鱼为业。小舟出没于巨浪中，专以救人为事，所活甚众。其妻惧其险也，泣涕力谏，不为之止，然卒无患”[51]。

“起蛟”之说还着重揭示灾害体验中目睹蛟龙之类水兽的寓意，王守毅在追忆家乡的纪实中进行伦理化暗示：“嘉庆六年（1801）辛酉，余甫八岁，五月二十五‘龙洗墓’日，大雨倾注，平地水深没腰。相传有蛟起于云路街大成坊桥，蛟乃老鳝，不知何年为鬻鳝人所遗，窜伏桥下，居人往往见之，首大如碗，自是不见。蛟所起处，其地必汪为深潭。”[52]当天此蛟乘风雨飞升，“不害居民，殆善行也”，似在报答当初卖鳝人“放生”之恩，实为城内积水潜行地中出城，“偶为草荐流塞，故城内水深如此”。二十年后的道光二年壬午（1822）五月，“邑南山数起蛟，水势暴涨。乡民于洪流中见一物，犬首蛇身，长数丈，驱涛涌没。不识是何怪也”[53]。

近代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许指严（1875—1923）认为，水旱都是生于风雨云雷，“不过地面上的水汽，经过热度蒸发，轻而上升，便成各种云气……”他澄清了“发蛟”成水灾的迷信，倡扬植树—保持水土以治本：

曾经听见地文学家、地质学家都讲过的。原来有一种山石，上面没有种得树木，因为地力变动，便要常常裂缝，天雨下降，渗到这缝里去，久而久之，越渗越深，必有一天和下面地底的泉脉通连，这时水泉膨涨的势力，非常强大，山石收束不住，只得崩裂起来。那蓄积的水便如翻江倒海，风起潮来，自然闹成极惨的水灾了。只因里面或者冲出些鳄鱼、穿山甲来，愚民没有知识，便当是那个怪物作祟。其实毫不关事的。……树木最会吸收水分。树木越滋长发达，吸收的水分越多，所以山上的树木一发达，便没有这等水灾，而且可免旱灾。[54]

先驳后立，既有理有据又形象生动而切实可行。同时，这也是由古来的经验思维逐渐向科学和理性靠拢。